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来临之际，我坐的公交车如同离弦的箭一样穿过亚利桑那沙漠——印第奥、布莱斯、莎乐美翩翩起舞之地；通往南方墨西哥山脉的干燥又宽广的地区。之后我们向北转弯，把车开入了亚利桑那山区，弗拉格斯塔夫，悬崖城镇。我手里刚好有一本从好莱坞的书报摊上随手拿走了的阿兰—富尼埃撰写的法文小说《大个莫纳》，不过我宁可欣赏一下沿途的美国风光。每一处隆起、山岗和开阔的平地都会让我心驰神往。我们在一片漆黑的夜里穿越了新墨西哥州；蒙上一层灰色的黎明中，我们抵达了德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在冷飕飕的星期日下午，我们途经了一个个俄克拉荷马平原小镇。晚上到达堪萨斯。公交车轰隆隆的开着。我10月份回家。每个人都在这个时候回家去。
到了中午，我们抵达圣路易斯。我在密西西比河畔随意的走着，看北面蒙大拿的原木沿河漂流而至——我们美洲梦里的奥德赛大原木。深深陷入泥巴里的、有老鼠出没的破旧的轮船在风吹雨打中屹立着，船上的涡卷装置已经破破烂烂。下午，厚实的乌云笼罩在密西西比河谷的上方。那天晚上，公交车轰隆隆的经过印第安纳的玉米地。月光之下，玉米苞叶堆在一处，形状显得有些诡异，简直有了万圣节的意味。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姑娘，我们总是互相搂着脖子接吻。那姑娘眼睛特别近视，我们下车吃东西时，我必须要拉她的手前往售卖便餐食品的长形柜台去。我买吃的由姑娘付钱；我把准备好的三明治吃得干净。作为回馈，我给姑娘讲故事。她夏天在华盛顿州摘苹果，此时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家乡在纽约州北部的一处农场。她邀请我到家做客。无论如何，我们约好在纽约的一家旅馆见面。姑娘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下了公交车，我在去匹兹堡的路上一路瞌睡。许多年来，我都没有累成现在的样子。我到纽约还有365英里的路需要搭乘路上的免费便车，口袋里只剩下一颗一毛的硬币。我走了5公里，才出了匹兹堡。路上搭了两回车，一次是装满苹果的卡车，一次是铰接式卡车。10月小阳春的雨夜，我来到哈里斯堡。我没有在这里逗留，继续前进。我要回家去。
那是萨斯奎汉纳河的幽灵之夜。所谓幽灵是个带纸背包的身材干瘪的小老头，他说自己要到“加拿地”。他一路上步伐矫健，让我跟在后面，说是前面有座桥，我们可以通过去。小老头大约六十几岁，一路上不住的谈论着人们给他吃的饭菜，给过他多少黄油抹烙饼，又另外给了他多少片面包。马里兰一家收容所的走廊里一个老头是如何招待他的，还邀请他一起度周末。离开收容所之前，他又是如何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道路旁边是如何发现了一顶全新的帽子，正是现在他头上戴的这顶。他是如何找遍了每个红十字会的办事处，把自己参加一战的证件向他们展示。哈里斯堡的红十字会是如何名不符实，而他又是如何在这生存艰难的世道上混到今日的。不过据我观察，小老头仅仅是个走遍了整个东部荒野的没什么体面可言的流浪汉，路上遇到红十字会办事处就要进去，偶尔会在大街的角落乞讨几枚钢蹦。我和他一道乞讨搭车。我们沿着令人悲伤的萨斯奎汉纳河徒步走了7英里。一条让人恐惧的河。两岸的生长着各种各样灌木的悬崖，像是毛发蓬松的怪兽一般，俯瞰着未知的河。漆黑的夜色笼罩。某些时候，河对面的调车场升腾起一大片机器车辆散发出的红色光辉，照亮了令人恐惧的悬崖。小老头说自己的背包里有一条精致的皮带。我们停在原地，让他拿出来。“我在这附近搞到一条精致的皮带——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真该死，上哪儿去了？我是不是把那东西忘在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柜台呢？”
“你指的是弗雷德里克吧？”
“不，不，弗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小老头总是说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和弗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他散漫的走在公路中央，完全不在乎迎面开过来的车，甚至有几次几乎被撞倒。我在公路旁边的明沟里困难的前行。我觉得那个瘦小的、让人可怜的疯子老头无论何时，都可能会在漆黑的夜晚被撞飞摔死。我们压根没有找到那座桥。我在一个铁路的地下通道和他分道扬镳。由于路上走的浑身出了汗，我换了衬衫，穿上两件套衫。我借着一家路边餐厅的亮光来做这些尴尬的动作。有一家人从漆黑的路上经过，看见我在这么折腾，觉得奇怪。不过更值得纳闷的是，在这个宾夕法尼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餐馆，竟然会有演奏萨克斯管的高手，正在吹着音律优美的布鲁斯。我在一边聆听，忍不住呜呜的哭起来。雨越下越大。一个司机让我搭车回到哈里斯堡，告诉我走错路了。我忽然看到那个瘦小的老头站在路灯下，竖起一根大拇指请求搭便车——这孤独的可怜鬼，曾经可能风光一时，如今落魄，流落荒野，身上没有一个子儿。我把那个人的情况给司机大致的介绍，他立刻停车招呼那个小老头。
“哎，老兄。你现在前往的地方是西边，不是东边。”
“呃？”那个干瘪的小老头说。“你总不会是在说我不认识这里的路吧？我来这一带有好多年头了。我要到加拿地去。”
