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某个人第一次走进石窟寺时，心里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印象，就如同见到了幻境一般。对于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来说，当不远万里、费尽力气来到石窟寺之后所见识到的东西，一定会让他感觉无比兴奋。站在寺庙门外的人所见到的是炫目的光芒，同时还会看到寺庙外各式各样的色彩，它们呈现出一种渐变的状态；同时，人们还会见到金黄色的沙漠，绿色的树木，以及“倒扣”在万物之上、犹如一口瓷碗的蓝天。寺庙内部十分阴凉，走入寺庙后，最先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一尊面对入口的佛陀雕像，这尊雕像十分巨大，似乎是在静静地沉思某事，前面摆放着几块小泥盘，最近来到这里的信徒们在泥盘上焚香供佛，留下了烧剩的香段。这里半明半暗，十分寂静，似乎像是在缓缓消失一样。佛陀雕像表面上只是一座胳膊断掉了的石膏像，但它实际上好似一位在这冥想了无数年的伟人。当我们适应了内部灰暗的光线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墙上的图画。
——艾琳·沃格尔·文森特，《神圣的绿洲》，第67页，伦敦，1953年
秦始皇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君主之一。他统一了度量衡、文字、历法和法律，大修通往都城咸阳的驰道，并命令车同轨；他将自己的帝国分成了三十六郡，给每个郡任命了一位军事长官；他将官员分为二十等爵；他还发动了数场大规模战争，领土最南端达到了广东，同时建造了史上规模最大的防御工事体系，用土质城墙连接起了他的北方堡垒，这就是万里长城的前身，秦始皇修建这套防御体系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匈奴。这位专制君主精力超人，为河流改道，修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把岷江水引入到了山边，建立起了一套运河网络，还给自己修了一座巨大的陵墓，陵墓仿照宇宙布局，拥有河流、海洋和移动的星辰。始皇帝允许全国各地的农民拥有私人土地，但国家若是要展开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就必须要强招劳动力，于是，农民们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小屋，成了和奴隶差不了多少的苦力。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时常出现。
大权独揽的秦始皇安坐皇宫，发号施令，他深知自己所追求的盛大排场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臣民们所流下的血汗与眼泪。他亲自监督征税、政府运作以及军务，希望将过去的历史彻底抹消，让众人觉得他诞生之前的历史空无一物。秦始皇急于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帝皇，同时巩固自己作为秦朝开创者的地位，于是便下令众人收集先贤们撰写的所有年鉴、历史记录和书籍，然后将它们摧毁掉。木片、竹片和羊皮纸付之一炬。秦始皇称自己为黎民苍生的庇护者，没有人能批评他，剑士们会杀死所有持异议的人。
不过秦始皇只当了十二年的皇帝，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在公元前210年去世。强征劳工的做法让农民们终日担惊受怕，生活艰难，于是便起身反对秦始皇的继任者，秦始皇自己的亲信们也在勾心斗角，最终导致秦朝覆灭。取而代之的是汉朝，这一朝代始于公元前206年，在公元220年灭亡。汉朝统治期间的中华大地一片富饶，无比繁荣。当时世界上有两大帝国，一个是罗马帝国，另一个就是大汉帝国。汉朝给中国打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现在有许多中国人仍会自豪地说自己是汉人。
汉朝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引入了来自印度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而神圣的精神世界，其中包括佛陀、菩萨、苦行僧人，同时也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宗教世界。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印度传教者最早可能是在公元前217年抵达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现有资料还不可靠，另外，传说东汉的第二任皇帝，汉明帝刘庄在公元61年时派遣了使臣前去印度，将佛教经文和僧人带回中国，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不管怎么说，汉明帝统治期间，中国肯定已经知道了佛教这门外来宗教，“中央之国”里肯定也有了僧人的身影。不久之后，装载着佛教绘画的商队就开始沿着中亚的大路前进，一路将这些画作运到中国了。这些大路历史悠久，将西亚和远东地区连接到了一块，旁边布满了木头、砖头和泥土建成的僧人居所。
敦煌是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它是一座建有围墙的矩形城塞，位于甘肃西端的一座绿洲内，水源来自于阿尔金山，草场肥沃，牛群众多。甘肃到处都是山峰、干燥的草原以及处于高地、土地肥沃的绿洲，连接着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穿过了这些绿洲。那些在这条大道上生活、以物易物、经营贸易的人们都变得腰缠万贯，因此闻名四海。商队来到他们这里，他们将补给品卖给商队，然后再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最后再目送商队离开。
