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析】
《货殖列传》内容丰博，初一看有些杂乱，传记不像传记，论文又不像论文，写人物又写地域，欲说难理头绪。时间上，从古到今；地域上，全国范围，全都包容了。《货殖列传》是一篇奇文，奇就奇在把古今商人、四方物产与地理融于一篇，冶于一炉。从古到今，正是司马迁对经济发展做贯通的考察，具有探索规律的明显意图，这在古代是了不起的识见。
全文分五个段落，简析之如次。
是传序，司马迁写的一篇经济论，从历史的发展之势揭示了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人人欲财，个个追求，因此，治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经济发展、商业活动没有地域限制，人们的生活要求没有止境，全天下之材之物皆为我用，这就要农工商虞共同分工来开发。所以开篇就把道家的小国寡民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清心寡欲的理论与历史时势不符，即使挨家挨户劝说，人们也不会接受。司马迁的论述从理论上剥去了禁欲者虚伪的面纱。
写秦代及以前著名商人的言行及社会、政治效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报强吴，就是生聚增财的结果。同时写了范蠡、白圭、猗顿、乌氏倮等先秦商人的活动，总结了他们的治生经验。
写汉初全国一统的生产发展，司马迁提出了区域经济的理论。分全国为四大经济区，次第记叙各经济区的物产、交通、城市、商业和民俗，可以说是一篇精彩的天下周游指南。
写人的本性就是为了过美好生活而追求财富，由于财富多少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等级。司马迁生动描写的人类社会逐利图，说明人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人欲的负面影响带来争利争斗并形成等级差别。这些都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司马迁把剥削、压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视人间不平为合理，当然是唯心主义观点，这是那时人们的历史局限性，是阶级存在的客观现实，被司马迁勾勒出来，应该也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这里唯心与唯物是交织的，古人不能分野，不可苛求。
生动地论述了汉代著名商贾的业绩，结尾强调人才在致富中的作用，才智高超的人，经营任何行业都能致富，成为“素封”。旨意在于说明，财富可求，人人可致富。
《货殖列传》的五个段落层次，在原文结构大段落中用段意做了简明的概括。下面着重对《货殖列传》全篇的内容以及司马迁灌注的货殖理论进行罗列和阐释。
《货殖列传》的理论建树是多方面的，它使司马迁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其中关于治生规律，即商品经济规律的一些揭示，甚至是超前的杰出思想。举其大端有以下几个方面。
1．首创经济史传，意识到经济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司马迁第一个为商人立传，总结治生之术，开创了经济史传，触摸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力图从经济条件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的意识。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创造，而且是产生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实在是了不起的。
司马迁如此重视财富，他希望人民富裕、社会富裕。为什么要致富？因为财富可使社会安定。司马迁认为，追求财富和“与王者同乐”的物质生活是人的天赋本性，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们的全部活动都可归结为为了获得财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财富不单能使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财富充实，社会秩序才会安定，人们的精神面貌才会变得高尚，“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贫或富的经济状况将决定整个社会的风尚和文明程度。不过财富也把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赋予人们截然相反的各种社会属性，“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经济地位的悬殊导致了社会地位的悬殊，产生了人压迫人、剥削人的残酷现象，而这又是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不可避免的。司马迁还敏锐地观察到，财富差不多在社会的每一件事上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它的阴影投向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它可以给现有的社会关系人为地染上各种不同的绚丽色彩，并改变人们在这些社会关系里的位置。为什么“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为什么从事畜牧的乌氏倮能厕身于“列臣”之间？经营朱砂矿的巴郡寡妇清又为什么能得到“礼抗万乘”的优遇？原因便在于他们拥有令人欣羡的财富。不仅政治上如此，就是学术问题亦不例外，孔子能够扬名天下，流芳于世，正是由于有他那商人学生子贡的财富的支持。所以在司马迁的笔下，财富的社会作用是惊人的巨大和无情，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得受它的支配和摆弄。
人们追求财富是好事，不是坏事，不但不应加以拦阻，还应当给以鼓励和帮助。“富无经业”，致富的途径很多，基于财富主要是以货币来体现，故最正确最有效的致富捷径是经营商业或商品生产。可是在经营中，财富对于每一个经营者并非都一视同仁，客观的现实是“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司马迁十分重视个人才能在求富竞争中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有才能并在自己从事的行业里专心努力地去干，就一定能使财源“辐辏”。任何人都必须有自己获得财富的本领，因为财富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于是儒家的“长贫贱，好语仁义”，便受到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奚落：一个一点儿不懂“治生”，连“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的人，乃是最可“惭耻”的。至于那种“危身取给”以致富或搞邪门歪道的“奸富”，司马迁还是持否定态度的，称之为最下等的富人。
2．认识到社会分工推动生产发展，并重农、工、商、虞。
司马迁心目中的商人，并不仅指纯粹的商业经营者，也包括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工业家、面向市场的手工业者和农、林、牧业中的各种商品性经营者。依据传统的习惯看法，商人从事的是对社会没有什么益处的“末业”，商人的形象被歪曲为游手好闲、专搞欺诈，是永远都值得痛恨和批判的对象。司马迁从他的重商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新见解，商人不仅于社会无害，而且扮演的是人类经济舞台上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商人的活动同农、工、虞的活动一样，是生产性的，是财富的源泉。他极其明确地写道“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源大则饶，源小则鲜”，社会财富的丰盈或寡少，就是由这四种基本的经济力量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正常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间的协作与平衡，也依靠这四者来推动和维持，“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这种自然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分工，国家只能因势利导，使其沿着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如果企图按照主观意志，强制地加以干涉和改变，不但会破坏财富的增值和积累，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那就是经济发展停滞和经济生活混乱，所以绝不能伤害商人的利益，“末病则财不出”。为了促使经济车轮不停地向前顺利运转，社会财富不断地大量涌现，唯一的办法便是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各种商品生产），做到“关市不乏”以繁荣经济。
