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的古典诗歌发展到了高峰的时代。而开元天宝时的诗歌，又是最为光彩夺目的。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重要篇章，就产生在开元、天宝年代。
就诗本身而言，盛唐诗歌的成就，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对梁、陈诗风的突破，以及陈子昂、刘知幾文学革新理论的推动下，所取得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封建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和繁荣，丰富了社会生活，也丰富了诗人们的生活，使诗人的眼界大大开阔了。
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查知，李白不仅熟悉当时的商业生活，而且熟悉当时的手工业生活。安史之乱后，他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说，金陵(今江苏南京)“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并着重指出：“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梗楠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物其中；银坑铁冶，连续相属。
铲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这表明他对于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剥削也加强了，封建经济关系中的固有矛盾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民族矛盾的加深，玄宗时边镇战争的增多，到天宝十四年(755)还爆发了安史之乱。
总之，一方面是国家前所未有的富庶、强盛，社会生活的繁荣丰富；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正是在这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强烈的悲欢离合、社会的大动乱，也都激发了诗人们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终于成就了盛唐诗歌的全盛阶段。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安西都护府之碎叶城(今苏联吉尔吉斯境内),幼年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并在四川长大。
他年轻时遨游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是一位极富浪漫色彩的大诗人。所写诗歌内容广泛，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健豪放，语言清新自然。杜甫说他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或泣鬼神”,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天宝元年(742),由于吴筠等人的揄扬和推荐，玄宗召他入京。他到长安以后，受到玄宗的优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但玄宗仅命他为供奉翰林。这是一个专给皇帝作诗玩赏的差使，李白在玄宗身边经常侍奉陪宴。
李白本有建功立业的抱负，曾想借机得玄宗赏识，以便青云直上，故奉命作诗相当卖力。然而，玄宗似乎只赏识李白的诗才，并不认为他有“吏才”,所以，始终没有给他加官晋爵。
而李白本人住在长安三年，仍然过着狂放的生活，不愿迎合权贵，相传有“龙巾拭吐”“御手调羹”“(高)力士脱靴”“醉草蛮书”等故事。
由于李白在封建帝王面前傲岸狂放的态度，对贵戚、大官僚以及高力士之流权势人物的卑视，因而受到他们的排挤攻击。
有一次，李白奉命为杨贵妃作诗，在诗中把她比作汉武帝的宠妃赵飞燕，以赞美杨贵妃的姿色，而高力士却趁机从中挑拨，说是李白故意讽刺。玄宗对李白，也不过是爱其诗名，把他作为自己的御用文人，自己酒醉饭饱之后，坐在沉香亭畔，“赏名花，对妃子”,让李白作诗，李龟年唱曲，作为自己的赏乐对象。
但李白不愿与朝中权贵苟合，也不满于那个平庸拘束的供奉差使，遂上疏“乞归”,玄宗“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来，李白曾写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很可用来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天宝三年(744),李白离开长安，“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在其后的流浪漂泊生活中，更感受到了“上层”社会人情冷落，世态炎凉。他在封建社会的政治道路上是碰了壁，但在诗歌艺术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如果李白留在长安长期侍奉玄宗，或许他的诗歌成就将是另一种模样，不一定会成为今天人们所称颂的“诗仙”了。
杜甫，字子美，原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生于河南巩县。其十三世祖杜预为西晋时儒将，著有《春秋经传集解》。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诗人，任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及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可见杜甫是出身于有文化和诗歌教养的家庭。天宝三年(744),杜甫三十三岁，与四十四岁的李白相识于东都洛阳，自此结为莫逆之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杜诗的最大特点是境界广阔，思想深厚，同情民生疾苦，其涛虽抒写个人情怀，但多结合时事，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社会面貌，所以杜诗有“史诗”的称誉。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可是，在政治上却怀才不遇，坎珂一生。
