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25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大厅举行的全国心理健康协会年度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心理健康的代价”的演讲
为了评估若是忽视精神分析研究结果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首先探究精神分析研究的性质。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将自己划分为可接受的研究和与无意识有关的研究呢？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是，通常，我们不能指望公众会对无意识动机感兴趣。
可以说，通往真理的道路有两条：诗意的和科学的。研究发现与科学路径有关。科学研究可能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工作，但它却受制于有限的对象、实验结果和预测。
诗意真理与科学真理之间的联系当然在人身上，在你和我身上。我身体内的诗人会在瞬间得知全部真理，而我身体内的科学家则只能探索真理的一个侧面。当科学家实现了眼前的目标时，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目标。
诗意的真理有一定的优势。对于个人来说，诗意的真理提供了一种深层的满足，在旧真理的新表达中，就有机会获得新的创造性体验。然而，使用诗意的真理是非常困难的。诗意的真理是一种感觉，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感觉可能不尽相同。通过科学真理，在有限的目标中，我们希望使那些能够使用自己的头脑和能够受到智力因素影响的人，在某些实践领域能达成一致。在诗歌中，真实的东西会被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规划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科学。但科学会对人性问题感到困惑，并且往往倾向于忽略整个人类。
我在电视上观看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国葬时想到了这一点。当我悠闲地坐着时，我却感到筋疲力尽，令我不堪重负的是棺材的重量和那八个抬棺人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巨大压力。仪式的重担落在了这些仪表得体的人的肩上。据传其中一个抬棺人几乎崩溃，传言说那具以铅镶边的棺材重达半吨，后来被减至250千克。
现在，我认识了一位发明家兼应用科学家，他有一个想法。他发明了一种很轻的棺材，并试图将其投放市场。如果这个人咨询了十几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普遍共识，即抬棺人肩上的负担其实是无意识的罪疚感，是悲伤的象征。一具轻便的棺材意味着对悲伤的否定，是一种轻浮。
诚然，任何有感情的人都可以对这一点做出诗意的反应。但现在考虑成立一个计划委员会，由高级公务员为另一场国葬做准备。在高级智力加工领域，人们必须找到诗意真理的替代品，这被称为科学探究。人们会将科学引入其中，第一个科学实验将关注肩负沉重负担的男性的血压变化。一百个研究项目会跃入脑海。但是（这是个问题）若汇总这些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会把我们带到无意识象征的概念和悲伤吗？这就是精神分析所要为我们做的。我必须要问：精神分析研究该如何被使用？什么调查可以被称为精神分析研究？
（我想我必须忽略精神分析师们为彼此写的所有东西。）
精神分析研究不能局限于适合物理科学研究的模式。每个分析员都在做研究，但研究并不是按照这样的计划进行的，因为分析员必须遵循正在接受分析的人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不断成熟的目标。这一事实是永远都无法回避的。患者的治疗不能因研究需要而被扭曲，也不能重复进行观察。最好的办法是分析员回顾所发生的事情，将其与理论联系起来，并相应地修改理论。
毫无疑问，研究项目是能够被计划的，我现在就可以给出一个计划：一个合适的研究人员，具备人类成长理论的相关知识，可以带着一笔费用和一个简单的问题，正式拜访10位分析师。我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具体例子。问题很可能是：在过去一个月里，你一直在进行的分析材料中，“黑色”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就这篇材料，可以写一篇有价值的论文，论文将包括出现在患者梦中和儿童游戏中的黑色概念，它将揭示这个概念所承载的无意识象征意义，以及各类人对黑色的无意识反应。第二个问题是：你的观察结果是支持了当前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反映了这些理论有被修正的需要？其中一个结果是，关于黑色在无意识中的意义，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但还有很多尚不明晰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挖掘。
忽视这项如此容易完成的研究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一个代价是白人对黑人的持续误解，以及黑人对白人的持续误解。每一位在工作中保持清醒的执业咨询师都在进行系统化的观察，但如果我们浪费了这些观察，那么代价会是什么？
据观察，精神分析研究与老鼠和狗、扩展的室内游戏或统计评估几乎没有关系。精神分析研究的材料基本上是人——人的存在、感觉、行为、联系和思考。
对我来说，分析研究是分析师的集体经验。这只需要智能组装。我们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观察，但我们的理解有很多都被白白浪费掉了。我们的工作确实与无意识动机有关，这切断了我们与规划者的联系。为了找到公众来阅读他的发现，研究人类事务的科学家必须忽略无意识。
