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寂寞而连升三级者。
王照，直隶宁河人（今属天津市），字小航，号水东，别署芦中穷士。王照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王锡朋，是嘉庆武举人，曾任福建汀州总兵、安徽寿州总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王锡朋与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率领5000名守军，在浙江定海抗击英国侵略者，壮烈牺牲，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之一。
光绪二十年(1894年)，35岁时，王照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那一年正值甲午战争，朝廷未给新科进士开馆、授职，王照便离京还乡。第二年，王照赴京入馆，散馆后授礼部主事。他是我国最早的拼音符号发明人和倡导者之一。清代进士，除点翰林外，分部候补主事也算是较好的出路，要坐多年的冷板凳，熬过一定年头，才能补缺，擢升为员外郎、郎中；即便外放，也可实授知府；顺利的话，像张之洞那样，四十多岁官至二品京堂或巡抚一级地方大员，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京官的日子很清苦，很难熬啊。京官的收入主要靠俸禄（俸银、俸米）和外快。六品以下京官的年薪是，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由于财政拮据，咸丰以后，基本上是按八成发放俸银。张之洞在《请加翰詹科道津贴片》中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外快，主要是保证捐官或捐监贡的同乡身家清白的印结银，数量也不多。而京师交际多、开销大，不少人家靠典当度日。光绪九年（1883年），24岁的刘光第中了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之职。先后在绳匠胡同租住窄小低矮的民宅，一住就是整10年，生计困窘，多亏亲友刘举臣等人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他“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居恒键户吟咏，笔墨书卷外无长物。”从绳匠胡同到刑部上班，往返12里路，坐骡车，一年需要八九十两银子。为节省开支，他只得徒步上下班。他在给刘举臣的信中说：“同乡京官，咸劝不宜省费，恐致病症（臭气之熏蒸，灰土之呛人，实在不好闻得）。而无奈目前止此力量，但于雨大路太烂时，偶一坐车而已。”⑴所以，“穷京官”是出了名的。同年二月十七日（1883年3月25日），翁同龢从清流派人物宝竹坡家回来，在《日记》中记载道：“先至书厅，几榻殊草草，旁列残花数盆。奴仆羸敝，院落静无人声。雨后莓苔初生，湿土中渐作绿意。有顷，竹坡方出，服敝服，裂处露棉几尺许。”其清苦生活可想而知。有一首《京官曲》唱道：“淡饭儿刚一饱，破被儿刚一觉，怎当得有个人儿把家常道？道则道，非絮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绝早，家人的公食嫌少，这一支破锅儿等米淘，那一支寒炉儿待炭烧。且休管小儿索食傍门号，怎当得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丝毫。”而没有车马的京官，只好安步当车、迈着八字步去上班。于是，京师便有俗谚形容说：“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
京师官场，特别讲究出身和礼节。每年的“三节”、“两寿”，即元旦、端午和中秋节、老师和师母寿辰，都是弟子孝敬老师“二两银”、联络感情的大好机会，每年需要破费几十两白银。但是，对于穷京官来说，每次奉赠师门的“二两银”则变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礼节必须恪守，囊中又十分羞涩，怎么办？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委屈自己，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应酬，以便于在官场上时刻得到老师和同年的提携。有一首《讥贫乏》打油诗，生动地刻画了穷京官的无奈：“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也有例外者，比如，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乡试，孙家鼐为主考官，杨渭春被其录取，后来成为工部主事，杨渭春也就成为孙家鼐的弟子。可是，杨渭春家境贫困，有时竟穷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一次中秋节，别的弟子纷纷登门看望老师，进献“二两银”礼敬，杨渭春却给孙家鼐写来一封信，讲述自己的家庭困难，并请老师借钱帮他度过难关。孙王氏得知此事，非常惊诧地问丈夫：“门生不给老师进贡，还倒伸手老师借钱，真是奇了怪了。”孙家鼐说：“渭春不是到了万不得已，怎么可能向我张口？”于是，孙家鼐马上就派长随王大个子给他家送去了10两白银。后来，孙家鼐担任了工部尚书，杨渭春成了他的部下，孙家鼐有意关照他，派其担任了京师第一肥差：琉璃窑管事。一时间，在朝野传为佳话。
王照是个精明之人，点翰林之后，他不甘寂寞，与时俱进。他与康有为是同年兄弟，当时，康有为住南海会馆，梁启超住新会会馆，王照的居所与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相距只有二里路，他又与康广仁十分谈得来，两家走动频繁。光绪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2月），王照与徐世昌等合伙在南横街西头创办全国最早的民办新式小学堂“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当时，办学要到总署申请、立案，他在报告中写道：“名为第一号，以后尽力推广二号三号以至十百千号。”小学堂不仅教授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声光化电，而且请著名武术家王正艺（俗称大刀王五）做体育教习。不难看出，王照的见识与气魄都非同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