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初为曹操主簿，任太子中庶子，为魏文帝曹丕所信任，魏明帝时任大将军，多次率军与蜀汉诸葛亮对抗，为魏重臣。曹芳即位，司马懿受遗诏与曹爽共同辅政。嘉平元年（249），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奠定了西晋禅代的基础。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政，至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被追尊为宣帝。司马懿终其身为曹魏大臣，故选为本书殿卷。由于写《三国志》的陈寿是西晋人，不敢在《三国志》中为司马懿立传，故缺。
一、汉魏禅代的积极拥护者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一个东汉以来累世二千石（郡太守）的地方豪族。先祖原属以“传剑论显”的“将种”，到他父亲司马防时才开始讲究儒学礼法。此后，司马懿父子便以“传礼来久”的儒门望族自居，来增添自己的身价。司马懿早年当过本郡的郡吏，到了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晋位丞相后，才提拔他为相府文学掾，时年二十九。晋代的史官为替司马氏代魏辩解，就说司马懿早年曾忠节于汉，坚决不肯出仕于曹操，而是在曹操派遣刺客威胁下才被迫应聘的。其实在曹操挟汉献帝定都许昌的前后，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兄司马朗、堂兄司马芝先后都投靠曹操，并受到重用。河内司马氏与曹操的关系并不坏，所以司马懿辟文学掾后便得以迅速迁升，“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晋书·宣帝记》）。其中东曹属主管人事，主簿综理丞相府的庶务，都属亲重的职务，绝不像是曹操政治上的反对派。何况征辟前司马懿乃一默默无闻的郡吏，不出仕对曹操构成不了什么威胁，曹操完全没有必要派刺客去胁迫他出来做官。
《宣帝纪》说司马懿年轻就获得“聪亮明允，刚断英特”的美誉，被当代名士杨俊、崔琰视为“非常之器”，但从有关的记载却看不到他早年有什么事迹。当时，曹操身边聚集了不少才智之士，他连贾诩、刘晔都比不上，像荀彧、郭嘉等一流人物就更不必说了。然而，司马懿不失为一个思虑深沉的政治家，他善于审时度势，在曹操父子与东汉帝室的权力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曹氏一边。他之所以会发迹，乃在于促进汉魏的禅代。建安二十五年（220），吴蜀联盟破裂，孙权上书向曹操称臣，劝曹操称帝。司马懿就不失时机地对曹操陈说天命，说曹操称帝完全符合“天人之意”。曹操害怕沾上“篡逆”的恶名，不敢称帝，却想当周文王，准备让儿子曹丕来建立新的王朝，因而早就着手替曹丕选择了几个政治上可靠的助手。司马懿是其中之一。在相府任职时，曹操就让他与曹丕“游处”，到曹丕立为世子后，又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同列为曹丕的“四友”，都属曹丕智囊团中的主要人物。曹操死后，曹丕继位，禅代的紧锣密鼓就敲响了。司马懿被提升为丞相府长史，随后曹丕担心军队不稳，便任命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这是一种为应急临时设置的官职，就是让他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去监视那些带兵的将领。接着，司马懿又以“督军御史中丞”率领一批朝臣上表劝进，过了十七天，曹丕就登上皇帝的宝座。司马懿因翼戴有功，魏朝建立后，就成了曹丕的心腹大臣。黄初五年（224），曹丕出征吴国，委司马懿以抚军将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代他总揽后方的行政和军事。此后，凡是曹丕出巡或出征，都由司马懿坐镇。曹丕病危，又被列为托孤顾命的辅政大臣，开始跻入魏朝的上层领导核心，这时他已四十八岁了。司马懿前半生致力于促成汉魏禅代，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建树。
二、一生战功
司马懿建功立业是在他的后半生。黄初七年（226）七月曹叡继位，司马懿以顾命大臣晋升为抚军大将军，统领禁军。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吴国出兵围攻襄阳，曹叡令司马懿率兵去解围。司马懿到达襄阳时，吴将诸葛恪已退走，曹叡改封他为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二州军事，让他坐镇宛城，主持荆州地区的对吴作战。但在他镇宛城的四年中，魏、吴只在淮南地区打了一仗，襄、樊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司马懿的战功，乃是镇压了新城（今湖北竹山）太守孟达的反叛。
