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15天时间，我们凑合着共处。我们睡醒以后决定一路搭乘免费的顺风车到纽约去。抵达纽约以后，她会以我的女朋友的身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依稀可以看见迪恩、玛丽露和其他人纷繁复杂的惊诧神情——活跃季节，一个崭新的活跃季节宣告开始。首先我们要工作，赚到足够的钱，用于一路上的支出。我剩下20块钱，特雷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开始。我却不希望那样。我就如同一个傻瓜，把这个问题足足的思考了两天。我们在从未见过的洛杉矶的五花八门的报纸上，四处翻看着招聘的广告，在自助餐厅和酒吧打听着工作的机会，直到自己身上的20块逐渐缩减成了10块出头。我们在小旅馆的房间里尽情享乐。半夜时，我睡不着就起身，把毯子拉起来盖在特雷**的褐色双肩，望着洛杉矶的夜景。这里的夜景极其缺乏理性、极其闷热、极其纷乱的警报器声响！街对面发生了什么意外。一幢很旧的歪七扭八的寄宿处，发生了某一起悲剧。警察的巡逻车停在下面，警察正在问讯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头。房屋里还传来啜泣声。我听见了各种声响，包括我所住的旅馆招牌的霓虹灯的镇流器发出的嗡嗡作响。我人生中从未有如此悲哀的感觉。洛杉矶是全美最为凄凉、最缺乏理性的城市。纽约的冬天冷得让人伤心，不过却有某些街区的一些地方有着一种奇特的友好的情谊。然而洛杉矶却整个如同蛮荒的森林一样。
特雷和我一边吃着红肠面包，一边在南大街上游晃。南大街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灯光和喧闹声的嘉年华会。几乎看到的每一个街角，都有穿着长靴的警察在搜查路过的人。全国最蓬头垢面的人群全部挤在人行道上——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星辰之下。不过，洛杉矶实际上是一个硕大的沙漠宿营地，慢慢飘升的棕色光圈是那些柔和的加利福尼亚的星星也显得逊色了。空气中到处传播着茶叶、大麻、辣椒煮豆子喝啤酒的味道。在美国的晚上，啤酒屋里传出来那震耳欲聋、疯狂野蛮的博普爵士音乐，跟各色的牛仔音乐和布基伍基音乐相互掺杂着。每个人看起来都如同哈塞尔。头上戴着苹果酒帽、蓄山羊胡子的豪放的黑人嘻嘻哈哈的前来。紧接着是来自纽约的、直接从66号线下来的、留长发的时尚的人们。然后是背着双肩包、一直冲到广场想找一张长椅停歇的沙漠耗子。然后是袖管丝丝缕缕的循道宗的牧师。偶然的，还会遇上一个胡子拉碴、脚蹬凉鞋的“自然之子”派的圣徒。我想跟他们结识，一个一个的聊天谈话。然而特雷和我正忙着攒钱，实在没有闲暇。
我们去好莱坞，试图在日落大道和葡萄藤街拐角的药房谋一份差事。这个拐角可真是个好去处。经常有一家老小坐着破旧的汽车从偏僻的地方驶来。在人行道上站立，张着嘴想看电影明星，而电影明星从不现身。每当开过一辆高级豪华汽车，他们急切的跑到马路边伸头张望：坐在里面的是一个戴着黑眼镜的男人，身边是一位珠光宝气的金发女。“唐阿米奇！唐阿米奇！”“不，是乔治·墨菲！乔治·墨菲！”人群混乱的四处奔走，左顾右盼着。帅气的年轻人想来好莱坞扮演牛仔，神气活现的四下里走动。世界上最美丽漂亮的姑娘穿着宽松的长裤走在大街上，希望能够一炮而红，成为明星。最后他们都落得在路边的自助快餐店打工。我和特雷也想在快餐店找一份营生，哪里都不容易找来钞票。好莱坞大街上的汽车风驰电掣，发出刺耳的轰鸣声。每一分钟至少有一桩小事故发生。大家都向着最远的一棵棕榈树跑去——那里空空如也，只有沙漠。好莱坞的山姆们在装修时髦的饭店门口争吵着，正如同百老汇的山姆们正在纽约雅各海滩争吵似的。只是他们的衣服单薄点，话题粗俗了点。身材高高大大、瘦骨嶙峋的牧师颤巍巍的经过。肥胖的妇女发出刺耳的尖叫穿过大道，排队去参加智力竞赛。我看到杰里·科隆纳在别克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车。他在高大的玻璃橱窗里，轻捻着八字胡须。我和特雷在市中心的一家自助餐厅就餐。那里装修得好像一个岩洞。内壁里到处都鼓出金属的**，以及属于各位神明和油滑的海神尼普顿的石料制成的臀。人们表情哀伤的在瀑布周围吃饭，脸上绿的泛出海洋的悲伤来。洛杉矶的所有警察，外表都帅气得如同女人包养的情夫；他们最初的想法当然是到洛杉矶来拍电影。人人都希望跻身电影界，甚至连我在内。我和特雷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最终只能试着在南大街找份工作，跟那些店员和女服务生在一起，他们自甘堕落，而且毫无反抗的想法。然而就算在那里也没有得到工作的信息。我们只剩下10块钱。
