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下午才从山上的一号急救站回来，在分送站门口停好车，伤员和病号被送到这儿后，再根据病历分别送到合适的医院。那天车是我开的，让驾驶员进去送病历，我则在车里坐着。那天气温很高，晴空湛蓝，白花花的马路上布满了尘土。坐在费亚特高高的座椅上，大脑一片空白。我看着一个团走在路上。士兵们全都大汗淋漓，大部分士兵的钢盔都在背包上斜挂着，也有些士兵把钢盔戴在头上，这些钢盔大部分实在是大太多，甚至几乎都要遮住了戴的人的耳朵。军官们全都头戴钢盔——他们的钢盔大小更合适。通过他们红白相间的领标，我认出这是巴西利卡特一个旅的半个兵力。他们走过去，过了很久，又走来一波没跟上大部队的散兵。他们灰头土脸、浑身是汗，一脸疲惫。有些看起来感觉要坚持不住了。这些掉队的散兵走过后，又一瘸一拐地走来个士兵。他停在路边，坐了下来。我下车朝他走过去。
“你怎么样？”
他抬头看着我，慢慢站起来。
“我马上就走。”
“你怎么样？”
“去他妈的战争！”
“你腿怎么了？”
“腿没事，是疝气。”
“为什么不上救护车？”我问。“为什么不去医院？”
“中尉觉得我成心弄丢了疝气带，所以不许我上。”
“我来看看。”
“滑了出来。”
“是哪面？”
“在这面。”
我摸过去，感觉到了。
我说，“咳一下试试。”
“我不敢，怕肿得更厉害。现在跟早上比已经大了有一倍。”
“坐着歇会儿，”我说。“等我拿到伤员的病历，带你一起上路，送你到你们的军医那儿去。”
“他会觉得疝气带是我故意弄丢的。”
“他们不会怎么你的，”我说。“你这也不是伤。以前就有这毛病，对吧？”
“可疝气带被我弄丢了。”
“他们会送你去医院。”
“中尉，我能留在这儿吗？”
“不能，你的病历不在我手里。”
这时驾驶员拿着车上伤员的病历走了出来。
“四个送105，132两个，”他说。105和132这两所医院都在河那边。
“车你来开。”我说完扶着那个疝气发作的士兵上了车，让他也一起坐着。
他问我：“你会英语？”
“当然啊。”
“你怎么看这该死的战争？”
“糟透了！”
“唔，糟透了！上帝啊，简直不能更糟了！”
“去过美国吗？”
“去过。我去过皮兹堡。你是美国人，我早就知道了。”
“因为我意大利语不够正？”
“总之你是个地道的美国人。”
驾驶员用意大利语看着疝气发作的士兵说道：“又一个美国佬。”
“中尉，您一定要送我回部队吗？”
“当然。”
“其实我有疝气，我们上尉军医早就知道的。我想要是发病的话，就可以不用上战场了，于是我故意扔掉了那见鬼的疝气带。”
“这样啊。”
“所以，您能不能送我到别的地方去？”
“要是离前线近的话，我倒是可以把你送到急救站去。可现在，在这儿，必须得有你的病历才行。”
“要是把我送回去，他们会给我动手术，这样我就不得不留在战场上。”
我认真地思考着。
他问我道：“你也不想一直留在前线，对吧？”
“对的。”
“上帝啊，这不就是一场该死的战争吗？”
“听好了，”我说。“你下车吧，在路上把头撞个包，等我回来我就送你去医院。阿尔多，在这儿靠路边停一下。”等车在路边停好后，我扶着他下了车。
他对我说，“中尉，我就待在这儿等您。”
我说，“过会儿见。”我们继续向前行驶，开了有一英里就赶上了先前那个部队，接着我们便过了河。混着未消融雪水的河水，奔腾地流过桥墩。车子一路驰过平原，分别将伤员送到那两所医院去。回去时换我来开车，我开得很快，想去接去过皮兹堡的那个士兵。我们又碰到了那个军团，天气越来越热，他们行军也越来越慢，然后是掉队的那些散兵。接下来我看到路边停车一辆马拉的救护车。有两个士兵正抬着那个患疝气的士兵，要把抬上救护车。他钢盔没了，鼻子破了皮，脑门还在淌血，头发和流血的伤口上全都是脏泥。他朝我摇头。
“中尉，看我这个大包，”他喊着。“他们回来找我啦，没辙啊。”