也许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无意识动机并不是公众会感兴趣的事物，除非它以某种艺术形式具体化。接受这一点之后，我们便可以再次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回答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维持现状，沦为经济、政治和命运的玩物。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没有任何怨言。
接下来，我只列举一些例子，说明社会对将无意识概念与科学探究相结合起来的负面反应时，代价有多高昂。我在列举这些例子时，并没有想到它们会有什么用处。我不需要在这里证明精神分析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诚然，精神分析确实为精神分析学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甚至当一个案例作为治疗程序失败时也是如此。如果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简单主题是对的，那么当一个人希望被教导如何与健康或病态的个体打交道时，心理分析培训和心理分析实践就应该得到高度评价。
下面来假设研究人员不是在询问“黑色”，而是询问战争、炸弹和人**炸。
战争。讨论战争对个人或群体的无意识价值实际上是一种禁忌。然而，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付出的代价肯定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炸弹。可以研究热核物理学及其在炸弹方面的应用的无意识象征意义。关注边缘病例（精神分裂症人格）的分析员掌握了这一领域的信息。在我看来，原子弹之于物理学，就如人格解体之于动力心理学。
人**炸。人**炸通常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的，但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这个主题不包括“性”一词。当然，控制人口过剩的困难已经进入了日常精神分析的实践领域。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学会控制他所学到的东西，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人想知道对人类情感的仔细审查和私人研究会揭示出什么。
现在我会花点时间进入精神科医生所涉猎的广阔领域，尽管严格来说，我并不是一名精神科医生。
成人精神病学
在某些为成年精神病患者服务的医院和诊所，精神科医生在其现代人道主义态度中加入了一种尝试，以应用精神分析的发现。其他医院和诊所对这种人道态度无可指摘，当数百甚至数千名患者挤在一个机构时，这种态度本身就很难做到。
在理解抑郁现象方面，有一项精神分析领域的重大贡献正欲被应用于普遍的精神病学领域。其中一点（我只选择一个细节）可能是允许抑郁的人抑郁，并被他人照顾着生活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可以通过心理治疗，抑或不通过心理治疗来解决自己的内部冲突。
人们有时渴望使用“避难所”这个古老的词，如果它可以指的是某些类型的抑郁症患者需要休息的地方的话。这里的代价必须以“人类的浪费”和痛苦来衡量。一个实际的细节是，公众应该接受自杀是一个悲伤的事件，而不是将其视为精神科医生忽视的事情。自杀威胁是一种勒索，会使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过度治疗和保护他的抑郁症患者，这干扰了他对常见抑郁症患者的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管理。
正如你们今天从生物学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更具争议性的主题是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裂症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疾病，是遗传和生化功能紊乱的结果。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但精神分析也有贡献。由于诊断上的错误，精神分析学家曾被迫去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开始对那些将精神分裂症症状带给精神分析学家处理的人发表意见。在精神分析学家的这项工作中，精神分裂症表现为人格结构的紊乱。
有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的精神分析师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朋友，这位精神科医生会接纳并照顾他的一个处于崩溃阶段的患者，这位精神科医生会邀请精神分析师继续主管该患者关于心理问题方面的治疗。由于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相互猜疑，许多精神分析研究被搁置。这一领域跨学科活动的价值与其说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衡量，不如说是从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病学家的教育角度来衡量。
总的来说，在精神分析领域内，人们倾向于认为精神分裂症源于早期婴儿阶段成熟过程的逆转，而在婴儿阶段，绝对的依赖是一种事实。这将使精神分裂症进入普世的人类挣扎的领域，并将其排斥在特定的疾病过程之外。就事实而言，医学界迫切需要这种理性认知，因为人类挣扎引起的疾病不应与继发于退化过程的疾病相提并论。
我还不能提及我自己的研究主题——“儿童精神病学”，因为若要在此做一个简明的陈述，那至少需要一本书的篇幅。
医疗实践
医学实践领域和精神分析领域之间有着如此广阔的互动领域，以至于我除了提及它，再也别无他法。医生和精神分析师之间需要整合，患者分裂人格的两个方面也需要被整合，在这两个方面，心身障碍隐藏于精神障碍之下。如果管理患者的人意见不一致，那心身失调的患者如何实现整合？
在所有这些领域，现在都有专业组织试图去弥合差距，并整合包括精神分析学家在内的各种研究工作者群体的研究结果，他们总是在笨拙地兜售无意识动机这一概念。
