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要出发了，搭乘前往底特律的公交车。我们的钱剩的不多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拖着行李穿越车站。迪恩大拇指上的绷带已经全部松掉了，像煤炭一样焦黑。经过这番折腾，狼狈的模样无需赘言。迪恩精疲力竭，坐上轰隆隆穿越密执安州的公交车就睡着了。我和一个俊俏的农村姑娘聊起了天。她穿着一件棉布衬衫，领子开得很低，露出了晒成红褐色的、丰满的**上部。她头脑有些迟钝，说起了农村晚上在自家门廊上爆玉米花的场景。原本这话题本来能让我满心欢喜，但是由于她说的时候并不快乐，除了认为自己在做本分的事务之外，没有别的想法，我也就觉得意兴阑珊。“你还做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我试着把话题引到男朋友和性方面。她深色的大眼睛茫然的看着我，流露出多少代在她血液中流动的苦恼，也就是她没有做他渴望的事情——无论是什么，其实谁都知道。“你希望从生活里获得什么？”我要揪住她，把答案挤出来。她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含糊的说，工作、电影、夏天到奶奶家玩、到纽约看看罗克西连锁电影院、她该如何打扮——像上一个复活节的时候那样的穿戴：白色的帽子、玫瑰花装饰、粉红色的浅口轻便鞋、浅紫色的华达呢外套。“周日下午你都做些什么？”我问。她坐在家里的门廊上。小伙子骑自行车路过时，会停车闲谈几句。她躺在吊**，看着滑稽报刊。“夏天晚上很热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她坐在门廊上，看汽车来来往往。她和母亲做爆玉米花。“夏天晚上你爸爸做什么？”他做工，他在锅炉厂值大夜班。他干了一辈子活，养活一个女人还有孩子，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功劳。“你哥哥夏天晚上做什么？”他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待在冷饮店门口。“他渴望做什么？我们都渴望做什么？我们要什么？”她不知道。她打呵欠。她开始困了。这些问题太复杂了。谁也不知道。谁也答不出来。全完了。她十八岁，特别可爱，可惜不开窍。
到了底特律，我和迪恩灰头土脸、脏乱不堪的下了公交车。我们决定待在贫民窟的通宵电影院。公园里温度太低了。哈塞尔也到过底特律的贫民区，他那双黑色的眼睛不止一次搜索过每一个射击场、通宵电影院和每个吵吵嚷嚷的酒吧。他的样子常常浮现在我们脑海中。我们再也没有在时报广场上见过他。我们想老迪恩·莫里亚蒂或许刚巧也在这里——但是没有。我们每人付了3毛5，进了那家破旧的老电影院，占据了楼上的包厢，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赶下来。进那家电影院的都是些无聊至极的人。听了误传，信以为真，从阿拉巴马州来底特律汽车工厂打工的贫困的黑人；年老的白人流浪汉；流着长头发，志向不得伸而开始酗酒的年轻艺术家；妓女，普通夫妻；无所事事、没有去处、没有人可依赖的家庭主妇。如果你把整个底特律的人放进铁丝篮进行一次大筛选，收集到的又大又粗的渣滓还比不上通宵电影院的这些家伙。那天放映了两部电影，第一部的演员是牛仔歌手埃迪·迪恩和他骑着的白马布洛普；第二部的演员是乔治·拉夫特、西尼·格林斯特雷特以及彼得·洛雷，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一个晚上把这两部电影各看了6遍。我们醒着的时候用眼睛看，睡着的时候用耳朵听，做梦的时候用内心去感应。到了早上，我们已经彻底参透了西部古怪的灰色神话，和东部令人惊异的深色神话。从那天起，这种可怕的渗透作用，通过潜意识支配了我的全部行为。我数百次的听见大个子格林斯特雷特的嗤笑声；我听见彼得·洛雷进行邪恶的引诱；我分担了乔治·拉夫特那偏执的惊恐；我和埃迪·迪恩纵马放歌，和偷牛贼展开无数的枪战。人们就着瓶子小喝几口酒，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四下张望着，看有什么事做，有谁可以聊天。大家头脑一片空白，谁也不开口。灰色的黎明如同幽灵萦绕在电影院的窗口和屋檐下，我的脑袋靠在座位的木扶手上。电影院的6个工作人员把昨天晚上观众扔掉的垃圾扫成一堆，我耷拉着脑袋正在打呼噜，一大堆垃圾的尖端，几乎要撞到我的鼻子——距离我座位有10排远的迪恩，后来告诉我，说他们差点把我也给扫到大街上。所有的烟蒂、空瓶子、纸板、火柴夹、乱七八糟的垃圾都堆在一起。