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载述了从春秋末年到汉初以工商业致富的货殖大家的活动，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工商业的发展，故以货殖命名。货指财富，殖言增长，货殖者，言如何增长财富。本传的序言，论述了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认为出现农、工、商、虞的分工是社会经济、人俗发展的必然之势。他把商业作为人民衣食之源来考察，强调农、工、商、虞四业并重，从而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语译】
《老子》说：“把天下治理得最好的时候，即使邻近国家的人民互相望得见，鸡狗的叫声彼此听得到，老百姓也会认为自己的饮食甘美，自己的服装漂亮，本地的风俗习惯最安适，爱好自己的事业，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一定要把这样的至治作为追求的目标，把近现代拉回古代去，即使把人民的耳朵、眼睛都堵塞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情况，我说不上。至于像《诗经》《尚书》里所讲的，从虞舜、夏朝以来，人们总是爱听悦耳的声音，爱看悦目的颜色，爱尝各种禽兽家畜的肉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而内心以权势显赫为荣。这样的风气影响民心已经很久了，虽然挨家挨户用《老子》的妙论去劝导，也始终不能改变。所以，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其次是引导，再次是教诲，更次是用刑罚制度来约束，最下是与人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富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和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木樨、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牙、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盛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兽筋、兽角，铜铁则在相距千里的山间星罗棋布：这就是物产分布的大略情况。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好的，即老百姓通常衣食、养生、丧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田地靠农民耕作来供给食物，山泽靠虞人开采，器物靠工匠制造，货物靠商人流通。这哪里用得着发布政令、征召调遣和规定时间聚会呢？各行业的人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货物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转化为贵，贵到极点就要转化为贱，各自努力精通自己的业务，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日日夜夜不停息，不用召唤，人民自己来了，不用追求，人民把所需都生产出来了。这难道不是既符合规律，又合乎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周书》说：“农民不耕种，粮食就缺乏；工匠不生产，器物就短缺；商人不做生意，吃的、用的和钱财就会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财物就会匮乏。”财物匮乏山泽也得不到开辟。这四个方面，都是人民穿衣吃饭的源泉。源泉大就富裕，源泉小就贫乏。源泉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有的贫困，有的富裕，没有人能够改变，而聪明的人钱财总是感到有余，愚笨的人经济总是感到拮据。所以，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是盐碱地，居民又稀少，但由于姜太公鼓励妇女纺织，极力重视工艺技巧，注意发展鱼盐的生产，并向四方流通。结果，其他地方的人和物产，就像钱串子穿钱和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积到齐国。所以，齐国出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供全天下人所用，从东海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一度衰落，管仲重振太公的事业，设置了理财的九个部门，齐桓公因此称霸，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管仲自己也建筑了三处庭园，他的身份虽只是一个诸侯大夫，但其财富却可与各诸侯国的国君相比。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
所以说：“粮仓装满了，人们就会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百姓才讲求荣誉和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了以后，喜欢去做仁德的事；小人富了以后，也会乐于公共事务。河湖深了，鱼类就会生长；山林深了，野兽就去往那里；人富有了，仁义也会归附。富有者得了权势，越发显赫；失势者则客不上门，因而心情不快乐。夷狄更是这样。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会因触犯法律而在市上被处死。”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的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还要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籍的一般老百姓呢！