教育
在教育领域，不使用精神分析研究成果的代价可以用忽视幼儿园和初等教育来衡量，这一切都归功于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cMillan）、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等人所做的工作。它可以衡量为失去创造性学习的机会，而不是被教授知识，或者由于缺乏隔离情绪障碍型儿童，特别是那些不良环境下的儿童的设施而干扰到正常儿童的教育。
具体来说：在伊顿公学或任何为家庭完整的正常儿童设计的学校的体罚，根本不能与在学校对贫困或反社会的男孩和女孩进行的体罚相提并论。然而，写给《泰晤士报》的那些信件往往忽视了这一事实。但是，体罚的概念对儿童来说有着不同的无意识意义，这取决于他们是健康个体，还是病态个体。教师需要了解儿童保育的动态，就像他们需要被教导要教什么一样，老师们也需要接受教育诊断方面的指导。
母婴关系
我将简单地提及母婴和亲子关系的领域，因为我已经写了我对这个主题的精神分析贡献。然而，我要提醒你们，精神分析往往表明心理健康的基础不仅是遗传的，也不仅是偶然事件。对孩子来说，心理健康的基础是由母亲悉心照料的婴儿期，以及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家庭中度过的整个童年期所积极奠定的。
因此，精神分析研究在最大程度上为“足够好的母亲”提供了支持，使其能够自然地、足够好地照料自己的婴儿。当父母的合作存在并继续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时，精神分析研究会在最大程度上为其提供支持，并对家庭给予最大的支持，特别是在两个发展节点：学步期和青春期。此外，它还为教师-家长互动提供了同样的支持，这是潜伏期教育的最佳特点。
青春期
结合其他人在这一发展阶段所做的工作，精神分析研究为青春期及其与青春期的关系的一般理论做出了贡献。目前，全世界普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还涉世未深。或许这个事实本身（至少部分）是源于精神分析研究所带来的原则的积极成果。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那些重视家庭、认为个人需要家庭环境的人，可以在精神分析研究中找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力的支持。心理分析表明，个人成长中的成熟过程需要一个促进环境，而这种促进环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事物，具有自身的发展特征。
家庭医生
用一句话来概括家庭医生的任务是一个诱人的话题。在卫生服务机构成立之时，对精神分析师进行调查，就会发现当时已有的关于社会上潜在的无限疑病的知识，以及医生中相应的疑病焦虑，这也解释了为何会有过度开处方这一现象。然而，由于规划有其自身的无意识动机，因此期望在规划时要求提供此类信息是不合理的。这里的代价是高昂的。
此外，我们已经采集到一种信息，即公众不喜欢医生，并嫉妒他们，而每个公众成员都热爱并信任自己的医生；或者反过来说，公众将医学职业理想化，但与此同时，个体成员无法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医生。对医生的看法，公众和个人的感受往往是对立的。医生们也陷入了同样的无意识动机的冲突中。他们中的佼佼者过于劳碌，无法站出来客观地看待他们的问题。
反社会倾向的特例
也许社会对精神分析结果最积极的利用是在处理反社会行为问题上。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反社会儿童的检查会带出一段剥夺历史，以及儿童对特殊创伤的反应。这样一来，研究反社会倾向的动力学阻力就小了，因为所发现的并不完全是无意识动机。在适当的情况下，儿童的实际剥夺体验通常可以被医师获悉，而无须借助分析过程。社会很好地利用了鲍尔比和罗伯逊夫妇在分离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实际成果就是在一些儿童医院建立了方便探视和住宿的制度。关于这项研究的进一步应用，可以说，在战后几年，寄养之所以迅速取代大型机构的一个原因是，寄养成本要低得多，因此，这种方式得到了最高级别的财政支持。
对已知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的代价是以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来衡量的。但这里有一个积极的特点：1948年的《儿童法案》。它是针对犯罪的预防医学，也许是我正在研究的整个领域中最好的一件事。
红利
我无意完全悲观。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渗透到了生活、文学和视觉艺术中一样，动态心理学的许多原理也对婴幼儿的照料、教育和宗教实践产生了影响。无论在哪里，分析师的研究都加强了一些人的力量，这些人从个人情感成长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看待健康的视角是：一个人从依赖走向独立是一段旅途。儿童在适当的时候（即在青春期之后而不是青春期）会逐渐去认同这个社会，以成年人的身份去承担社会的维护和改变方面的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总有一天会接受，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现有趋势一致，即一种不会侵犯个人尊严的社会概念。如果这个世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能幸存下来，那么人们将会发现，无意识动机这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已经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基本元素，而精神分析研究将在拯救世界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若是没有无意识动机的概念，世界必然难逃厄运。如果在厄运成为既定事实之前，无意识动机能够被普遍接受和研究，那将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