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字元逊，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其父诸葛瑾为吴国大将军，深得孙权信任，而诸葛恪在吴国的后半期也身居要职，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年少机敏，深得吴主器重
诸葛恪自幼聪明，特别是随机应变的辩才很突出。史称“恪少有才名，发藻岐疑，辩论应机，莫与为对”（《三国志·诸葛恪传》本传裴注引《江表传》）。以下几个小故事，充分说明诸葛恪的才思敏捷。
有一回，孙权大会群臣，叫人牵了一头驴子进来，在驴脸上贴了一张标签，上面题“诸葛子瑜”四字，以讽诸葛瑾面长似驴。诸葛恪征得孙权同意，拿起笔在四个字的下面添上“之驴”二字，于是引得满座皆笑。孙权就把这头驴子赐给了诸葛恪。
过了几天，孙权再见到诸葛恪，叫诸葛恪依次行酒。走到张昭面前，张昭已有醉态，不敢再喝，认为此非养老之礼。诸葛恪反驳张昭说：“从前，师尚父九十岁时，还执旗持，并未告老。今天带兵作战的事，让你老将军靠后，喝酒吃饭的事，请你老将军为先，怎么能说是对老年人不尊敬无礼貌呢？”说得张昭哑口无言，只好干杯。
后来，蜀国的使者至，吴主设宴招待，群臣作陪。席间，孙权对使者说：“这位诸葛恪向来爱马，请回去告诉诸葛丞相，为他挑送好马来。”诸葛恪马上离席向孙权拜谢恩典。孙权笑着说：“怎么，马还未送来你就拜谢？”诸葛恪笑道：“蜀国只不过是陛下的马房，现在恩诏已下，马肯定送来，臣安敢不谢！”
一天，有一群白头鸟飞集在吴主宫殿前，诸葛恪告诉孙权这种鸟称白头翁。张昭又沉不住气了，自以为是在座人中年纪最老的，认为诸葛恪借鸟来嘲弄自己，于是禀告吴主孙权：“诸葛恪欺骗陛下，从来未听说有这样的鸟名，否则让他再找一种母的白头鸟来。”诸葛恪当即反驳：“有一种鸟，名叫鹦母，未必有相对的雄鸟名鹦父？”张昭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在场者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孙权问诸葛恪：“你父亲同你叔父相比，哪个贤明？”诸葛恪马上答道：“臣下父亲优于叔父。”孙权又问道：“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诸葛恪说：“臣下父亲知道为吴主效忠，而叔父却不知，那当然父亲优于叔父。”孙权听罢，哈哈大笑。诸葛恪其实对父亲与叔父的才能高下，心里十分清楚，只是投其所好而已。
诸葛恪颇得吴主孙权的欢心和信任，弱冠就被拜为骑都尉，后又从中庶子升为左辅都尉。孙权曾以十分赞许的口气对诸葛瑾说：“你儿子真是如蓝田所生之玉，名不虚传啊！”
诚然，诸葛恪父亲诸葛瑾与吴主孙权私交甚笃，但是诸葛恪能被孙权委以重任，却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学识。
二、初试才情，抚平山越
东吴孙权势力在江南的扩张，遇到了山越人顽强的抵抗。山越人居住在江南深山中，他们不纳租赋，依仗地势险要，“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山越人自己种植谷物，并能自铸甲兵。一些山越头人接受曹操委署的封号，时常反叛，成为孙吴的忧患。于是，孙权在陆逊的建议下，屡次进攻山越，巩固统治基础。
在多次进攻山越的战争中，以诸葛恪围困丹阳山越所取得的成效最大。吴嘉禾三年（234），诸葛恪毛遂自荐，愿到丹阳围困山越，保证三年可得甲士四万。虽然朝中大臣纷纷表示怀疑，甚至诸葛瑾也表示此事办不到，但诸葛恪据理力争，认为必获大捷，从而说服了孙权。于是，孙权任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
诸葛恪到任后，马上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移书与丹阳邻接的吴兴、会稽、新都、鄱阳四郡属城长吏，令他们各保住疆界，约束其部队，各郡从化之平民，全都屯居，不得随意离开；第二，令部下诸将分兵把守险峻隘口，修筑工事，不得与山越交锋，待山越庄稼成熟之际，派兵割光，粒种不留。起初，山越不以为然，但时间一久，存粮吃尽，新田无收获，加之官兵把守，根本无法接近，最后只好携老扶幼，出山向东吴官兵投诚。
诸葛恪马上下令，对山越人去恶从化者，一律安抚慰问，并且迁徙到外县安置落户，不准官吏任意拘捕。臼阳长胡伉得到降民周遣，此人昔日为山越顽民，由于困迫，暂时出降，而内图叛乱，胡伉将他缚送至府。诸葛恪以胡伉违抗命令，将其斩首示众，并奏报吴主。山越人听到此事，消除了顾虑，于是成千上万的山越人纷纷出山归顺。经过三年围困，诸葛恪如期实现自己征兵四万的计划。在这三年中，山越前后有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壮四万被补入军队。诸葛恪自己留下丁壮万人，其余丁壮划给诸将统领，剩下的成为郡县编户。孙权为嘉奖诸葛恪，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
山越人出山虽然是在东吴的军事压迫下被迫进行的，但客观上加速了山越人的汉化，加速了东南地区一统的历史进程。诸葛恪在丹阳一反过去那种对山越以武力镇压、血腥屠杀的手段，“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围困安抚，这毕竟是对少数民族统治的一大进步。诸葛恪在这件事情上，是有贡献的。
三、总揽朝政，死于非命
东吴赤乌九年（246），诸葛恪向丞相陆逊呈书，拉拢关系。陆逊谢世之后，诸葛恪便被任命为大将军，假节钺，屯驻武昌，代替陆逊领荆州事务。东吴太元元年，孙权的病体每况愈下，而太子年少，乃命诸葛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总领军国大政。不久，孙权病情加重，召重臣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孙峻至病榻前，托付后事。当时，朝廷上下都注目诸葛恪，孙权虽然器重诸葛恪，但认为其刚愎自用，恐误大事。东吴宗室孙峻竭力保荐，称许诸葛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孙权这才放心地召诸葛恪受诏于床前。孙权对诸葛恪说：“我病得很重，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一切事都委托给你了！”并“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诸葛恪成为顾命大臣的第二天，孙权离世。然而，孙权尸骨未寒，宫廷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