“但是这条路不是通向加拿大的。这条路去往匹兹堡和芝加哥。”那个干瘦的老头觉得跟我们不是一路人，走远了。我最后看见的，是他身上来回跳着的白色小袋子，消失在阿勒格尼山无边的凄凉夜色里。
最初我以为美国的荒野都在西部，然而当我看到萨斯奎汉纳河，就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想法错误。不，东边也是有荒野的。也正是乔治·华盛顿穿着鹿皮衣服跟印第安人打仗时候的蛮荒之地。在那时候，美国著名的拓荒者丹尼尔·布恩正在宾夕法尼亚的油灯下讲故事，做出了要找到肯塔基州和坎伯兰隘道之间的通道的保证。那时候北美的革命印刷人布雷福德开辟了他的新道路，人们在原木的小屋子里为他欢呼喝彩。在那时候，小人物们没有亚利桑那那样广阔的天空，只有东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长满了灌木的荒野，还有萨斯奎汉纳、莫农加希拉、老波托马克、莫诺卡西一类的让人忧伤的河流之间曲折回环的小路黑色的柏油道路。
那个晚上在哈里斯堡，我被迫睡在火车站的一条长椅上。直至天亮，站长把我轰了出去。人们的美妙的儿童年代，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对生活的艰辛一无所知。接着来到对人世间感觉到冷漠的时代。你体会到了自己的烦恼，又穷又瞎，衣着破破烂烂，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怜相，瑟瑟发抖的度过这如同噩梦一般的生活。我跌跌撞撞走出车站；我简直难以支撑。我所看见的早晨，只是一片如同坟墓的白色而已。我快要饿死了。几个月之前，我在内布拉斯加州谢尔顿市购买的止咳糖还剩下几粒，这是我身边仅有的含有热量的食物。我吸着里面的糖分。我不知道如何乞讨。我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出城门，所剩的体力几乎到不了郊区。我明白，如果自己在哈里斯堡再待上一夜，我很有可能被拘捕。可恨的城市！过了一阵子，一个面容憔悴瘦削的人让我搭乘他的车，他认为有节制的饥饿是有利于健康的。我们向东进发的时候，我对他说自己快饿死了，他说：“好，好。对你而言，没有比这更好了。我自己也是三天没吃东西。我肯定能活到150岁。”他身上瘦得已经皮包骨了，衣服在他身上的效果如同松松垮垮的玩偶。他那些古怪的想法活像个疯子。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搭上一个胖胖的人开的车，那时候司机就会说：“咱们在这家餐馆逗留一阵，来点猪排和豆子。”只不过那天早上让我搭车的，是个认为饥饿对人身体有利的神经病。车开了100英里，他大发慈悲的从车后拿出了黄油面包三明治。他在宾夕法尼亚附近推销水暖管配件。三明治原先藏在那些配件样品里。我狼吞虎咽的把黄油面包吃完。突然哈哈的笑了。他在阿伦敦推销，我独自坐在车里等着，笑起来就没完没了。我的天，我对生活厌倦至极。然而那个神经病开车带我回到纽约的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在时报广场。我在整片美国大陆，已经踏过了八千英里，又在交通最为拥挤之际返回了时报广场。用我在江湖闯**却又对事故一无所知的眼睛，看着纽约的纷乱疯狂以及荒诞躁动，看着这座城市的数百万居民为了金钱而拼命争夺，这疯狂的梦境——抢夺、攫取、给予、哀叹、死亡，仅仅是为了亡故之后可以葬身在长岛市以远的很恐怖的墓地城市。这片土地的高楼——土地的另外一边，也就是签署美国《独立宣言》之地。我在地铁的一个出入口久久站立，鼓足勇气想挑一个长得好看的烟蒂。然而每当我弯下腰，人群刚好涌了过来，遮挡了我的视线。可我发现烟蒂被踩得稀巴烂。身上没有一毛钱坐公交车。从时报广场回到帕特森需要好几英里。你能想象我走着通过林肯隧道，又或是走过华盛顿桥到新泽西的场景吗？天色已晚。哈塞尔在什么地方？我在广场上到处找着哈塞尔，可是一无所获。他在赖克斯岛的监狱。迪恩在什么地方？其他人在什么地方？我又在什么地方？我是有家可去的，有躺下来睡觉的地方。好好躺着，思量一下其遭受的损失，也思量一下我知道会有的得益。我不得不乞讨用来坐公交车的2毛5。我终于看中了一个在街角上站着的希腊神父，他给了我一枚2毛5的硬币，面色紧张的避开了我的视线。我拔腿跑向公交车站。
到家之后，我把冰箱里的食物吃了个干净。姨妈站起来望着我。“可怜的小萨尔法托雷。”她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你瘦了。你瘦了。这些日子你去哪了？”我把两件衬衫和两件套衫穿在自己身上，在棉花田里干活时磨破的裤子，我那双破破烂烂的皮凉鞋都塞进了帆布包。姨妈和我决定用我从加利福尼亚寄给她的钱购买一台新冰箱。家里从来没有买过冰箱。姨妈上床睡觉了，我却无法入睡，夜已深，仍然躺在**抽着烟。我写了一半的稿子放在书桌上。10月份了，我回到自己家中，重新开始了工作。第一阵寒风把窗玻璃吹的吱吱作响，我总算及时回到了家。迪恩来我家等过我，住了几个晚上。下午跟我姨妈聊天，姨妈则用全家往年穿过的旧衣服拆下来的碎布编织一块地毯，现在已经完成了，铺在我卧室的地板上。花色复杂斑驳，如同流逝的时间丰富而多彩。迪恩在我回到家之前的两天离开了，前往旧金山。我们可能在宾夕法尼亚，或者俄亥俄擦肩而过。迪恩在旧金山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卡米尔刚刚搞到了一套公寓。当我在米尔市，也没有想过去看望她。现在一切都晚了，我同时也想念着迪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