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一鸣惊人，成为京师耀眼的政治明星，也成为众人争相效仿的楷模。一时间，各种条陈、奏折像洪波涌起，剧成高峰。据统计，从六月十五日（8月2日）至七月十八日（9月3日），在32天时间里只有27人次31件上书，平均每天不到一件；从七月十九日（9月4日）至八月五日（9月20日），在16天时间里却有312人次386件上书，平均每天收到上书超过24件。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章京”走马上任，参与新政。同一天，张元济上了一奏，提出了包括“满汉通婚、去发辫、除拜跪”等一系列“更改祖制”的大胆建议。
王照虽然得到了奖赏，但是，却进一步加剧了皇上与太后之间的矛盾。“此诏书一下，维新者无不称快，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梁启超语）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都是太后的亲信。被罢官后，怀塔布领着内务府数十人跑到颐和园，环跪在慈禧面前，哭诉着告状，乞求“给奴才们做主”。太后一方面“令其暂且忍耐”，另一方面，又指使怀塔布去天津找荣禄密商对策。
未经请示懿旨，就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严重触动了慈禧敏感的权力神经。请安时，太后大发雷霆。光绪皇帝流涕辩解：“祖宗而在今天，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事后，梁启超认为：“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员无进退黜陟之权。彼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屡抗旨，上愤极而不能黜之。此次乃仅择礼部闲曹、无关紧要之人一试其黜陟，而大变已至矣。”
李鸿章虽然在贤良寺深居简出，但时刻关注着朝廷的风吹草动，并市场发出一些议论：“朝廷锐意振兴，讲求变法，近日明诏多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怂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不过敷衍门面而已。”“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藉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⑵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议论很快就传遍了京师。光绪皇帝听到汇报后非常震怒，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他下令：裕禄为总署大臣，李鸿章、敬信毋庸在总署行走。并正式任命裕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 四
一夜之间，李鸿章变得身无半职，一下子成为一个平头百姓。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可能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狐狸，他一生杀人如麻，战斗中多次死里逃生，所以，官越大年龄越高，也就越贪生怕死；他的身上有太多的“定时炸弹”，也有太多的仇人要置其于死地，如果没有乌纱帽罩着，他一天也别想安泰。光绪皇帝撤职的谕旨，让他死路一条，他岂能坐以待毙？
进入夏季，不仅天气越来越燥热，知了声声叫着夏天，而且，光绪皇帝对于维新的心态也日趋迫切，行动变得更为冲动、激烈，甚至有些不计后果。他下诏裁通政司等六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各省之不办运务之粮道，引起“公务员”队伍的极大恐慌。当时有人这样描写太仆寺被裁撤后的情形：“寺中自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阒其无人，匪特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即厅事户牖，均已拆毁无存。”“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闻，皆谓康有为欲尽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修整北京街道，改变环境卫生，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吏役们执法态度粗暴，方法简单，把街头摆摊的小商小贩撵得鸡飞狗跳，闹得沸沸扬扬，怨声载道。六堂官被“一锅端”，不仅引发了众多大臣的抵触情绪，而且，改革阵营也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杨参政公事略》记载：“一日六堂官革职，大臣颇自危，（杨）锐复奏情词剀切……顿脚叹息曰：‘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铎，今又误听于康有为，殆哉！’”杨锐还在给友人的信中大胆预测：“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
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蔡元培曾经是改革派积极争取的人物，但蔡元培对康梁等人的作派很是看不惯，对他们的邀请当面加以拒绝。多年以后，罗家伦当面请教蔡元培当年为何能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时，蔡元培从容解答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諭，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去办学堂吧。”⑶
就连驻京外交人员如窦纳乐、戈颁等，也认为康有为推行不切实际的改革（如变易服色、剪发等）是鲁莽冒进，对其政见也不尽赞同。康广仁也很为哥哥的前程担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但康有为却不以为然。他说：“死生命也。我昔经华德里，飞砖落面，若逾寸中脑死矣；加中风痰，顷刻可死。有圣主在，吾以救中国，岂忍言去？”
康广仁又劝道：“伯兄平时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中国杀身无益。”
康有为不听，还是自比圣人，一意孤行。
没有不透风的墙。张謇听到康梁准备“用激烈雷霆式的手段来变法”，十分惊诧，赶紧找到康有为，劝他不要逞一时之快，破坏变法大计。但康有为根本听不进去，支支吾吾，把他支走了。回到住处，张謇觉得无能为力，“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余尝规讽之，不听。”⑷
精明的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此，他“作辞寿州（即孙家鼐）奏派大学堂教习启”，匆匆离开京城，返回南通，以规避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