“兄弟，我准备到我姐姐那里去拿衣服。然后我们搭车到纽约去，”特雷说道。“来吧，兄弟，我们行动吧。‘如果你不会跳摇摆舞，我来为你跳一遍。’”最后这两句，是特雷时常哼唱的歌词。我们慌慌张张的赶到阿拉梅达大道那头墨西哥人棚屋区，特雷的姐姐的住所。我在墨西哥人厨房的后面一条黑漆漆的小巷里等，因为我不能出现在她姐姐面前。狗四处的跑着。小巷里灯光昏暗。我听见特雷和姐姐在柔和暖热的黑夜里发生争执。我准备好应付各种情况。
特雷走了出来，牵起我的手，来到洛杉矶有色人种聚集的中央大道。那个地方简陋的很，鸡窝一般的棚屋窄小的甚至放不下一台自动唱机。唱机里的音乐都是布鲁斯、博普以及节奏感强烈的爵士乐。我们从脏兮兮的经济公寓的楼梯拾级而上，来到特雷的朋友玛格丽娜居住的地方。玛格丽娜这边放着特雷的一件衬衫和一双鞋。玛格丽娜是个长相甜美的黑白混血儿。她的丈夫皮肤黑得像纸牌里的黑桃，为人温顺和蔼。他到外面买了一品脱威士忌招待我。我要分担一部分钱，但他没有接受。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在**蹦蹦跳跳，那里是他们的游乐场。孩子们搂着我，好奇地盯着我看。外面是中央大道夜里狂野的嗡嗡声——美国黑人爵士乐大师汉普的《坍塌的中央大道》的夜晚。人们无所顾忌的在门廊和窗口唱着歌。特雷取了衣服，和他们说再见。我们来到一个小型的棚屋，放着自动唱机取乐子。两个黑人小声的在我耳畔说什么有关茶叶的事，只需要一块钱。我说好的，拿过来吧。毒品贩子走过来，做出手势让我到地下室的厕所。我傻愣愣的站在那里。于是那个人说，“拾起来，兄弟，拾起来。”
“拾什么东西？”我问他。
他早已经收走了我的一块钱。他不敢指向地板。实际上地下室也没有地板。地下有一样像是小粪块儿一样的褐色的玩意。他小心的有些不可理喻。“我必须要小心行事，上个星期状况不怎么太平。”于是我把地上的小粪块儿拾了起来：一只棕色纸卷的香烟，我回到特雷那里，我们一块到旅馆房间去过瘾。结果完全没有云里雾里的感觉。那只不过是布尔·达勒姆牌子的香烟。我的钱亏的冤枉。
特雷和我已经不得不确定今后该怎么办的规划。我们当即决定带着剩下的钱搭车到纽约去。那天晚上，她跟姐姐那里要了5块钱。我们一共有13块钱左右。在旅馆的日租金即将到期之际，我们把行李收拾妥当，搭上了一辆红色的汽车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阿卡迪亚，圣阿尼塔赛马场就在那里覆盖着白雪的山顶下。天渐渐的黑下来。我们面朝着美洲大陆，互相牵着手走了好几英里路，离开了人群聚居的地区。那天是星期六。我们在路灯下站住，竖起了大拇指示意希望搭车。忽然间，许多辆载满了挥舞着三角旗的孩子的车轰隆隆的经过我们身边。孩子们大声嚷嚷着：“耶！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孩子们看到路上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兴奋异常，哇啦啦的冲我们打招呼。像这样的车前前后后经过了几十辆，车上全是稚气未脱的脸和正在变声期的嗓音。我恨着他们每一个人。这群中学里的小流氓，仗着父母有些闲钱，在周日的下午吃着烤牛肉，对路上的人大喊大叫，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他们这样取笑一个落魄的姑娘和一个渴望得到爱的男人。他们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我们没有去招惹到谁。我们连车也搭不上。于是我们被迫走着回去，更糟糕的是我们想要喝咖啡，走进了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店：一家中学冷饮店，路上的车里的孩子都在这家店里，并且他们对我们有印象。他们发现特雷是墨西哥人，是一只四处游**的野猫；而她的男朋友还比不上她。
她高昂着头颅走出冷饮店。我们在黑暗的公路旁的明沟自如的到处走。我拿着我们两个人的帆布包。夜间带有凉意的雾气在我们的呼吸之间。我最终决定最后再跟她一块逃避一回。即使有天大的事情，明天再去解决。我们走进一家汽车旅馆的院子，花了4块多租了个舒适宜居的小套间——有淋浴、洗浴毛巾、镶嵌在墙壁里的收音机等设施。我们紧紧的互相拥抱着，长时间的谈论些严肃认真的话题。洗了澡，先开着灯，又关上灯，讨论问题。我们证明了一些事情，我使她相信了一些事情。她接受了。我们在黑暗当中达成一致，气都喘不过来，之后像两只自在的羊羔。