从前，越王句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而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了解战争，才能做好准备。了解货物什么时候为人需求，才算懂得商品货物。时用和物产二者都了解清楚了，则供求行情也就显现在眼前了。所以，岁星在正西方，则丰收；岁星在正北方，则歉收；岁星在正东方，则闹饥荒；岁星在正南方，则干旱。所以，旱则备船，涝则备车，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道理。每六年一次丰收，每六年一次干旱，每十二年一次大饥荒。出售的粮食每斗二十钱则伤农，九十钱则伤商贾。商人吃亏，则钱财无所出；农民吃亏，则田地荒芜。粮价每石高不超过八十钱，低不少于三十钱，则对农民商人都有利。平价出售粮食，调节物价，则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废，这是治国的道理。囤积货物，一定要坚好之物，不要积压资金。以货物去贸易时，容易腐败和腐蚀的货物不要留存，不要囤积以求高价。评估货物的过剩和短缺，就会知道物价贵贱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反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则反归于贵。货物贵时就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货物贱时就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要使财物钱币的流通周转像流水一样。”句践按照计然的办法治国十年，国家富足，就拿出丰厚的钱财赏赐兵士，使兵士们在战场上不顾箭射石击，冲锋陷阵，就如同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迫切，终于报了仇灭掉吴国，炫耀军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协助越王洗刷了会稽被围之耻后，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项，越国只用了其中五项就实现了愿望。既然他的策略已施行于治国，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乘小船漂游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是货物交易之地。他就治理产业，囤积货物，乘时投机，追逐利润，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产业，要能择用贤人，而又把握时机。十九年的时间，他三次赚得千金的财富，两次分散给他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就喜好施行美德之事。他年老力衰后，任由子孙继承其家业而有所发展，终于积聚财产一万万。因此人家说到富人时都称誉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去做官，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做买卖经商。在孔子七十多个学生中，子贡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学生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巷子里。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驾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聘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同他平等行礼。孔子名扬天下，是因为子贡在人前人后宣传辅助他。这就是所谓的形势之助而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是周人。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的变化，故而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之道。当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绵；蚕茧成熟时，他买进锦帛棉絮，出售粮食。太岁在卯位，则五谷丰登；转年歉收。太岁行至午位，则发生旱灾；明年年景会好。太岁行至酉位，则又丰收；转年年景变坏。太岁行至子位，则天下大旱；第二年年景会很好，雨水会多。太岁复至卯位时，他积累的货物比常年增加一倍。要增加钱财的收入，他便收购下等的谷物；要增长谷物的产量，他就收购上等的谷种。他淡薄饮食，控制嗜欲，节省穿戴，与劳动的奴仆同甘共苦，抓住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取食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经营产业，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敢决断，仁德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不能有所坚守，则虽然要学习我的经营之术，我终究不会告诉他的。”天下人论说赚钱生财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吧，而且又有所成就，并非随随便便就能成就的。
猗顿是以经营池盐起家的。而邯郸郭纵是靠冶铁成就家业，其富有的程度可与王侯等同。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衍众多时就抛售，再换取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来偿还，送给他牲畜，他的牲畜多到用山谷来计量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地位与封君同列，可以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请。而巴郡寡妇清的祖上占有朱砂矿，独揽其利益有好几代，家财多到无法计算。清是个寡妇，她能守住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以客礼相待，为她修筑一座“女怀清台”。那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的乡下人、畜牧业主，巴郡寡妇清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受到皇帝的平等礼待，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依赖他们的富有吗？
汉代兴起，天下统一，开放城关、桥梁，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商贾得其所欲，而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强宗名族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肥沃的平原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和夏后氏实行贡赋时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定居在邠地，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所以这些地区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耕，种植五谷，重视土地，不轻易做坏事。到了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在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靠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大商贾。