开元二十三年(735),至洛阳应进士试不第，便北游今山东、河北一带，所谓“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天宝中客居长安十年，在玄宗朝中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政治上虽然失败了，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有了新的突破，在《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类作品里，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发展。
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到了凤翔，肃宗任他为左拾遗(谏官),后来又回到长安、华州。乾元二年(759),又从华州一度回到洛阳，将乱后的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三吏》《三别》两组诗，在其创作通路上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年年底，他又到了四川成都，并在成都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自称为“浣花草堂”,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严武保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请他在节度使署任参谋，所以后人称他为杜工部。
杜甫用艺术家的笔触，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篇。李白、杜甫是开元、天宝诗坛中两颗最瑰丽的诗星。正如韩愈在《调张籍》中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然而，开元、天宝杰出的诗人，并不只有李白、杜甫两位，如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崔颢、王昌龄、白居易、王维、高适、岑参、张继等人，都是盛唐时代的诗杰。
开元时的宰相张说、张九龄也是闻名于时的诗人。至今在坊间巷闾为老少妇孺习诵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有许多即出于他们之手。如今人诵习的《唐诗三百首》,不论何种版本，所收皆以开元、天宝时的作品居多。
尤为可贵的是，这时还出现了一批善以边塞兵戎、风情为题材的诗人和作品。如岑参于天宝八年(749)从军出塞，到了安西(今新疆库车),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手下管理文书，在那里任职两年多时间，才回到长安。
天宝十三年(754),他第二次从军，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随节度使封常清到了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肃宗至德元
年(756),升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他因职务关系，经常来往于北庭、轮台之间，前后约三年。由于他广泛地接触了边疆生活和兄弟民族的文化风俗以及较多地了解了边地的军事情况，使他的诗歌内容和语言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还有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等，他们都写下了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名诗，从他们的诗中可领略到当时的社会内涵。
总之，盛唐时期诗人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辉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与玄宗对诗文的爱好和提倡也是分不开的。唐初帝王皆喜作诗，玄宗更是如此。
《全唐诗》收有其诗一卷，共六十三首。他虽然没有留下什么有名的诗篇，但任命著名文人张说、张九龄等为相，朝廷的诏敕大多均出自著名文人之手，对他们的优遇和尊重，在社会上树立了重视文化的风气。
另外，还专门在翰林院养了一批诗人，在游宴时陪侍，有些人随即转入仕途，身居高位，也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向这方面发展。总之，玄宗个人对诗歌的爱好倡导，对开元天宝时期诗歌的兴盛，是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盛唐时期的雕塑绘画也有辉煌的成就。在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宝库的敦煌莫高窟，开元、天宝年间的作品数量很多，而且技巧、风格都比初唐时的更成熟、更丰满。
在绘画中，人物画已突破原来以佛像为主题的格局，开始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子，有“画圣”之称。他年未过二十，便已成名，曾在韦嗣立处当小吏，又做过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