中书令孙弘素来与诸葛恪不和，害怕受制于诸葛恪，于是严密封锁孙权死讯，秘不发丧，妄图以矫诏杀掉诸葛恪。哪知侍中孙峻将此事通知了诸葛恪，诸葛恪已有戒备，因此也动了杀机。不久，诸葛恪请孙弘前来议事，将孙弘杀于座中。诸葛恪这才为孙权发丧制服，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安定吴国上下。吴帝孙亮以诸葛恪为太傅。
诸葛恪秉政的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值得肯定的。例如：他罢除每月初一告祭明堂祖庙后的听政惯例和裁撤监视文武百官的校事官等，深得朝廷内外的拥护。他豁免百姓积欠政府的债务，除去关津杂税，注意体恤民力，发展生产。由于这些政策措施的执行，吴人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诸葛恪施政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重心是对内，而不是向外。当时，东吴矛盾错综复杂，特别是孙权废太子和，命孙霸自杀，而立少子孙亮为太子，矛盾便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诸葛恪辅政后，未能完全控制整个局面，所以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的整顿上，不对外轻启边衅。这是十分明智的。
东吴大帝孙权于太元二年（252）四月逝去，同年十月，诸葛恪锐意修复巢湖东兴堤（今安徽含山），阻遏湖水，以振军威，矛头直指曹魏。诸葛恪集中民工数万，很快就筑好东兴大堤，并且为两端筑城，命部将全端、留略各领兵千人镇守，筑堤侵入魏国疆土。魏国即刻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兵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诸葛恪闻警，发兵四万，晨夜赶往赴救，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当时天降大雪，魏国兵将见留赞等兵少，根本未放在眼里。吴军乘魏将饮酒作乐之际，发起猛攻。魏军措手不及，惊扰散走，纷纷争夺浮桥逃命，桥断，人皆落水，互相蹈藉，死数万人，魏乐安太守桓嘉等也被淹死。此战，吴军获车乘牛马驴骡数以千计，资财器械堆积如山。朝廷进封诸葛恪为阳都侯，加封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绘布各万匹。
东兴之战虽是小胜，但使诸葛恪产生了轻敌之心。第二年春，他打算出兵攻魏。为了取得朝廷上下的支持，他特地著文论述了这次行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文中他强调，联蜀伐魏是吴谋求统一的唯一途径。他根据三国现状，得出吴、蜀所以今天能攻魏，在于“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所以“当今伐土，是其厄会”（《资治通鉴》卷七十六）。他赞美自己叔父诸葛亮上表出师志在伐魏的精神，自己不忍“俛仰年老”，任凭仇敌强大。他最后说“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三国志·诸葛恪传》）。大权在握、专断孤行的诸葛恪这时已从执政初的低头对内，而变为昂首向外了。
东吴建兴二年（253）三月，诸葛恪调发各州郡兵马，组成浩浩****的二十万大军，开始北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引起国内骚乱，人心渐失。诸葛恪本打算挥兵直指准南，然后俘掠百姓而归，但在众将反对之下，转而围攻曹魏的合肥新城。从四月围攻到八月，由于时值暑天，加之士兵疲劳，很多人中暑泄下，病者大半。这时，诸葛恪反而认为下面的情形不实，欲斩杀前来报告的诸营小吏，甚至撤掉将军朱异之职，迫使献策的都尉蔡林不得不策马降魏。魏军探知吴军疲惫，乃发救兵反击。诸葛恪只得撤退。撤退时，其士兵惨状不忍目睹：有的流散道路，有的顿仆坑壑，有的被魏俘虏，有的呼喊叹息。面对这一切，诸葛恪却“晏然自若”，居然在长江边驻扎大军一月，后又打算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围垦开田。朝廷的诏书接二连三下来，他才不得不慢慢班师回朝。
诸葛恪一回都城，在府馆坐定，马上召见中书令孙嘿，厉声质问：“你简直大胆妄为，为什么连续拟诏？”孙嘿吓得两腿发软，因病还家。诸葛恪此时怒气未平，他还将在他出征后，凡起草过奏折的令长职司一律罢除，重新更换；动不动就呵斥部下，作威作福；又改易宿卫，挑选亲信充当；再一次严整部伍，准备北伐青州、徐州。由于诸葛恪热衷对外用兵，使吏民失望，以致朝野怨艾，但他却执迷不悟。当东吴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危及诸葛恪本人时，他仍然蒙在鼓里。
侍中孙峻曾推荐诸葛恪，并且救过诸葛恪的性命，按理诸葛恪应加强与他的团结。但孙峻并没有得到诸葛恪的恩报，反而成了他平素侮慢的对象。孙峻对此十分激愤，于是利用众人对诸葛恪的不满，在年幼的吴主孙亮面前，诬称诸葛恪企图谋变，罗织罪名，进行陷害，以图报复。东吴建兴二年（253）十月，孙峻用置酒宴恪的方式，席间亲手将诸葛恪斩杀，并夷三族。诸葛恪死时年五十一。（范传贤 杨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