秦孝公、秦昭王治理咸阳，汉朝借此为都城和长安的诸陵所在，四面八方的人和货物像辐条聚集车轴一样而来此会合，地小人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姜、丹砂、石材、铜、铁和竹木器具。巴蜀的南边抵达滇僰，僰人多被掠卖为奴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牦牛。巴蜀四周山岭阻塞，而有栈道千里，与关中地区无所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制其口，用出产的多余之物交换其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地区风俗相同，西有羌中的地利，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关中地方也十分偏远险阻，只有京师长安控制着交通路口。所以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但估量其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平阳，殷商定都河内安阳，东周定居于河南。河东、河内、河南处在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足，是帝王们交替建都居住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俭省，老于世故。杨与平阳两邑，向西可至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至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近匈奴，屡遭匈奴掠夺。人民崇尚刚强好胜和侠义，不乐意从事农业商业。但因邻近北夷，军队经常往来，从中原运输来的财物时有剩余。当地汉夷杂处，自晋尚未三分时，已对民风的剽悍感到忧虑，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厉害了，当地民俗还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平阳两邑人民在此间经营周旋，得其所欲。温、轵地区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至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区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纣王**乐之地还留有殷人后裔，其民俗急躁，仰赖投机取利度日谋生。男子们时常相聚游戏，慷慨悲歌，白天则纠合一起杀人越货，晚上则挖坟盗墓，制作赝品，冶铸私钱。多有美色女子，去当歌舞艺伎。她们弹奏琴瑟，趿着鞋子，往往献媚权贵豪富，进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郑、卫。郑、卫风俗与赵相似，但因地近梁鲁，注重端庄，崇尚名节。卫国从帝丘迁都到野王，野王地区民俗好气节、侠义，这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的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邻近。从上谷到辽东，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到侵扰，民俗与赵、代地区相似，人民迅捷凶悍，缺乏思考。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制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向东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泰山之南是鲁，其北则是齐。
齐地依山靠海，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绸、布帛、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其俗宽容舒缓豁达，足智多谋，好发议论，乡土观念重，不易动摇外流，害怕聚众殴斗，而敢于持刀刺杀，所以多有铤而走险的抢劫之徒，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皆备。
邹、鲁两地濒临洙水、泗水，还留有周公遗风，民俗喜好儒术，具备礼仪，所以当地人民小心拘谨。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村水泽的资源。地小人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其衰落之时，人们经商争利比周人还厉害。
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连接巨野，这是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是这儿的都会。从前，尧制作陶器于成阳，舜打鱼于雷泽，汤王定都于亳。这里民俗还有先王的遗风，宽厚庄重，多君子，喜好农事，虽没有山川的富饶，但人们能省吃俭用，以求财富的积蓄。
越、楚有三个区域不同风俗。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剽悍轻捷，好发怒，土地瘠薄，少有积蓄。江陵是原楚国的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物产丰富。陈在楚、夏交会处，流通鱼盐货物，百姓多是商人。徐、僮、取虑地区的人民则清廉刻苦，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地区是东楚。这里民俗与徐、僮相似。朐、缯以北，民俗与齐相同。浙江以南则与越相同。吴是吴王阖闾、楚春申君、汉初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游说的子弟来此聚集的地方，东有海盐的富饶，以及章山的铜，三江五湖的资源，成为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地区，民俗大体类似西楚。楚的国都本为郢，后迁都到寿春，寿春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南有长江，北有淮河，交通便利，是皮革、鲍鱼、木材的集散地。因与闽中、于越风俗相混杂，因此，南楚地区人民好言辞，说话乖巧，少信用。江南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多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储量不多，开采得不偿失。九嶷山、苍梧山以南至儋耳一带与江南地区风俗相同，尤其混杂有杨越风俗。番禺是这里的一座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集散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的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这里还留有先王的遗风。颍川人淳朴恭谨。秦朝末年曾迁一些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临汉水、长江、淮河。宛是一个都市，民俗混杂，好劳作，多以经商为业；居民放任侠义，与颍川地区相交往，因此至今还称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物产有多有少，民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人吃海盐，山西地区人吃池盐，五岭之南、大漠之北的一些地方往往也出盐，大体说来就是这样。