莫高窟
千佛洞（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以北16公里处，处于甘肃省最西端，可称得上真真正正的世界级奇观。它位于通往印度的商路旁边，汉代富有的旅行者会在这里驻足歇脚，僧人决定在这儿将他们心中的佛陀形象画下来，雕刻下来，创作出令人痴醉的艺术品，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千佛洞。佛教传入到中国西部之后，印度人在庙宇建造方面的一项理念也传了过来，那就是在石壁上凿出寺庙，沟通生者与逝者的世界，让穿行于这两个世界的旅者们得以在这片绿洲中歇息片刻，怀着崇敬的心情观赏各种佛教艺术，进行冥想。
第一座人造佛窟大约建于公元357—384年之间。中亚地区周边有很多这类型的石窟，比如说云冈石窟，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楼兰石窟和克孜尔石窟等等。
如果说人们要进入敦煌石窟中的某一个洞穴的话，一般得穿过一条走道，来到入口大厅，大厅后面又有一个或多个厅。位于同一层的各个洞穴由露台状的结构相互连接，访客能够穿过这些露台，从一座佛龛那出发，走向另一座佛龛，洞窟的墙壁上有美丽的图画。
这些佛窟的墙壁上一定涂着一层黏土，黏土外是一层与石灰混合的高岭土，只有涂完这两层土之后，画手才能在墙壁上作画。中亚的这些洞窟壁画都不是湿壁画，所谓湿壁画指的是画在刚涂上墙的湿石膏上，画完后不加任何黏合剂的壁画。我们说的这些佛窟里的壁画与之不同，它们会和一种黏合剂混合到一块，人们会把它涂在干燥的表面上。
中亚艺术家们的这些作品足足经受了1500多年的考验，有许多画作仍然得以保存至今，足可显示它们的耐久度有多高。不过它们之所以能保存这么久，也和其他一些因素有关。绿洲里的居民和僧人们都迫切地希望这里的朝圣者络绎不绝，所以他们会仔细保管这些宗教艺术品，一旦某些作品因为时间推移而褪色或分解的话，就会对它们进行修缮。在元朝，人们就展开了一次修缮工作，但虽说如此，人们并没有在每一面墙上作画。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们不允许汉人学习蒙古语，娶蒙古女子，会迫害那些持有武器及马匹的汉人，遏制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废除律法，摧残秩序，发行了大量纸币，诱发了通货膨胀。虽说如此，他们并没有对美轮美奂的敦煌壁画下手，而是让僧人们仔细保管它们，甚至还做出了一定努力，争取保护它们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自然环境本身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中国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也藏有许多同样精美的画作，但它们多半都永远消失了，可敦煌地处偏远，气候特殊，这让敦煌壁画有机会幸存至今。敦煌当地的气候极度干燥，洞窟的入口狭窄，能够帮助遮挡直射的光线。有许多洞窟的入口出现了塌陷，让壁画与外界彻底隔绝。另外，中亚常有沙尘暴，它带来的沙土封堵了其他一些洞窟的入口，在四十多年前[9]才有人将这些沙土清走。巴兹尔·格雷在1957年5月造访了敦煌，仔细考察了敦煌石窟，发现有成百上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在洞壁上用各种语言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其中有汉语、维吾尔语、日语甚至是俄语名。最早的一批壁画创作于北魏时期，在北宋时人们停止了作画。艺术家们在五百多年间创作了许多敦煌壁画，可以说集成了中国绘画艺术之大成，它们就在洞壁上俯瞰着我们。
夜半逾城敦煌莫高窟第329窟（初唐）
第一个探索这些洞窟的是奥雷尔·斯坦因博士，他是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和旅行者。斯坦因在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1943年死于喀布尔。当他在1900—1901年造访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时，他对丝绸之路上的于阗城进行了探索，在海拔1402米的地方发掘出了某个文明的遗留物，这一文明曾经在这里过着繁荣的生活。他又在大沙漠的边缘检查了其他一系列重要的遗址，然后来到了中国最西端，最终来到了位于甘肃省的敦煌。斯坦因的远征队在1906年从克什米尔出发，在1907年5月才到达了敦煌。
当时的人们知道绿洲附近有几百处神圣的洞窟，斯坦因对“千佛洞”的故事十分感兴趣，他到了敦煌之后，从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那听来了这样的事情：绿洲北部的峭壁上密布了数百个洞窟，里面藏有许多珍宝，有个道士值守着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他发现了许多经书。
这个道士一直想要让佛窟重获辉煌，但这里不断遭到沙尘袭扰，入口又被天花板上不断下落的碎石给封住了，所以说他所做的是项大工作。当人们将沙尘和碎石移走后，涂有壁画的内墙上显露出了一条裂缝，这条裂缝通往佛寺的前厅。不久之后，人们又发现了一条通往侧室的开口，这个侧室位于灰泥墙后边，是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房间里的经书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附近。