孟达原是蜀国房陵郡（今湖北房县）的守将，于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曹丕为广招降人，特合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用孟达为太守，让他带领旧部屯驻上庸。曹丕死后，孟达在朝中失去靠山，心不自安，诸葛亮就乘机派人去进行策反。太和元年（227）冬，孟达准备起兵叛魏，配合蜀军，进攻洛阳。这时，镇守宛城的司马懿得到孟达的部将申议的告密，便先发制人，迅速出兵包围了上庸。经过十六天的攻城，孟达的部将开门献城。孟达被擒，叛乱很快就平息了。
孟达的叛变，对魏、蜀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孟达叛变是诸葛亮实现分兵伐魏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就在孟达叛魏的同时，诸葛亮率领蜀军攻祁山。假使不是司马懿迅速出兵，而让孟达叛魏得逞，率军直捣洛阳，魏国的形势就非常险恶了。
在这次战役中，司马懿用兵迅速、果敢，获得了成功。诸葛亮事先就预料到司马懿会起兵镇压，并且派使者去告诫孟达要小心防备。可是，孟达认为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上庸一千二百里，司马懿起兵要先上奏朝廷批准，包括使者往返的路程，估计荆州兵起码要一月才能到达新城，这时他已进军洛阳了。但司马懿看到形势危急，就不经朝廷批准而直接出兵镇压，还倍道兼程，以日行军一百五十里的速度，在八天内就包围了上庸城，使孟达措手不及。这是司马懿为魏国立下的第一个战功，显示了他政治家的胆略。
在镇宛期间，公元230年，司马懿还配合曹真进行过一次伐蜀。但魏军一入蜀境，就立即遇上连绵的大雨，曹真、司马懿只得各自退回原防。这次伐蜀，可谓是劳而无功。
太和五年（231）三月，曹真病死，值诸葛亮进攻陇西，魏明帝曹叡起用司马懿为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屯守长安，代曹真主持对蜀的战争。司马懿与诸葛亮正面交锋就是从这年开始的。这次，诸葛亮出兵围攻魏国祁山大营的守军，曹叡令司马懿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前往解围。从力量对比看来，魏兵力方面是占了优势，同时蜀军方面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补给线太长，粮食接续不上。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出兵陇西，就是打算以抢割当地正在成熟的麦子来补给军粮。曹叡深知蜀军的弱点。故在出兵的前夕，就告诫司马懿不要轻易与诸葛亮交锋，只监视蜀军，阻止其抢割麦子，就能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是魏国有民屯的县，故司马懿特令部将费曜、戴凌等率精兵前往防守，而自率大军去解祁山之围。但诸葛亮远非孟达可比，他获悉魏军将至，即分兵坚守祁山的蜀营—— 南围，而自率主力部队去抢割上邽的新麦，沿途击溃了郭淮、费曜等人的阻拦，进围上邽，同时割麦，迫使正在围攻祁山蜀营的司马懿不得不撤兵赶来救援。司马懿就在上邽附近据险坚守；监视蜀军，而不肯决战，使蜀军不能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便回军去攻打祁山附近的卤城。卤城是陇右盛产小麦的地方。司马懿又尾随蜀军赶到卤城附近驻扎，而照样据险坚守，避免决战，却引起部将的不满，嘲笑他畏蜀如虎。在部将的强烈要求下，司马懿被迫在卤城附近与蜀军打了一仗，结果是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汉晋春秋》）。司马懿深知在战争艺术方面不是诸葛亮的敌手，便敛兵坚守，再也不敢应战。到了六月，蜀军粮尽，诸葛亮只好退回汉中。
在这次战役中，司马懿虽打了败仗，但从战略上来看，却是成功的。他尽量避免决战而死死钉住蜀军，阻挠其割麦，从而成功地迫使诸葛亮退兵。从蜀国方面来看，诸葛亮虽打败了魏兵，后又射杀尾追的魏国名将张郃，但未能歼灭魏国的主力部队或夺得寸尺之地，反而消耗了蜀国十分短缺的人力、物力，从长远的战略意义来看，这次伐魏是失败的。
第二次战争发生在青龙四年（236）。诸葛亮总结了历次北伐失败的教训，出兵之前，先运大量的粮食贮存于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邸阁，并于是年四月出兵占领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按诸葛亮的作战计划，是在占领五丈原地之后，再渡过渭水去占领积石原（今陕西眉县西北），通过占领渭水沿岸两个战略高地，来控制水陆交通线，从而切断魏国与陇西诸郡的联系。这样，一是蜀军可以从陇西诸郡夺取十分短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二是可以将储存在斜谷阁邸和陇西诸郡的粮食沿渭水运到前线，而不受魏军的骚扰；三是便于联结羌人起来反魏。诸葛亮企图在这一地带建立根据地，然后稳扎稳打地向东推进，迫近长安。
司马懿原先对诸葛亮的战略意图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诸葛亮兵出斜谷后，就应该去占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然后向东迫近长安，而进驻五丈原就不能构成对魏国的威胁。幸有宿将郭淮识破了诸葛亮的意图，建议抢先占领积石原，不让蜀军通过占领两个战略高地来控制渭水沿岸的交通线。司马懿采纳郭淮正确的建议，并令他带兵去抢占积石原。当诸葛亮派重兵渡河抢占积石原时，由于郭淮事先做了严密的防备，蜀军只好退回渭南。