到了早上，我们勇敢的按照新计划去实施行动。我们坐着公交车到了贝克斯菲尔德，去做摘葡萄的工作。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规划到纽约去，坐的是公交车。那天下午的天气很好，和特雷一起舒舒服服的坐上公交车，心情放松的谈天说地，看窗外的田野景色向后退着，无忧无虑的。到了傍晚，我们抵达了贝克斯菲尔德。按照我们的规划，要找到当地所有的水果批发商。特雷说我们可以在工作的地方住帐篷里。睡在帐篷，趁着加里福尼亚凉爽的早晨摘葡萄，这个主意深得我心。然而工作找得并不轻松，大家帮我们想了无数的办法，让我感觉到晕头转向，可是没有一个成功的，工作迟迟无法落实。虽然这样，我们吃了一顿中餐，体力恢复了些，重新开始出发。我们跨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来到墨西哥镇。特雷叽叽喳喳的跟她的同乡聊着天，打听有关工作的事宜。夜晚已经来临，那个墨西哥小镇的街道上到处是闪亮的电灯：电影院的挑出帐篷、卖水果的摊位、小型游乐场、小零售店、几百辆停泊的卡车和车上面满是泥点的旧汽车。那些扶老携幼的墨西哥摘水果工人一边吃爆米花，一边在街上游**。特雷每见到一个人就上去攀谈。我开始有些绝望了。我想要的——也是特雷想要的——是弄点酒喝。
因此我们花费3毛5购买了一夸脱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到铁路调车场去慢慢享用。我们找了一个去处，流浪汉搬来了板条箱，坐成一堆，生火取暖。我们坐在那里喝着葡萄酒。左侧是被漆成红色的货运车，月光洒落，显得脏兮兮的又凄凉。前方是贝克斯菲尔德市的灯光和机场的立柱。右边是体积硕大的铝制的匡西特仓库。哦，美妙、温暖的夜，月光似水，搂着你的姑娘，开怀畅饮，谈天说地，喷喷唾沫，简直是人间仙境。特雷是个酒量很大的小傻瓜，能喝的不比我少，甚至比我还多。我们就这样一直畅谈到午夜。我们从头到尾没有从板条箱旁边挪走。偶然会有路过的流浪汉，有带着孩子的墨西哥母亲，巡逻车停在附近，警察下来撒尿，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会受到他人的干扰。我们的灵魂愈发融在一起，更加的难舍难分。午夜到来，我们起身，磨磨蹭蹭的走向公路。
特雷有个新点子：我们不如一路搭着免费的车到她的故乡萨比纳尔去，在她哥哥的车库里暂住。我反正都无所谓。来到公路，我让她坐在我的帆布包上，装成一个遇到困难的女人。没用多长时间，一辆卡车停下来，我们兴奋的跑了过去。司机是个好人；他的卡车却糟糕透顶。卡车轰隆隆的开出了山谷。我们在黎明到来前两三点钟来到了萨比纳尔。特雷睡得正香，我把瓶子里的酒喝光，一副醉醺醺的模样。我们下了车，在南太平洋铁路线一个加里福尼亚小镇的覆盖着落叶的、静谧的广场上散步。我们去找特雷哥哥的朋友，从他那里了解特雷的哥哥现在身处何方。没有人在家。天亮的时候，我仰卧着躺在小镇广场的草坪上。嘴里不住的说：“你不会说他在威德做什么，不是吗？他在威德做什么？你不会说出来，对吗？他在威德做什么？”那是电影《人鼠之间》里面的人物，布尔格斯·梅雷迪斯和牧场工头之间的对话。特雷发出咯咯的笑声。她觉得我做什么都很有趣。我可以一直躺在那里，等妇女们都去教堂做礼拜，她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最终决定，因为要去找特雷的哥哥，因此我们应该迅速的准备好。于是我带着她到铁路边上的一家老旅馆，我们无比舒适的爬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阳光普照，特雷很早就起床去找她哥哥了。我一口气睡到中午；忽然察觉到窗外一列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运货车路过。那平板车上躺着的有数百名流浪汉。他们用背包当成枕头，有的在看报上的滑稽连环漫画，有的在咀嚼着岔线旁边摘来的品质上乘的加里福尼亚葡萄。“妈的！”我忍不住叫嚷。“呵！这就是《圣经》里的应许之地。”他们都是从旧金山来的，过了一星期又兴致勃勃的回去。
特雷、她的兄长、她的孩子以及她哥哥的好友都过来了。她哥哥是个身体结实的墨西哥大小伙，一副嗜酒如命的样子，人倒是挺好的。她哥哥的朋友也来自墨西哥，身材高大，举止拖沓，说的英语不带什么口音，声音很高，过于想讨人喜欢。我能看出来，他对特雷颇有好感。特雷的孩子叫做约翰尼，是个有着黑色眼睛的7岁的可爱男孩。我们聚集在一起，另一个狂野的日子开端了。
她哥哥的名字叫里基，开着一辆38年生产的雪佛兰。我们挤了进去，朝不知名的某处开去。“我们要去哪里？”我问。哥哥的朋友叫做邦佐，开口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他身上有些臭。后来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邦佐的工作是把粪肥卖给农民，他有辆卡车。里基口袋里总是有三四块钱，他一直都笑意盈盈的。“没错，老兄，走了，走了！”话音刚落，他就启动了那辆破旧的卡车，速度开到了每小时70迈。我们到弗雷斯诺那头的马德拉，去找几个农民谈谈粪肥的事宜。