总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食用米饭和鱼类，刀耕火种，水淹除草，瓜果螺蛤，不需要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由于地势好，食物多，没有饥荒的忧虑，因此人们多好吃懒做，苟且偷生，没有积蓄而多贫穷。由于这个缘故，江淮以南既无受冻挨饿之人，也无千金的富家。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宜种植五谷桑麻和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居民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的人民勤于农业，重视人口。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方也是这样，而且加以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发展手工业，投机谋利。燕、代地区的居民种田、放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辩议论，忠义之士及隐居深山之士为自己树立声誉，最终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做官长久，时间长久就更加富有；商人薄利多销，买卖公道，也能致富。求富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就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中，攻城先登，陷阵退敌，斩将拔旗，冒着箭射石击，赴汤蹈火，是重赏的驱使呀。那些乡里的少年，杀人掩埋，抢劫作奸，挖坟盗墓，私铸钱币，侠义相许拉帮结派霸占钱财，借助交友报仇，明抢暗夺，不顾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走像马一样狂跑，其实都是为了财利呀。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梳妆打扮，弹奏琴瑟，拖曳长袖起舞，踩尖头的轻便舞鞋，目送秋波，用心招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长年少，图的是荣华富贵。游手好闲的公子，戴冠佩剑，装饰讲究，外出车马成排，这是为了炫耀富贵。猎人渔夫起早摸黑，冒着霜雪，奔波在深沟山谷，不顾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野味。驰逐赌场、斗鸡玩狗之徒，互相争吵，自我夸耀，必争胜利，是因为看重输赢。医生方士靠技术谋生的人，劳神过度，竭尽其能，是为了得到上等的精米。官府吏士舞文弄法，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怕砍头之罪，这是他们沉醉于贿赂之中呀。农、工、商、贾储蓄增值，原本就是为了追求富贵财货。人们只会绞尽智能聚财，终究不会留有余力而把财富让给别人的。
谚语说：“百里之外，不贩卖柴薪；千里之外，不贩卖粮食。”在一地居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居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居住上百年，就要积德招来人民。所谓积德，是指有道德而能招来人民的人。现在有些人既没有官职俸禄，也没有封爵采邑，但生活快乐能与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人们称他们为“素封”。有封邑的人靠租税为食，按标准每户每年交的租税是二百钱。享有千户人家的封邑，一年的租税收入二十万，朝觐天子、聘问诸侯、祭祀供享的费用都从中支出。庶民百姓，农工商贾，如果家有万钱，按利息收一年有二千，拥有一百万钱财的人家就可得利息二十万，而雇人服役、租税徭役的费用从其中开销。这样的人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穿好的，吃好的，享受一世。所以说，在陆地牧马二百蹄（五十匹），养牛蹄角一千（一百六十七头），羔羊脚一千（二百五十只），草泽中养猪脚一千（二百五十头），水面占有年产鱼千石的鱼塘，山中拥有一千棵成材的大树——安邑千株枣树，燕、秦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千株楸树，陈、夏千亩漆树，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子，还有在大国有万户都邑的近郊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一项财产的人，其收入就可与千户侯相等。然而这些都是富有的资本，不用到市场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去奔波，坐享收成，本身既有处士的名义而又有丰厚的收入。如果有人弄到家境贫困，双亲衰老，妻儿瘦弱，逢年过节连祭祀祖宗鬼神的钱也没有，至于送人礼物，凑钱聚餐，更是囊中羞涩，一家生活吃穿铺盖不能满足，这样自己还不感到羞愧，那就不值一提了。没有钱财就得靠出力过日子，稍有钱财就得靠斗智求富，已经富饶了就要逐利争时，这是一般规律。当今发财不是冒险取得的，那就要受到贤人的称赞。所以，靠农业致富的为上等，靠工商末业致富的次一等，靠奸诈取巧致富的为最下等。既没有隐居山林的奇士德行，而又长期贫困的人，却爱好空谈仁义，真是够羞耻的了。
凡是普通百姓，财富相差十倍的就要低人一头，相差一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相差一千倍的就要受人役使，相差万倍的就要给人当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说起来，以贫求富，农家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文彩不如倚门当街做买卖，这说的是工商末业，是贫穷人求富的手段。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一年之内，要出卖酒水千瓮，醋酱千缸，饮料千缸，屠宰牛羊猪皮千张，贩卖谷物千钟，柴草千车，拥有船只总长千丈，木材千株，竹子万株，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漆器千件，铜器千钧，木器、铁器和染料千石，马蹄口一千（二百匹），牛一千只脚（二百五十头），羊、猪一千双，奴隶手指一千（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丝絮细布千钧，彩色丝绸千匹，粗布皮革千担，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瓶，鲐鱼、鮆鱼千斤，小杂鱼千担，腌咸鱼千钧，枣栗三千担，狐貂皮裘千件，羔羊皮千石，毡毯千条，水果蔬菜千钟，还有高利贷资本千贯，交易中间人中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老实的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些人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形。至于其他杂业，如果没有十分之二的利润，那就不是我所要追求的财富了。