司马懿在分兵令郭淮抢占积石原的同时，自率大军扎营于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五丈原的蜀军对垒。诸葛亮被郭淮阻绝于渭南，便积极向魏军挑战，企图击溃魏国的主力部队再推进。但司马懿并没有上当，他绝不应战，咬牙忍受诸葛亮赠予“巾帼妇女之饰”的嘲弄，并且千方百计压制部将强烈的不满，终于成功地将蜀军阻隔于武功水西，形成两军对峙的局势。
诸葛亮渡渭和东进的途径既分别被郭淮和司马懿堵住，只好分兵屯田，找机会再发动进攻。但就在这年的八月，诸葛亮病死于军营中，蜀军失去统帅，又退回汉中。司马懿御蜀的战事就这样结束了。
在对蜀作战中，司马懿不像以前镇压孟达和以后镇压公孙渊的叛乱那样勇猛果断。他尽量避免决战，尽管部将讽刺他畏蜀如虎，诸葛亮嘲笑他像巾帼妇女那样懦怯，以致百姓中出现“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谚语，他都能咬牙忍受。这样做，上是迎合曹叡意图，下又可以避免因损兵折将而丧失自己的威望，终于挡住了蜀国的进攻。善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和采纳部属的正确建议，这就是司马懿能建功的原因。然而，《晋书》却曲从晋人的记载而虚张他的战功，所谓“斩获万计”“降者六百余人”等，都属虚浮不实之词。
诸葛亮死后，西线无战事，司马懿在削平辽东公孙渊的割据中立下了战功。自汉末动乱，辽东太守公孙度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割据一方，传至公孙渊已历三世。长期以来，公孙度、公孙康父子与曹魏保持若即若离的隶属关系，不敢公开分裂。但嗣位的公孙渊却是一个昏庸残暴而又野心勃勃的纨绔子弟，为了称王割据，他暗中派使者去勾结孙吴，从而引起与魏国关系的恶化，以致发生军事冲突。到了景初元年（237），公孙渊自称为燕王，出兵封锁边境。于是曹叡命司马懿统兵去进行讨伐。
司马懿于景初二年（238）春率兵从洛阳出发，六月进入辽东境内，与公孙渊的部将卑衍、杨祚对峙于辽隧（今辽宁海城西）。卑衍掘围堑二十余里，坚壁拒守。司马懿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佯攻辽军的南围，而暗中率兵渡过辽水，向东北急行军直趋辽东的首府襄平（今辽宁辽阳），把辽隧守军抛在后面。卑衍军闻讯赶来救襄平，魏军从而得以反客为主，三战三捷，击溃卑衍的部队，进围襄平。但魏军刚围襄平，就遇上三十天的连绵大雨，辽水暴涨，军心动摇，部将中有人要求撤围迁营，朝廷中也有人主张退兵，但曹叡和司马懿都不动摇。雨止后，魏军又猛攻襄平。到了八月，城中粮尽，公孙渊窘急乞降，遭到司马懿的坚决拒绝，于是只好突围出走，被魏将追斩于襄平城郊，辽东悉平。破城后，司马懿为张大战功，又进行了一次灭绝人性的屠城（平孟达时，他曾屠过上庸），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斩之，以为京观。伪公卿以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晋书·宣帝纪》）。这充分暴露了他豪门士族贪婪残暴的本性，但对于削平辽东的割据，还是应该肯定的。
三、奠定西晋基业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叡病死，其八岁的养子曹芳继位。曹叡临危命燕王曹宇辅政，旋在他的宠臣中书令监刘放、孙资的密谋策划下，立夫人郭氏为皇后，改用曹爽、司马懿辅政。但不久两人就发生矛盾，终于导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了曹爽等人。司马懿开始专擅朝政，从而奠定了魏晋禅代的基础。
曹爽是曹真的儿子，魏室的宗亲，属才识平庸的显贵。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威望都比不上司马懿，玩弄权术更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辅政伊始，曹爽对司马懿还能“引身卑下”“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但这时，司马懿的权势却空前膨胀，郭太后是他在宫廷中的代理人，主管决策机构；中书省的刘放、孙资是他的死党；他与曹爽共掌尚省书，而掌管选拔官吏的吏部尚书卢毓又是他的党徒；长子司马师还以中护军主管武官的选举，门生故吏遍布于朝廷内外。曹爽执政后，宗室曹冏上疏大声疾呼要“强干弱枝”。为了削弱司马懿的权力，曹爽就陆续把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诸葛诞、李胜、毕轨、桓范、文钦等人集结在自己的周围，让他们据要津，在朝廷中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有人称之为曹爽集团。这个集团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多属魏室的姻亲和功臣的后裔；二是多出身庶族；三是骨干多属新晋的显贵，其中一些人确颇有才具，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多缺乏经验；四是在政治思想上崇尚黄老、刑名，轻视儒学、礼法，倡导引用人才。与此同时，以司马懿为核心也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其中以刘放、孙资、卢毓、傅嘏、王肃、何曾、孙礼等人为骨干。这些人多出身于豪门士族或属魏朝的元老重臣。从整体看来，他们崇尚儒学，标榜礼法，乃是一个维护门阀制度的政治集团。