里基手上有个酒瓶子。“我们今天喝一杯，明天再忙活。走吧，兄弟——喝点儿吧！”特雷带着孩子在后座，我回头瞟了一眼，看见她因为到了自己家而开心得红光满面。加里福尼亚10月份充满生机的绿色田野疯狂的向后倒退。我再次感觉到信心满满，精神百倍，准备出发了。
“现在咱们到哪儿去，兄弟？”
“我们去找一个有一批闲置分肥的农民。等明天我们开着卡车过来运走。兄弟，我们可以赚到不少钞票。不用担心了。”
“大家都有份！”邦佐高声喊道。我发现事实的确是这样——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每个人都在忙着赚钱。我们在弗雷斯诺那乱糟糟的大街上把车开得飞快，到后街去找些农民。邦佐下车跟墨西哥农民交谈，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当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现在我们需要喝一杯！”里基喊着。于是我们下了车，进入到十字路口的一家酒馆。星期日的下午，美国人总是喜欢在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上几杯。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边喝酒，一边畅谈，还会争执几句。一切都这么好。晚上到了，孩子们开始哭喊，父母们醉醺醺的。他们歪七扭八的回到家。我在美国各地的十字路口的酒馆里喝上几杯的时候，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一家人。孩子们不停的嚼着爆米花和油炸薯片，在后面玩闹着。我们也一样。里基、我、邦佐和特雷坐着饮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扯着嗓子交谈。约翰尼和其他的孩子们在自动唱机周围玩闹着。太阳越来越红了。我们什么也没做。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呢？“明天，”里基开口说。“兄弟，我们明天忙活。再来一杯啤酒，兄弟，来喝吧，来喝吧！”
我们歪七扭八的走出来，上了卡车，来到公路边上的一个酒吧里。邦佐是个粗犷的家伙，话多嗓门又大，圣华金山谷一带的人都跟他相识。我和他从公路边的酒吧走出来，坐着卡车去找个农民；最后的结果却是到了马德拉的墨西哥小镇去找姑娘，如果有可能，给他和里基物色几个。当紫色的暮霭笼罩在整个山野的葡萄园，我坐在卡车里像哑巴一样。邦佐跟一个墨西哥老头在厨房门口讨论着价格，想把老头在后院种的西瓜买下来。我们买了西瓜，当场吃干抹净，把西瓜皮扔在老头家旁边的泥路上。天色晚了，各色各样的漂亮姑娘们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说：“我们究竟在哪里呢？”
“不用担心，兄弟。”邦佐说。“明天我们可以赚到很多钱；今晚我们无需杞人忧天。”我们回去找到了特雷、她的哥哥和孩子，在公路的灯光下开着车到了弗雷斯诺。我们都饿的要命。我们穿过弗雷斯诺的铁路，走进弗雷斯诺墨西哥小镇那乱糟糟的街道。模样古怪的中国人把身子探到窗户外面，欣赏着星期日晚上的路边景色。一群穿着长裤的墨西哥小姑娘悠哉的走过。自动唱机播放着喧闹的曼博舞音乐。大街上张灯结彩，如同正在过着万圣节。我们走进一家墨西哥餐馆，享用了玉米饼裹着捣烂的菜豆，味道十分不错。我拿出了身上最后一张崭新的5元钞票，给我和特雷结了帐。这5元钱原本计划着用到新泽西去的，现在只剩下4块钱了。特雷和我互相望着彼此。
“今天晚上我们睡哪里，宝贝？”
“我也不知道。”
里基已经醉醺醺的了。他现在的声音疲惫而柔和，嘴里不停的说：“来吧，兄弟——来吧，兄弟。”这一天可真是漫长。我们谁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仁慈的上帝是怎样安排的。可怜的小约翰尼躺在我怀里睡得正香。我们开着车回到萨比纳尔去。在半道上，经过99号公路旁的一家小吃店，我们猛然刹车。里基还想喝上最后的一杯啤酒。路边的小店后面停着一辆汽车拖车，搭起了帐篷，有几个破破烂烂的汽车旅馆式的房间。我询问了一下价格，得到的回答是两块钱。我问特雷意下如何，她说可以。因为现在我们带着个孩子，让孩子感觉舒适一些。酒馆里有个牛仔乐队正在演出，一些阴沉着脸的流动农业工人歪歪斜斜的在音乐的伴奏下扭动着身子跳舞。我和特雷喝了几杯啤酒，带着约翰尼进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准备就寝了。邦佐还在外面晃悠，他没有地方睡。里基到葡萄园他父亲的棚屋去睡觉了。
