挤兑风潮还没有平息，我之前的想法又成了泡影，所有的投资者都在等待手中的票据到期，然后获得相应的利息。根本没有人会选择提前兑换，这种状态让我心慌意乱。
有趣的是波士顿报社的编辑应该不会想通，那位银行家是如何承受住这种挤兑狂潮的，可能他也不清楚整个事情。但是他并未罢手，而是选择向我发起猛烈攻击，最神奇的事情莫过于他竟然有了“战友”，其中有一位叫基亚拉能特，是我当年在蒙特利尔认识的。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向报社说我之前服刑的事情，这种消息只要被报道出来，对我简直是致命一击。
不出我所料，8月2号正值礼拜一，波士顿的报纸上就能以非常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破产的消息。这篇报道像“海啸”般席卷了整个波士顿地区，周围也掀起了一些浪潮，再次将挤兑风潮推上了**，我成了众矢之的，如果预算没有差错的情况下，我将会在3天内支出200万美元，这件事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在这种情形下，我不仅要处理挤兑风潮的后续事情，还要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地解决剩下的事情。其实我被所有人背叛了，确切说是被出卖了，我只能孤身一人与他们斗智斗勇。在金钱的驱使下，员工的忠诚显得无比昂贵，让人痛心的是我的一位职员竟然借机想要捞一笔钱财。
他的手段十分卑劣，他竟然使用虚假的姓名从公司开出票据，然后把伪造的发票和其他的票据混在一起，我们很难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做的就是把票据和发票存根对照，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支付，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钱到底有多少，这样会造成一个巨大的财政漏洞。后来我计算了一下账单，这笔钱大约有25万美元。
始作俑者是他，还有剩下的员工进行着这种卑鄙的勾当，我粗略计算了那些伪造的数额比较小的票据，加起来最少也有10万美元。他们的手法非常简单，重复使用那些支付过的票据，经过他们手上的时候不会给那些票据做任何标记，但是所有的账单我都心知肚明。
他们的同伙大都是公司职员，或者是在我公司有过投资的亲朋好友，他们想方设法地修改了发票日期，提前拿走本金和50%的利息。
这种可耻的偷窃行为其实并没有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知道有人在背后偷我的钱财，而且会给我公司的财政造成威胁。我的银行账户面临着透支的风险，这是最严峻的事情，大致有500万美元流失，但是外界的情绪依旧非常高涨，挤兑风潮愈演愈烈……
直到第二个礼拜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安抚投资者，令人紧张的是到了礼拜五还没有把整个事件平息。波士顿的各家报社依旧在对我进行大肆报道，再次通过舆论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我突然变得惶恐起来，真正意识到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了，应该算是我在美国最艰辛的时刻！
为了验证我曾在监狱吃过牢饭的事情，那家报社已经派了最能担任调查任务的人前去蒙特利尔，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必须承认只要那个家伙的消息得到证实，不仅是我的证券交易公司即将倒闭，我还会破产沦为人们眼中的骗子。
审计员莱昂德对我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我还是有十足的把握相信，他会证实我有支付能力，我觉得自己会成为最后的人生赢家。让所有的报社不再间接嘲讽我，让政府和所有的民众相信我，我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于蒙特利尔那边的调查，尽量在审计员宣布我的支付能力之后。这样我就能有充分的时间和理由解决所有的难题，希望一切都能顺利进行。
为了掌控整个局势，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了解那家报社记者在蒙特利尔的所有行踪。以我之前积累的人脉，完全可以追踪到那家编辑办公室的一举一动，当人们还没有看到早上的报纸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所有关于自己的新闻报道，但这些远远是不够的。
我想尽办法在报社发布新闻之前得知所有消息，这样我可以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有的事情都在进行中，我的处境还不算危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报社得到证实之前采取行动，这些都是预备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关于我是怎样获得消息的呢？其实很简单，我的办法是提前拦截那位编辑从蒙特利尔发送的电报，凡是他与报社之间的所有通信我都会拦截下来，尤其是关于我的电报，在报社接收到之前，我手上便可以拿到电报内容的副本。不论他们什么时间进行联系，我都可以拿到信息，甚至说报社的电话也已经被我窃听了。这一定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关于我如何办到的，这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里面牵涉到太多人了，我必须为他们保密。我以100万美元或者更高的价格买下一封电报，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斥巨资吧！
所有的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突然有一名参与此事调查的官员对我表现出恶狠狠的敌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激怒我，但是他一直在我身边诅咒我。对此我的员工对他产生了厌恶，想要驱赶他。我的一位助手信誓旦旦地说会让他从我的办公室里消失。
我的这位助手竟然在美国找到了一位持枪的歹徒，答应这名歹徒若是能将那位官员杀了，就会给他15000美元的薪酬。这是一笔非常高的费用，不论是何等身份的官员，这笔钱都足够了。但是在我看来，让这位成天惹人讨厌的官员去黄泉路完全不值这些钱。
这件事情我全权交给了我的那名助手处理，当事情安顿好之后，这位助手向我汇报了具体的情况，然后非常冷漠地喊着我去现场观看枪击。
我为此暴跳如雷，非常气愤地对他说：“我们一起处事这么久，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难道是一个杀人犯吗？而且你觉得我会赞同这种行为吗？若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定当亲手把你送去警局！恐怕是你不敢去做这件事情！”
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那个歹徒已经在准备了，他十分想要得到那笔钱。”
我跟他说：“你这样做无非是在给我添乱！简直是胡闹！”
他瞬间十分愧疚地对我说：“抱歉，庞兹先生，我以为自己是在帮你。”
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给我帮倒忙，我也不需要你这样的帮助。假设说哪位官员真的阻碍了我，我可以花费50万美元让他在波士顿甚至是美国待不下去。这件事情赶紧收手吧，马上让那个歹徒过来见我，我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和那位歹徒进行了长谈，歹徒说我必须给他4500美元，他才会悄无声息地离开。为了不浪费时间，我给他签署了一张正规的票据，随便写了一个日期，只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件事情得到解决。
不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人生历史上最无知的一次投资。应该没有人会为自己敌人的性命付出“代价”，即使那位官员得知了我的所有行为，依然不会感激我，而是继续追查我。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他非常不礼貌地抓着我的衣襟，在我耳边说：“你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存在！”
我并没有为自己做出任何辩驳，而是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其实我从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后悔为他的投资，他的性命顶多值45美分，而我为他支付的财产远超过他对人们做出的贡献。但是站在道德的高度上，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葬送在我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