五点多我才回到驻地。我先去洗车的地方，在那儿冲了个澡。然后再回到房间里去写报告。我坐在敞开的窗前写，只穿着背心和短裤。总攻两天后就要开始了，我得和车队一起到普拉娃去。我有很长日子没往美国寄信了，我心底明白也该写信回去的，可隔了那么久，我现在不知该如何动笔。实在不知道该写点儿什么好，我索性就寄几张战地的明信片回去好了，也不用写什么，报个平安就行，这就足能打发亲友了。在美国，这类明信片很受欢迎，神秘又新鲜。这里是个神秘又新鲜的战区，跟与奥军之前对抗的战役相比，无疑是更高效、更严酷的。奥军注定就是输给拿破仑的命，随便哪个拿破仑都好。要是我们也能有个拿破仑就好了。可惜啊，我们只有一个肥肥胖胖的大将军康德纳尔，还有一个留着山羊胡、细脖子、小个子的国王陛下维多里奥·艾尔玛努埃莱。还得算上奥斯塔尔公爵，他帅得不像个将军，可他更有男人气概。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觉得要是他是国王就好了。他长得就像个国王。可他只是国王的叔叔，目前担任第三军的总指挥。我们的部队隶属第二军。第三军里还有英国炮兵。在米兰的时候，我曾遇到两个不错的英国炮兵。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尽兴。他们两个个头很大，却很害羞、腼腆，做事周到体贴。我倒是想加入英国军队，那样就轻松多了。不过那也更接近死神。开救护车这工作可不会死人的。不，这可说不好。英国救护车的驾驶员也时有牺牲。嗯哼，我知道我不会就这么送命的。这场战争还要不了我的命，因为跟我本就没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这场战争就像是电影里的真正一样，对我不具备任何危险性。希望战争能就此终结。但愿今夏就能结束战争。奥军也许会被打垮，毕竟以前只要打仗，他们总是被打垮的那一方。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说法军完了。还有雷纳蒂，他说法军哗变了，向巴黎进军。我问过他后来如何，他说：“啊，他们被人拦下了。”我想去和平时期的奥地利。我想看看黑森林，还有海尔茨山。话说海尔茨山到底在哪儿呢？目前卡尔巴阡山正在交火中，我可不要到那儿去。但据说那里其实挺好的。要不是因为战争，我还可以去西班牙。天气在太阳落山后变得凉爽了些。晚餐后我要去看看凯特琳·巴科莱尔。如果她此时就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我想和她一起去米兰。我们要是在米兰的话，就一起去克瓦用餐，然后日落后，哪怕天气很热，也要在迈佐尼街上散散步，一路走过桥，再转头顺着运河慢慢走，一路走回旅馆。我想她也许会愿意的。哪怕是她把我当做她那死去的未婚夫我也无所谓。我们走进旅馆大门，门房对着我们脱帽行礼。我去前台领钥匙，她则在电梯那儿等我，然后我们一起进电梯。电梯每到一层就咔哒咔哒响，上得很慢，好容易才到了我们的楼层。侍者打开电梯门，安静地站在一旁恭送我们。我跟在她身后走出电梯，沿着走廊走到我们的房间。我拿钥匙开门进屋。进屋后，我先打电话要了瓶凯普丽白葡萄酒，叮嘱他们记得送来的时候一定要装在里面有冰块的银提桶里。等门外响起冰块碰撞提桶的声音后，你就会听到侍者敲门，我让他放在门口就行，因为我们俩全都没穿衣服。窗开着，可以看到燕子在屋顶间穿梭，等天黑，你要是到窗口还能看到屋顶上有几只小蝙蝠在觅食，它们贴着树梢低飞。我们锁着门，天太热了，我们盖着床单，喝着凯普丽。米兰的夜很热，我们却彻夜欢爱。生活和该如此。我得赶紧吃饭，好早点儿去看凯特琳·巴科莱尔。
食堂里，大家说个不停。我喝了点儿酒，跟牧师聊聊爱尔兰大主教，要不这样做，别人怕是会说我没有兄弟爱。据说爱尔兰大主教为人高尚，却被美国冤枉了，而我，一个美国人，似乎对此也该负有责任。事实上这事儿我连听都没听过，可我却不得不装作很明白的样子。因为牧师滔滔不绝地讲着主教是怎么遭受冤屈的，说白了全都是误会，这样我要还说不知道的话，也太失礼了。我倒是觉得这个大主教的名字真不错，况且他还是打明尼苏达州来的，明尼苏达州这名字就够好听了。还有好些好听的地名，比如：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辛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些名字因为爱尔兰读起来像ISLAND，所以才很好听。不，不是的。没那么简单。对，牧师。千真万确，牧师。大概吧，牧师。不行，牧师。啊，可能是吧，牧师。关于这点，你可比我知道的要多啊，牧师。牧师人很好，但很无趣。军官们不但无趣还差劲儿。国王倒是好人，可同样也很无趣。酒不怎么样，但却让人觉得有趣儿。酒会融掉你牙齿上的釉，并且把它粘在你的嘴里。
“那牧师坐牢了，”卢卡说，“因为他身上被搜出来一些债券，利息三厘。不过那是在法国。在这儿的话，他可不会因为这个被抓。至于那些年息五厘的债券，他表示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是贝齐耶发生的事，那时我刚好在。我在报纸上读到这消息的，然后我去了监狱，要看看那牧师。那些债券明摆着是他偷来的。”