“你在哪里住，邦佐？”我问。
“我没地方住，兄弟。按理说我应该和大罗塞一起住，但是昨天她把我赶出来了。我准备去把卡车开过来，今晚在卡车里睡觉。”
吉他拨弄的声音响起。我和特雷一起望着星辰，亲吻着彼此。“明天，”她说。“明天一切都会变好，你觉得呢，亲爱的萨尔，兄弟？”
“当然了，宝贝，明天。”总是明天。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听到这样一个词汇——明天，一个可爱的词，或许它意味着天堂。
小约翰尼没有脱衣服，在**蹦了几下就进入梦乡。他鞋子里撒出了沙子，马德拉的沙子。我和特雷半夜起床把床单上的沙子掸掉。早上我起床，一番梳洗之后在附近走走。我们在棉花地和葡萄园中间，距离萨比纳尔有5英里。我询问经营着宿营地的胖女，是否出租闲置的帐篷。最便宜的帐篷闲置着，租金是每天一块钱。我拿出了一块钱，住在里面。里面有一张床、一个暖炉、支撑的杆子上挂着一面有裂纹的镜子。气氛让人感觉不错。我进去时要弯下腰，在里面看见了我的宝贝和我宝贝的孩子。我们等着里基和邦佐把卡车开过来。他们带着瓶装的啤酒来，在帐篷里面畅饮着。
“粪肥怎么了？”
“今天时间太晚。明天，兄弟，我们赚一大笔钱。今天咱们来喝酒吧。你觉得呢，要啤酒吗？”我不需要其他人来怂恿我。“来吧——来吧！”里基嚷嚷着。我开始明白，我们要靠粪肥卡车赚钱的计划永远没有成效了。卡车在帐篷外面停着，车上散发出来的味道跟邦佐身上的一样。
那天夜里，我和特雷在带着露水的帐篷里上了床，夜晚的气氛是这么美好。我正准备睡觉，她问：“现在你想跟我**吗？”
我问：“约翰尼怎么办？”
“他不会知道的。他睡得正香。”其实约翰尼没有睡着。但是他没有出声。
到了第二天，小伙子们把粪肥卡车开回来，又出发去找威士忌。等他们回到帐篷，又是一场欢饮。那天夜里，邦佐说外面太冷了，因此裹着一张散发着牛皮气味的油布，睡在我们帐篷里的地上。特雷对他很反感，说他整天围着自己的哥哥打转，就是为了接近自己。
看起来，除了我和特雷即将面临着没有口粮，什么事都做不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到田间转了转，到处打听着有没有摘棉花的临时工作。人们让我出了营地，到公路那边的农场去碰碰运气。我去了，农场主人跟女眷一起在厨房。他走出来听了我的诉求，提醒我说，每摘100磅皮棉，他支付三块钱。我约莫着自己每天至少也能摘上300磅，于是答应了。他从仓库里找出几条帆布长口袋，告诉我，天亮就可以开始摘棉花了。我兴致勃勃的跑回去告诉了特雷。半路上，一辆装运葡萄的卡车在路上的一块高出来的地方颠簸了几下，震出来好几大串的葡萄，掉在滚烫的柏油路面。我把它们拾起来，带回了家。特雷开心不已。“约翰尼和我跟你一块儿去摘，搭把手。”
“呸！”我说。“根本不需要！”
要知道，摘棉花可是非常吃力的。我做给你看。”
我们吃着葡萄。到了傍晚，里基带来了一个面包和一磅汉堡牛排，我们一起野餐。有一个体积较大的帐篷挨着我们，里面住的是一家流动摘棉花工人。爷爷一天到晚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年纪太大了，做不动这工作。儿女和孙子辈，每天破晓时穿过公路，到我找到工作的这农场主人的地里去摘棉花。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他们一起出发。他们说，因为沾上了露水，清晨的棉花比较重，赚到的钱比下午更多。虽然这样说，他们依然从日出干到了日落。爷爷是30年代天灾时期从内布拉斯加迁移到这里来的——全家坐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我的蒙大拿的牛仔朋友也跟我说过，那场天灾其实就是沙尘暴。从那以后，他们就在加里福尼亚定居了。他们喜欢干活。10年的时间，老头儿子的子女已经有4个了，其中几个年龄大的可以参加到摘棉花的队伍里。那个时候，他们的境况有所好转，摆脱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里那个凶狠毒辣的西蒙·勒格里式种植园的极端贫困，住进比较不错的帐篷，对他们来说已经满足了。他们为现在的帐篷感觉到自豪。
“还准备回到内布拉斯加吗？”
“呸。那里空无一物。我们计划想买一部拖车。”