如果我被扫出去，迪恩就再也看不见我了。他只能找遍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方便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所有的垃圾箱，才能发现我像个胎儿一样蜷缩在我的、他的，以及一切相关或者不相干的人的生活的垃圾当中。我从垃圾的子宫里对她说些什么话呢？“别来打扰我，兄弟，我对自己的处境万分满意。1949年8月的一个夜晚，你我在底特律失散了。你有什么权利来这个臭气熏天的垃圾桶，把我的记忆搅乱？”1942年，我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话剧主角之一了。我是水手，在波士顿斯科雷广场上的帝国咖啡馆喝酒。我喝了六十杯啤酒，走进洗手间，藏在便桶旁边就睡着了。晚上，至少有一百个水手和各式各样的人把尿撒在我身上，让我浑身脏污，面目全非。到底，这又有什么要紧？——默默无闻存活于世，要好于天堂里的荣耀。因为天堂是什么？人世又是什么？都是心里想想而已。
天亮了，我和迪恩满口胡话、东倒西歪的走出这个可怕的地方，去找旅行社介绍搭便车。我们把上午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黑人酒吧，追求姑娘，以及在自动唱片机厅里听唱片，接着一副狼狈样子的拖着行李坐了五英里的公交车，到了同意按人收取四块钱、让我们搭车上纽约的那人家。他是个戴眼镜的金发中年人，有妻儿和不错的宅子。他准备出发之时，我们在院子里等候。他那可爱的妻子穿着厨房专用的棉布衣服，请我们喝咖啡，但是我们忙着交谈。迪恩之前喝了些酒，这时候酒意上头，他疲劳不堪，看到什么都觉得开心。他汗如雨下，快要达到那份狂热的样子。我们坐上那辆新的克莱斯勒牌汽车纽约进发时，车主人意识到找他搭车的是两个疯子，可也只能认命。事实上，当我们途经布里格斯体育馆，谈起了明年底特律的拳击锦标赛，他就习惯了我们的存在。
我们在笼罩着一层薄雾的晚上，通过托莱多，在老俄亥俄接着前进。我觉得自己如同旅行推销员，在美国的城镇间反复穿行——一副繁忙的样子，商品并不适销对路，推销的方式老套，找不到买家。即将抵达宾夕法尼亚，车主人感觉到倦了。迪恩接手驾驶，跑完了到纽约的剩下的路。我们开始听见收音机里锡德交响乐团演奏的最新的爵士乐，我们来到美国最后的大城市了。抵达之际正是清晨，时报广场逐渐变得活跃，因为纽约没有休息。我们路过时，不自觉的想要找哈塞尔。
过了一个小时，我和迪恩下了车，到达我姨妈位于长岛的新住处。姨妈自己正忙着招呼来帮忙粉刷的亲友，在她讨价还价之际，我们快速上了楼。“萨尔。”我姨妈说，“迪恩可以在这里住几天，那之后他要离开，你知道吗？”旅程结束了。那天晚上，我和迪恩在长岛的储油罐、铁路桥和雾灯中间漫步着。我记起了他站在一盏街灯下的背景。
“我们路过那盏路灯时，我正要跟你说另外一件事，萨尔，但是现在我有个新点子。我们走到下一站路灯的时候，我们在讲刚才的事行吗？”我当然赞同。我们习惯了旅行，非要走遍整个长岛。但是到了尽头就没有陆地了，面前只剩大西洋，我们只能走到这里。我们互相握手，答应彼此做永远的朋友。
过了不到五天的一晚，我们在纽约参加聚会。我见到了一个叫做伊内兹的姑娘。我告诉她，我有个好朋友，她应该认识一下。当时我有点醉了，胡扯八道说他是个牛仔。“哦，我一直希望认识一个牛仔。”
“迪恩！兄弟，快过来！”我在聚会厅里嚷嚷——出现在聚会上的有诗人安赫尔·卢斯·加西亚，沃尔特·埃文斯，委内瑞拉诗人维克托·比利亚努埃瓦，我的旧情人吉尼·琼斯，卡洛·马克斯，吉恩·德克斯特，以及许多别的旁人。迪恩害羞的走过来。一个小时之后，在这庆祝夏季结束的聚会，醉意朦胧的气氛，他跪在地板上，下巴挨着一个姑娘的肚皮，嘴上说的天花乱坠，满身是汗，向她山盟海誓。那个姑娘一头黑发，浅黑色的皮肤，肉肉的性感——加西亚说她活生生是德加画笔下的人物，一个卖弄**的巴黎美女。没过几天时间，他们通过长途电话和旧金山的卡米尔在离婚问题上费尽了口舌，以便早日拿到文件后他们就去结婚。然而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仅仅过了几个月，卡米尔生下了迪恩的第二个孩子，那是他们年初几晚上关系破冰的结果。又过几个月，伊内兹也生了个孩子，加上西部某个地方的一个非婚生的孩子，迪恩现在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可是他现在身无分文，有的只是无尽的烦恼以及跟过去一样疯狂的匆忙的状态。这么一来，我们不能到意大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