两个政治集团形成后，就在朝廷内外展开剧烈的斗争，首先是权力之争。辅政未久，曹爽的弟弟曹羲出面奏请尊司马懿为大司马，解除其录尚书事的职务。稍后又免去卢毓的吏部尚书，把何晏、丁谧、邓飏拉入尚书省，由他们主持尚书省的政务。而随着矛盾的深化，司马懿集团的主要人物如刘放、孙资、傅嘏、何曾、孙礼等人，或被罢官，或被贬职，或自称疾引退，以示不合作。表面上曹爽集团是胜利了。其次是伐蜀之争。为了提高曹爽的声望，夏侯玄、邓飏鼓动曹爽带兵伐蜀，但受到司马懿为首的元老宿将的强烈反对。曹爽置之不顾，于正始五年（244）统兵五万伐蜀。魏兵进入蜀境后，就被蜀将王平堵绝于兴势山（今陕西洋县北）下，不能继续深入，因而被迫撤兵，沿途又遭到蜀国大将费祎的伏击，损失了大量的兵员和军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伐蜀的时机并不成熟，主要是魏国内部的意见不一致，那些元老宿将或公开反对，或坐观成败，曹爽等人又缺乏军事经验，他们贸然出兵，实属孟浪之举。第三是“唯才是举”与门阀政治之争。何晏、夏侯玄是曹爽集团的主心骨，从魏晋史官某些零散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他们企图继承曹操的政策，在用人方面奉行“唯才是举”。《晋书·傅咸传》载：“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灿然之美于斯可观。”傅咸的父亲傅玄是司马氏的党羽，假使何晏典选是结党营私而不是选拔人才，傅咸在奏疏上是绝不可能这样说的。又《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语》说：“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选拔人才与门阀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豪门士族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称之为“败乱国典”，并且诬蔑他们“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另外，夏侯玄还曾向司马懿建议削去州都郡正评定各级官吏品第的权力，把他们的权限缩小在谱写官吏行状的范围内，将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吏部），不让门阀士族操纵，也遭到司马懿的断然拒绝。两个集团斗争的焦点就是集中在上述几个方面。到了正始八年（247），曹爽奏请郭太后移居永宁宫，目的在于防止她临政而削弱司马懿的宫廷势力，司马懿大为震怒，他表面上装病而宣告不参与朝政，暗中却伺机发动政变，叫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事变发生能够“一朝而集”（《晋书·景帝纪》）。嘉平元年（249）正月，曹爽兄弟三人率禁军奉曹芳去洛阳南郊拜谒曹叡的陵墓（高平陵），司马懿乘机起事，令司马师率死士占领司马门（皇宫的外门），然后以郭太后的名义下诏书罢免曹爽兄弟的官职，亲自带兵屯驻洛水，切断曹爽的归路。在司马懿的胁迫和诱骗（保证不杀曹爽兄弟而允许“以侯就第”）下，曹爽贪生怕死，不听桓范等人的规劝而束手就缚。过后司马懿却自食其言，诬陷曹爽等人勾结太监张当企图谋反篡位，杀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和张当等人的三族，还株连了很多人，从而消灭了曹爽集团的骨干力量，把魏国的军政大权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政变奠定了魏晋禅代的基础，这是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此后司马懿父子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逐步消灭魏室的残余力量，直至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司马懿被追尊为“宣帝”。
政变后的第二年，司马懿就病死了。在这两三年间，司马懿倾全力铲除魏室的残余势力，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嘉平三年（251）六月，他亲自带兵镇压了忠于魏室的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的镇将王凌的反抗，被牵连的人都夷三族，手段异常残酷。在这期间，他如同曹操的晚年一样，专注于“营立家门，未遑外事”（《三国志·钟会传》）。（吴鉒鉒 陈培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