我们弯着腰开始采摘棉花。景色非常的美。田野的那头是帐篷，帐篷之后则是干枯了的褐色棉花田，一直延伸到了远方褐色的旱谷的山麓小丘陵。再之后就是早晨蓝色的空气当中那白雪皑皑的内华达山脉了。这比在南大街洗盘子要好得多。可是我对摘棉花丝毫不擅长。我把白色的棉桃从发脆的底托分离出来耗时太久；别人轻轻一夹就做到了。此外，我的手指开始出血，我需要手套，或是经验再丰富些。有一对黑人老夫妇跟我们一起在地里忙活。他们摘棉花的时候的从容，正如同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祖辈在战前表现出来的一样。他们弯着腰，慢慢的，忧郁的，沿着植物向前行进，挂在腰间的盛棉花的帆布袋越来越鼓胀。我的腰背开始感觉到酸痛。但是跪下来藏在地里的感觉很好。我感觉自己需要休息的时候就歇了一会，把脸贴在湿润的褐色土地上。鸟儿如同伴奏一样唱着歌。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生的事业。约翰尼和特雷从炎热的正午阳光下跑过来，向我招手示意，跟我一起忙了起来。小约翰尼摘棉花的速度比我还快——特雷更是比我快了一倍。他们赶到我前面了，给我留了一堆一堆摘干净的棉花，让我放进我的帆布袋——特雷留下的是摘棉花高手的大棉花堆，约翰尼留下的是孩子气的小棉花堆。我心情悲凉的把它们塞进口袋。我算是个什么男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别提他们。整个下午，他们都跟我在一起。太阳逐渐现出红色，我们一起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去。我把摘好的棉花卸在田头的磅秤上，重达50磅，我拿到了一美元50美分。我跟一位流动农业工人借了辆自行车，沿着99号公路骑到了十字路口的食品杂货铺，购买了煮熟的意大利细面条、肉丸子罐头、面包、黄油、咖啡和蛋糕，装进一个纸袋子里，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回家去。一辆开向洛杉矶的车迎面轰隆隆的驶来，一辆开往旧金山的车在后面追赶着我。我不断的咒骂。我抬头看看黑漆漆的天空，祈祷着上帝让我时来运转，好为我爱着的那两个小家伙做点什么。谁都不拿我当一回事。我本应该有心理准备。特雷让我重新精神焕发，她在帐篷的炉子上把食物加热了，那是我生平吃过的最美味的几顿饭之一。因为我实在是又饿又累。我就像摘棉花的老黑人那样长叹一口气，躺在**吸了支烟。狗在凉爽的夜里乱叫着。里基和邦佐晚上不到我们的帐篷来了，这让我十分满意。特雷蜷缩在我旁边，约翰尼坐在我胸膛上。他们两个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着小动物。令人可怖的平原上，我们的帐篷里有一盏亮着的灯。路边的小吃店，牛仔们演出的音乐声从田野那边飘过来，让人心生悲凉。我却毫不在乎。我亲吻了我的宝贝，我们的帐篷熄了灯。
清早的露水把帐篷打得失去了生气。我拿着毛巾和牙刷，跑到汽车旅馆的公共卫生间去梳洗。然后回来穿上长裤。因为跪在地上忙活的缘故，裤子都磨破了，特雷晚上帮我补上。我戴着那顶曾经给约翰尼当玩具的破破烂烂的草帽，拿着用来装棉花的帆布袋，穿越到公路的另一端。
我每天大约能赚1块5毛钱。刚刚够晚上骑着自行车去买吃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的过。我把东部、迪恩、卡洛以及令人厌恶的公路全都扔在了一边。约翰尼和我每天玩闹着。他喜欢我把他扔到半空，落在**。特雷坐在那里做一些针线活。我是个喜欢浪迹天涯的人，正如我在帕特森所幻想的那般。别人说特雷的丈夫已经回了萨比纳尔，要跟我算总账。我思想上已经有了预先的准备。有天夜里，流动农业工人在路边的小吃店情绪失控，把一个人绑到树上去，用棍子殴打的惨不忍睹。那时候我正睡着，后来才听人提起。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帐篷里放着一根大棍子，生怕那些流动农业工人认为我们这些墨西哥人在他们的拖车营地胡作非为。他们当然认为我是墨西哥人，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也的确如此。
现在已经10月份了，晚上冷得可以。有一家流动农业工人那里有个烧木柴的炉子。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可我们一无所有，而且帐篷的租期也到了。我和特雷无奈之下决定必须要离开了。“你回娘家去吧。”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能带着约翰你这样的小家伙在帐篷营地走来走去；可怜的小东西太冷了。”特雷哭了，因为我质疑了她作为母亲的天性。但其实我本不打算这样做。