一道木门将斯坦因与这些经书隔了开来，他一个月后又来到了这里，却发现那位道士费尽力气，在门前建了一道石墙。斯坦因耐心地说服了这位道士，让他先给自己看看其中的几份经书，然后再把剩下的交给他。
这位英国考古学家仔细检查了其中一捆经书，发现里面包含绘于丝绸之上的画作，其中的大部分都成了碎片。他日后说道，这些经书似乎是人们突然得到警报之后匆忙藏起来的，可能是遇到了前来抢掠的鞑靼人或者西藏人。这些经文和图画肯定是在10世纪末起就一直存放在这里的。
一年后，法国学者伯希和来到了敦煌，他检查了这些洞穴，拿走了其他的图画，同时也带走了一大批经书。这些无价之宝现在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巴黎的罗浮宫内，还有一部分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
研究者在伦敦仔细打开了每卷经书，有些易碎且布满尘埃的丝绸已经成了几百块碎片，研究者必须清理并复原它们，这项工作十分费时费力。丝绸上的画作丧失了部分色泽，看上去有些发绿，画中的许多人物要么只剩下了轮廓，要么就完全消失了，可是人们却没有展开过任何修复工作。
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研究古物。
拉丁语里的“votum”指的是“神圣的誓言”或者“为还愿而提供的祭品”，而还愿画指的则是出于感激和尊重而呈上的画作，是一种礼品。研究者们修复了部分敦煌还愿画，发现它们有1.8—2米高，底部常出现捐款者本人的面容，通过观察他们具有时代特点的着装，研究者能够大致准确地判断画师们作画的日期。
有张图画上甚至还写了个日期，换算过来是公元864年，当时正是中国艺术的黄金时期，中华文化的巅峰年代，李白和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正云游四方，当时中国的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都注定无人可比。
画中的人物神情和举止乍看上去几乎千篇一律，但研究者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之后发现他们的多样性很高，并且还潜藏着一种象征意义。
在发现敦煌的艺术品之前，欧洲人对于佛教艺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了解日本大师们藏于奈良法隆寺的佛教画作，以及印度阿旃陀的著名壁画。敦煌壁画里有一部分具有印度和尼泊尔风格，一些显露出了西藏风格，其他一些很明显是中国风格的画作，还有些是印度、中国、西藏元素杂糅而成的。
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佛教艺术还有一个中间阶段，也就是东游穿过中亚的时间段，在发现敦煌这些令人震撼的艺术品之前，人们对这个阶段一无所知。
斯坦因1900—1901年时进行了第一次远征，他在于阗这座沙漠城市里找到了一个定居点的遗址，当时的人们在公元3世纪时遗弃了这个地方，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沙尘将这里掩埋了。斯坦因在其中找到了许多书信和文档，它们用的是印度古文字，刻在印有印章的木片上，而木片又被捆在了一起。这些印章起源于希腊，上面有象征雅典娜、赫拉克勒斯和其他神灵的图案。
斯坦因在第二次远征期间来到了罗布泊附近的伊循城遗址，在这里找到了一些佛寺，佛寺里有公元4世纪左右的希腊—罗马式壁画，它们可说是西方文化在中亚沙漠之中结出的硕果，是十分重要的发现。不过造就它们的不仅仅是希腊式文化，同时还有繁荣发展的绿洲文化，它不断延伸，穿越了中国西部的无边大漠，是佛教和印度艺术的重要灵感来源。另外，我们还能从中看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敦煌的某些手稿也是用伊朗的索格底亚那方言写成的。
伊循城遗址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画
中亚地区的艺术十分有趣，这是因为它代表了东西方伟大宗教间的联系。公元1世纪的欧洲和亚洲都充满了各种宗教理念，人们极度真挚地寻求着救赎和永生方面的答案，其力度前所未有。基督教和密特拉教当时正为罗马帝国的宗教领导权而争斗不休，佛教则在朝东扩张。
来自印度的这些新教义孕育了大乘佛教，它不仅追求个人的救赎，同时还以度众生疾苦为目标。菩萨们放弃了成佛的机会，选择拯救受苦受难的众生，所以他们就成了敦煌壁画所重点刻画的对象。大乘佛教源于最初的佛教教义，诞生的时间稍晚。菩萨之中地位最高的是观音菩萨。耐人寻味的是，大乘佛教中最常受人膜拜的这位菩萨有时被刻画为男性形象，有时又被刻画为女性形象。
敦煌绢画《净土变相图》
敦煌壁画除了描绘菩萨之外，还描写了本生故事中的场面，同时也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有关“极乐世界”的画作十分精细复杂，其中包括各种人物、楼阁、亭台、莲花和其他花朵以及载歌载舞的神仙们。
一位叫作摩尼的波斯人在公元3世纪，在中亚东部创立了摩尼教。摩尼在215年出生于巴比伦的色西封，当时那里还是波斯领土，他在波斯传教，也曾远赴中亚东部和印度展开传教。祆教祭司们认定他是异端，将他关了起来，钉在十字架上，斩成两截，往身体里塞满稻草，暴尸示众于君蒂萨布尔的都城。摩尼是一位纯正的波斯人，但他所创立的宗教则是基督教、佛教和波斯宗教的理念所杂糅而成的，里面还有些古巴比伦以及诺斯替教思想。摩尼教徒可以随意宣称自己信奉哪个宗教，具体取决于他们是生活在佛教还是基督教国家统治之下。
在吐鲁番的绿洲之中，摩尼教徒、基督徒和佛教徒曾和谐共处。斯坦因和伯希和将他们从此处发掘的文物带回了欧洲，剩下的大多都消失在了中亚孤寂的大路上，或是被盗匪劫走，或是飘散在风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