请允许简略说明当代千里之内，贤能之人所以致富的情况，以使后人得以观摩选择。
蜀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经营冶铁致富。秦国打败赵国，迁徙卓氏。因为卓氏是被掳掠的，只有夫妻二人推着小车，去往迁徙地。那些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余财，争相送与官吏，要求把他们迁徙到近处葭萌县。唯有卓氏说：“葭萌这个地方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下有肥沃的田野，长有形状像蹲伏鸱鸟的大芋，人一辈子也不会挨饿。百姓善于交易经商。”于是要求迁到远处。到了临邛，非常高兴，便开矿冶铁，运用计谋策划，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人，富有达到奴仆一千人。他田园水池游猎的享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是从事冶铸业，他把产品卖给南越少数民族，其富有可与卓氏相比，他们都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祖上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经营冶铁业，修筑池塘养鱼，赶着成群车马游访诸侯，都得益于经商发财的便利，由于出手大方与王侯交友，享有贵族公子的名声。他赚的钱很多，超过了他交际王侯所投入的本钱，赢利超过斤斤计较的商人，家庭富有达数千金，因此，南阳人做买卖完全效法孔氏的手法而派头十足。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以曹邴氏尤甚，他从冶铁起家，财富高达万万钱。但家中父兄子孙都遵守一个家规：一切经营都要有经济效益。他家放债，做生意遍及郡国各地。在邹鲁地区有很多人放弃经术而追求发财，其原因就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国风俗贱视奴仆，而只有刀间看重他们。狡猾剽悍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只有刀间收留他们，让他们去追逐渔、盐等商业上的利益，或是让他们乘着成队的车马去结交郡国守相，刀间更加信任他们。最终刀间得到他们的帮助，积累财富数千万。所以人们说：“宁爵毋刀。”说的是出外求取官爵倒不如在刀间那里为奴，刀间能够使唤家奴而富足，而又能让他们竭尽全力。
周地人本是节俭的，而以师史尤甚。他运货的车辆数以百计，通商到各郡国，无所不到。洛阳处在齐、秦、楚、赵的中心，一些贫民在富商家中学做生意，并以长久被富商留用经商来夸耀，屡次带领商队路过乡里不入家门，师史充分信任利用这些人，才能致富七千万。
宣曲任氏的祖先，做督道的粮仓看守。秦朝衰败之时，豪杰们争相夺取珠宝，而只有任氏把仓库的粮食藏在地窖里。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农民不能耕种，米价涨到一万钱一石，豪杰们的金钱珠玉全都归于任氏所有，任氏以此致富。富人争相奢侈，任氏却放下富人身份十分节俭，努力耕种和养殖牲畜。种粮养牲的人们都争着买进廉价的，只有任氏专门买贵的质量好的。任家富有，延续数代。任氏的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邻的表率，因此，他凭借富有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拓边塞的时候，只有桥姚得以有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万只，粮食以万钟计算。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都要从军出征，需要借高利贷置办军器，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君的食邑国在关东地区，而关东战争胜败未决，不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一千金放贷，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战乱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的利息收入十倍于本金，成为关中的富家。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人家，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县、杜县的杜氏，家财也有万万金。
以上说的都是显赫最有本事的人。他们都没有官爵封邑俸禄，也不是靠违法作奸而致富的，而是靠预测商机，研究市场供求，一举一动都要紧跟时势以获取利润。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以置办田产从事农耕守财，就像君王用武力取天下、用文治守天下一样，变化而有节度，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努力从事农、牧、工、虞、商贾的人，运用权谋并能抓住有利时机成了大富，大者富倾一郡，中者富倾一县，小者富倾乡里，这样的人多得不可胜数。
依靠节俭和勤劳是生财的正道，但致富还要出奇制胜。种地是笨拙的职业，而秦扬以此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是违法的勾当，而田叔以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发财。走街串巷的小贩是男子卑贱的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致富。贩卖油脂是耻辱的事，而雍伯得利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却能赚到千万。磨刀是小手艺，而郅氏却能因此富有。卖羊肚儿是不起眼的小食品，而浊氏却因此而有成队车马。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以此致富鸣钟佐食。这些都是靠心诚专一达到的。
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财货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能聚集财富，没有才能的人财产**尽。千金之家可比一都之君，有亿万家财的人，便能与王者同样享乐，这难道不是所谓的“素封”？难道不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