一个黑漆漆的下午，邦佐开着卡车前来。我们决定到特雷的娘家看看状况。然而我不能出面，只能躲在葡萄园。我们到萨比纳尔去；半路上卡车出了状况，又大雨滂沱。我们在破旧的卡车里骂骂咧咧。邦佐下了车，在大雨当中颇费周章的修理。毕竟他是个老好人。我们约好再痛快的喝上一杯。我们到了萨比纳尔的墨西哥小镇，在一家摇摇欲坠的小酒馆喝了一个小时的酒。我彻底结束了我在棉花田里的工作。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在召唤自己回到正轨。我给姨妈寄了张明信片，再次请她汇50块过来。
我们开着车到特雷家。他们的棚屋坐落在葡萄园中间的老旧的街道上。我们即将抵达那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们在还差1/4英里的地方让我下了车，然后开到特雷家门口。灯光从门缝里照在外面。特雷的6个兄弟弹着吉他唱着歌。老头子正在喝酒。我听见了盖过歌声的激烈的争吵。他们辱骂特雷是个婊子，说她离开那个像流氓一样的丈夫，到了洛杉矶，把约翰尼扔给了他们。老头子高声喊叫着。但是肥胖的棕色皮肤的妈妈声音盖过了所有人，在世界上那些做农活的大男人之间，她从来都占着上风。最终特雷得到了准许，可以回家了。弟兄们唱着快乐的歌。我瑟缩在寒风冷雨，观察着山谷10月里悲哀的葡萄园所发生的一切。我的耳畔回**着比利·霍利戴所唱的《多情人》；低矮的树丛里有我自己的音乐会。“我们下次再相逢，你会擦干我所有的泪水，拥抱我，亲吻我，在我耳畔悄悄的说些甜蜜的话，啊，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多情人，啊，你在何处……”这首歌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歌词，但是那**气回肠的旋律和比利的演唱实在让人赞叹，似乎一个女子在柔和的灯光下轻轻抚摸着她情人的头发。风在呼呼的咆哮着。我感觉到一阵寒意。
特雷和邦佐回到我这里。我们开着那辆发出吱嘎吱嘎响声的旧卡车去找里基。里基现在跟邦佐的女人大罗塞住在一块。我们在破旧的巷子口按着车喇叭。大罗塞把他赶了出来。一切都搞砸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卡车里住宿。特雷当然紧紧的拥着我，让我不要走。她说自己可以去摘葡萄，赚钱养活我们两个。我可以住在距离她家不远的路那头农民赫弗尔芬格的仓库。我不需要工作，只需要整天在草地上坐着吃葡萄就行了。“你愿意吗？”
到了清早，特雷的表兄弟跑来把我们接上了另外一辆卡车。我忽然意识到，这附近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都知道我和特雷。对他们而言，我们的故事有趣又浪漫。那几个表兄弟客客气气，事实上还相当的惹人爱。我站在卡车上，开心的笑着，谈论着战争期间我们身在何处，当时是怎样的状况。特雷的表兄弟共有5人。每个人都不错。他们似乎不属于特雷家她哥哥那样总爱嘀嘀咕咕的样子。但是我喜欢那个不知所谓的里基。他肯定的说要到纽约去找我。我想象着他到了纽约以后的样子，每件事都要拖到明天。那天他睡在田地里的某处。
到了十字路口，我从卡车上下来，表兄弟们把特雷送回了家。他们在家门口朝我打手势示意，提示我，特雷的父亲和母亲不在家，他们到外面去摘葡萄了。下午整个房间归我管辖。那是一座4个房间的棚屋。我难以想象这家人是怎样生活的。苍蝇在洗涤槽上嗡嗡乱转。没有纱窗，如同歌里所唱：“窗玻璃打破了，雨水飘洒进来。”特雷在家里，慢条斯理的忙碌在锅碗瓢盆之间。她的两个妹妹冲我发出嗤嗤的笑声。小孩子在大街上尖叫着。
我待在山谷中的最后一个下午，当火红的太阳逐渐显现在云层之外，特雷带着我到路那头农民赫弗尔芬格的仓库。赫弗尔芬格路边的农场开展得风生水起。我们把板条箱聚拢在一块，特雷从家里拿来毛毯，一切收拾得妥妥帖帖。只是在仓库屋顶尖处有一只毛茸茸的大蜘蛛。特雷说，如果不去伤害那蜘蛛，它是不会咬人的。我抬头望着那家伙。我到外面的墓地，爬到一棵树上，唱起了《蓝天》。特雷和约翰尼在草地上席地而坐。我们吃着葡萄。人们在加里福尼亚享受葡萄的时候，只吸吮着葡萄的汁，葡萄皮吐到一边。这是真正的奢侈。天逐渐黑下来。特雷回家去做晚饭。9点到了，她端来了好吃的玉米饼和捣烂的豆子到了仓库。我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生了一堆用来照明的火。我们躺在板条箱上**。特雷站起来，径直回了棚屋。她父亲对她大声叫喊，我在仓库里都听见那男人的高嗓音。特雷怕我晚上受冻，留给我了一条披肩。我把它披在自己身上，轻手轻脚的穿过月光下的葡萄园，去查看究竟怎么回事。我爬到一排葡萄藤的尽头，跪在带有温度的泥地。她的5个兄弟正在唱着好听的西班牙语曲子。小屋顶上方是星辰，火炉烟囱有烟雾升起。我闻见了捣烂豆子和辣椒的香气。老头子还在嘟哝。兄弟5人用真假嗓音来回的变换着歌唱。母亲一声不吭。约翰尼和孩子们在卧室里玩儿的开心。加里福尼亚的家庭；我躲在葡萄藤之间，把一切尽收眼底。我感觉到如同拥有百万美元那样充实满足。我在疯狂的美国之夜以身犯险。