司马迁认为商业在创造财富上居于社会之首，他做过这样的排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无论富国还是富家，都必须发展商业（包括手工业），为此，他举了历史上齐国的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齐国本来贫穷不堪，由于政府提倡“极技巧，通鱼盐……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商业、工业的发展，使财富增多，国力亦随之强盛，“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最后还把齐桓公推上霸主的地位。越国也是执行了保护商贾的“农末俱利”政策，国家才变得富裕起来，在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持下“厚赂战士”，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终于一举灭吴，洗雪了会稽之耻。从汉朝立国到武帝继位，社会繁庶，财富充溢，这同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是分不开的，因此司马迁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给工商业发展开绿灯的政策，十分赞赏。
3．为商人立传，总结治生之术。
司马迁称赞商人是“智强仁勇”的贤人，是社会经济的推动者，商人在司马迁笔下备受赞扬。司马迁为春秋战国至汉初三十个商人立传，把古今的治生者会于一堂，说长道短。秦灭赵，商人卓氏被扫地出门，秦朝把他作为俘虏发配到边远地区，卓氏不求近，而求资源丰富、有工商业发展前途的地方安家，最后以冶铁致富“拟于人君”。商人刀间对于别人感到头痛难办的“桀黠奴”，却特别喜爱，给予信任，用其所长以经营商业，结果“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司马迁认为商人同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没有什么不同，商人经商，“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其他如商人“相矜以久贾”不回家的事业心以及不惧艰苦的经营作风等，均在本传中得到了应有的褒述。
商人凭自己的能力致富，而“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的财富则是凭自己手中的特权，所以商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贡献是超过王侯们的，至少也可以和他们媲美并肩。与此同时，司马迁对道家不要商品交换，鼓吹“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以穷为乐的迂腐之论，也投过去了一道又一道鄙夷的目光。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的生活表面上似“无饥馑之患”，实际上是“呰窳偷生”过日子，是低级落后的表现。
司马迁总结商人的治生之术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商品的流通，总结货财增值的经验，例如商业上的供求关系、价格和利润等，即商品经济的规律，可以说提出了许多超前的经济理论。二是考察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总结商业活动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本文限于篇幅，只对司马迁考察商品流通总结的经济规律作概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商品经济理论所达到的高度。
司马迁对商品流通的考察，获得了一系列符合价值规律的珍贵见解。主要观点有四：
（1）知时。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蠡“与时逐”、白圭“乐观时变”，这都说的是掌握商业行情，调查市场需要，“逐时而居货”，利用供求规律，牟取大利。
（2）知物。“积著之理，务完物”“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这是说要研究商品学，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
（3）无息币。商业赢利是在流通过程中取得的，资本在流通领域里运动的时间愈长，也就是交换的次数愈多，就愈能赚钱。因此他提醒商人们注意，要尽量做到“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这里，司马迁那深刻的洞察力和抽象的分析力，的确令人佩服。
（4）择地择人。范蠡居陶，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刀间善用“桀黠奴”，使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这里透出人才就是财富的思想。
此外，关于供求关系，司马迁也有精湛的论述，“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市场上的供与求是彼消此长的，而这样的消长同商品价格的涨落又紧密相连，供大于求则物价下降，这时便应当“人弃我取”——买进低价商品；求大于供则物价上升，这时便应当“人取我与”——卖出价格上涨了的商品，从而在价格的差额中获利。本传中多次提到了要“争时”“与时俯仰”，这个“时”指的主要就是当时社会供求关系的变化，弄清“时”的变化，方可决定自己是买还是卖，应买什么和应卖什么。秦末有一位姓任的商人，曾准确地判断当时供求形势，因而致富，这件事司马迁有清楚的记载，“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战争年代，粮食的生产量小，需求量大，价格一定上涨，故任氏囤积粮食以居奇，自然就大获其利。司马迁举出这个例子是语重心长的。目的在于说明，要从商业经营中求富，不研究和懂得供求关系的变化，那是不会成功的。
商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只是促进产品的流通，促进人们消费。但商业的发展，有力地带动商品生产，社会物质产品增多，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商业有力地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创造，表现为人们口袋的货币增多，社会繁荣了，整体社会的财富也就增加了。
总上，司马迁创立《货殖列传》以及他的另一篇经济史传《平准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我国正史记载生产活动的先例，且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司马迁以他天才的洞察力，从人欲争利的行为中，看到了人欲争利的生产动力。他考察了生产领域中的社会分工，并重农、工、商、虞，认识到这是古代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司马迁为古代商人立传，从中总结了治生之术，获得了许多符合价值规律的见解，肯定了商业活动在促进生产发展中所起的纽带作用，颂扬货殖。《平准书》对汉武帝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与颂扬货殖相呼应。毫无疑问，司马迁提出的学说主张与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和有助于社会经济前进的。可惜这些闪耀着夺目光辉的伟大思想，无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不曾为愚昧专断的封建经济管理者所重视，相反遭到种种的诽谤和攻击，这确实令人愤懑和痛心。现在，应该是替这位才华横溢的经济思想家清除诬蔑和恢复名誉的时候了。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韮：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閒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