雷纳蒂说，“我可不相信你说的。”
卢卡说，“随便你。我是给咱们这位牧师讲的。多有教育意义。他可是牧师，一定会懂的。”
牧师笑着说，“你继续说，我在听呢。”
“当然有的债券去向不明，但从牧师名下搜出来全部的三厘年息债券以及别的一些地方债券，但我记不清到底是哪类债券了。这故事的**就要来了，之前说过我去了监狱，我在他牢房外站着，就像做忏悔一样对他说：‘牧师，请保佑我，因您有罪。’”
众人闻言轰然大笑。
牧师追问：“他说什么了？”卢卡没理他，而是继续把这个故事解释给我听。“你听明白了吗？”要是彻底明白了的话，便会知道那是个很逗的笑话。他们倒了些酒给我，我给他们讲了个被迫冲淋浴的英国士兵的故事。然后少校也讲了个故事，是匈牙利下士与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故事。我又喝了点儿，然后讲了骑兵捡到硬币的故事。少校表示意大利也有和这雷同的故事。接着他讲的是夜里失眠的公爵夫人的故事。等我讲故事时，牧师已经离开了。我说的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他顶着干冷的北风早晨五点就跑到了马赛。少校说他有人告诉他我酒量很好，我急忙否认。他却觉得我一准是能喝的，要不然就以酒神巴科斯的名义起誓，让他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可别提巴科斯，别提巴科斯。我连连说道。要提，必须得提，他坚持。我要同菲利普·文森·巴希尔拼酒，一杯一杯地拼。巴希尔觉得这不公平，他之前喝的酒有我的两倍多，我不该和他拼。我说这分明是在说谎，管他什么巴科斯不巴科斯的，菲利普·文森·巴希尔还是巴希尔·菲利普·文森，他到底叫什么名做来着，反正他整晚滴酒未沾。他也搞不清我的名字了，不确定我是叫Frederico Enrico呢，还是叫Enrico Federico？我说让巴克斯见鬼去吧，还是比比谁更能喝。于是少校倒了满满两大杯红酒，我们便较量起来。喝了一半，我突然想起来我还要去哪儿，于是我不想比了。
我认输道：“巴希尔比我牛，他赢了。我要走了。”
雷纳蒂帮腔道：“他确实有事。我可以作证，他佳人有约。”
“我真得走了。”
“下次再一决胜负，”巴希尔说，“下回等你没事了，我们再好好比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餐桌上燃着蜡烛，军官们都很高兴。“先生们，晚安。”我说。
雷纳蒂跟着我出来了。他和我站在门前的空地上，他对我说：“你醉了，别过去了。”
“雷，我没醉，真的。”
“你去之前还是先嚼点儿咖啡吧。”
“别逗了。”
“我给你弄点儿，乖，你慢慢来回走走啊。”他给我拿回来一大把烤咖啡豆。“听话，这些你嚼几口。愿上帝保佑你。”
我说，“是巴科斯保佑。”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自己能行。”
我嘴里嚼着咖啡豆，雷纳蒂陪着我一起穿行在小镇上。他陪着我走到了直通英国医院的马路口，他停下来跟我说晚安。
我回道：“晚安。你不跟我一起吗？”
他摇头说，“还是不了。我只想轻轻松松地找个乐子。”
“啊，还没谢过你的咖啡豆。”
“得了，亲爱的，这还用得着谢？别说了。”
我顺着马路往前走。马路两旁是轮廓分明的松柏。我转回头，看到雷纳蒂还站在那儿看着我，于是我朝他挥了挥手。
我坐在会客厅里等候凯特琳·巴科莱尔。我听到走廊有人走了过来，我起身，可站在我面前的是弗戈森小姐，并不是凯特琳。
她对我说，“您好。凯特琳托我来跟你说一下，很抱歉，她今晚不能来。”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她没事吧？”
“她身体略有不适。”
“我很担心她，可否请您代为转达？”
“好的，我会转达的。”
“您觉得我明天再来探望她怎么样？”
“可以，我觉得不错。”
我对她说，“非常感谢，晚安。”
我走出医院，心底莫名地感到空虚与寂寞。我原本不怎么在意凯特琳，还喝得醉醺醺的，差点没想起来要过来。可此时，我没看到她，寂寞与空虚不由自主地爬满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