特雷走出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陪着她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发生什么了？”
“哦，我们总是会吵嘴。他让我明天就回去干活。他说他不喜欢看见我到处游**。萨利，我想和你一同到纽约去。”
“怎么去呢？”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我会想念你的。我爱你。”
“可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明白，我明白。我们再做一次。然后你就走。”我们又回了仓库。我在大蜘蛛下方和特雷**。大蜘蛛在做些什么？我们在板条箱上小睡了一会，火堆逐渐的熄灭。半夜里特雷又回了家，她的父亲喝得铭酊大醉。我听见老头子的咆哮声。睡着之后才逐渐安静。星星在沉睡的田野上逐渐的熄灭。
清早，农民赫弗尔芬格从马厩探头过来问：“如何，小伙子？”
“一切不错。希望我在这里没有给你们添太多的麻烦。”
“当然没有了。你跟那个墨西哥小娘们儿在交往吗？”
“她是个好女孩。”
“而且非常漂亮。我想公牛越过了围栏，把种搞得杂乱了。她的眼睛是蓝的。”我们讨论着他的农场。
特雷过来给我送早餐。我把帆布袋收拾妥当，在萨比纳尔一拿到汇款，我就可以即刻出发前往纽约了。我觉得这个时候钱财已经汇到，只等我去领走。我告诉特雷，我要出发了。她就这个问题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却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只好听之任之。她在葡萄园不动感情的亲了我。我们沿着那些葡萄藤植物向前走。走了十几步后转身，爱情就如同决斗，我们最后一回互相凝望对方。
“特雷，我们在纽约见。”我说。她准备在一个月后和自己的哥哥开车到纽约去。然而我们两个心里都清楚，她是做不到的。走了100英尺后，我回头去看向特雷。她一手拿着我早餐刚用过的盘子，正准备回到棚屋里。我低下头，望向她。哎呀，我又出发了。
我沿着公路来到萨比纳尔，嘴里吃着从核桃树上刚摘下的黑核桃。我沿着南太平洋铁路进发，走在铁道上，伸出两只胳膊保持平衡。我路过了一座水塔和一家工厂。这里是郊区的尽头了。我来到铁路的电报房去看看汇款是否已经到账。电报房门关着。我咒骂了几声，坐在台阶上等候。票务主任回来，请我进去。汇款已经到账；姨妈又一次帮了我大忙。“明年的世界职业棒球联赛谁会赢？”长相瘦削的老票务主任问我。我忽然意识到，已经是秋天了，我正在回纽约的路上。
我在山谷之中，10月份那忧郁的光线下沿着铁路前行，期待着有一列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货运列车驶来，我就能够加入到吃葡萄的流浪汉队伍里，和他们一起看连环漫画了。没有列车开来。我离开了铁路线，来到公路上，马上就遇到了愿意让我搭车的人。我这辈子没有坐过开得这样快、这样吵闹的汽车。开车的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牛仔乐队的小提琴手。车是全新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80迈。“我开车的时候不喝酒，”他顺手给了我一个一品脱装的酒瓶。我喝了一口，把瓶子递给司机。“为什么要干杯，”他说着也喝了一口。从萨比纳尔到洛杉矶距离约有250英里，我们却在令人惊异的4个小时就跑完了所有的路。他一直开到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门口才放我下车；我急匆匆的赶在公司下班前跑进去拿回退给我的原稿。然后，我购买了前往匹兹堡的公交车票。我的钱不够买去纽约的全程票。来到匹兹堡以后，我又一次陷入了郁闷。
10点钟公交车启动，我有4小时的时间可以独自逛逛好莱坞。我先购买了一个面包和萨拉米香肠，准备做成10块三明治，用作我一路上的食物。这时候还剩下一块钱。我坐在好莱坞一个停车场后面的水泥矮墙上，制作三明治。正当我全情投入的进行这项可笑的工作，宣传好莱坞一部新片的首映式那道强烈的弧形光芒穿越了夜空，让西海岸的天空热闹非凡。周边都是疯狂的黄金海岸的喧嚣声音。这就是我想在好莱坞闯世界的经历——也是我在好莱坞的最后一夜，可我却在停车场厕所后面，把放在膝盖的三明治上抹着芥末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