浪迹洛阳时，玄宗闻其名，任以内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宫廷作画。他对于中国水墨画画法技巧的革新，贡献很大。
他在传统的兰叶描和粗细一律的铁线描(西域传入)之外，创造出一种名为纯菜条的笔法。这种线条犹如杭州西湖出产的莼菜茎，
两端轻细，中间粗重，浑圆劲挺，富有运动感和节奏感，同时又富于变化，这就大大提高了线条的表现力。
吴道子以这种线条作画、点画之间，时见缺落，有笔不周而意周之妙。所画衣褶，勾出的衣纹饰带，犹如迎风飘洒，流畅自然，故有“吴带当风”之誉。
他还发展了梁朝张僧繇运用的晕染法(凹凸法，也是西域传入的),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更富于立体感。传说他在内殿画过五条龙，每逢天阴将雨，画面上便生烟雾，青龙鳞甲飞动，好似欲腾空而去。
吴道子秉性好酒使气，**不羁。由于他的画名轰动两京，受到人们的推崇，也受到玄宗的重视。他作画神速，作品甚多，仅在长安、洛阳二地寺观作壁画就有三百余间之多，所画情状都不相同：落笔时，或自臂、或从足先起，能不失尺度；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弓挺刃，都是一笔挥就，不用规矩。
所以，千百年来吴道子久享盛誉，至今民间画工崇奉他为祖师神，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也特别多。天宝年间，唐玄宗想看四川嘉陵江山水的奇丽景色，命吴道子入蜀写生。吴道子回长安时却两手空空。玄宗召问时，他回答说：“臣无画稿，唯有腹草。”
玄宗遂让他在大同殿壁上作画。吴道子只用一天时间就画好了。此前，画家李思训也在大同殿内画过嘉陵山水，用了好几个月。唐玄宗看了吴道子的画后赞叹道：“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尽其妙。”
又相传唐玄宗曾夜梦一巨人捉鬼，醒来后向吴道子说及梦中情况，并命其画出这一巨人像，吴道子当即遵命画出。玄宗见后十分惊讶，原来吴道子所画的与他梦中所见者一模一样。问他为何人，吴道子说是钟馗。据说钟馗捉鬼的画，即始于吴道子。这类传说虽然神奇，但却说明了吴道子绘画技术的精妙以及绘画成就之大和影响之深。
画家李思训是李唐宗室，玄宗开元初官左武卫大将军。他不仅字写得好，而且尤擅长画山水树石，笔力遒劲。好写湍濑潺浸、云霞缥缈之景，鸟兽草木亦描绘得十分逼真，而金碧辉映，自成家法，是山水画的“北宗”之祖。
其子李昭道，官太子中舍。继承家法，工金碧山水，多点缀鸟兽，并创制海景。作风以工巧繁缛为尚，书画评论者认为其“笔力”虽“不及思训”,但亦有“变父之势，妙又过之”的优点。人称其父子为大李将军、小李将军。
诗人王维也是个画家，善写泼墨山水及松石，其画淡雅、精妙，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曾绘《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北宋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亦善画人物和肖像。明董其昌认为“文人之耐”自王氏始。据说吴道子对形成水墨山水画派也有影响，故水墨山水亦称“吴装”山水。此外，还有善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韩干得王维资助，学画十余年。善绘佛像、鬼神、人物、花竹，尤善画马。玄宗内厩有名马，韩干奉命为其画像，得壮健雄骏之神，当时称为“独步”。《照夜白图》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在书法方面，继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孙过庭之后，盛唐时又出现了颜真卿、怀素等大书法家。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笔法，将篆、隶、行、楷四种笔法融会贯通，创造了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称为颜体，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
其传世的《多宝塔碑》和唐后期柳公权的《玄秘塔》,至今仍是学生习字最常用的字帖，世有“颜筋柳骨”之称。
怀素是个和尚，精心学书，精研勤练，写坏的秃笔可以筑成冢，以“狂草”出名，其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是古典浪漫主义书法艺术的珍品。传说怀素好饮酒，往往酒醉兴来，挥手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世学他草法的很多。流传至今的法书有《自叙》《苦笋》等帖。
诗人张旭也是个龙飞凤舞的草书家。他在写字前往往喝得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有时还以头濡墨，自视为神，人称“张颠”。他自言曾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而得其神。他精通楷法，草书最为知名，逸势奇状，连绵回绕，具有新的风格。吴道子、颜真卿都向他学过书法。人们认为怀素的狂草是继承张旭而形成的，谓“以狂继颠”,两人合称“颠张醉素”。
唐代是人文科学的盛世，自然科学领域却显得寂寞。此话不无道理。唐代闻名的科学家能排上的，大概只有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和天文历算家僧一行了。然而，就此二人，开元时代就占了一个，那就是僧一行。
僧一行，原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家住长安。年轻时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先达，家中藏有很多图籍，一行向他借阅扬雄《太玄经》,过了几天就归还给他，尹崇感到很奇怪，说道：“此书意指稍深，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
僧一行回答说：已了解其内容，并拿出自己所撰《太衍玄图》及《义决》一卷送给尹崇，尹崇大惊，因与一行一起探讨书中的深奥道理，大为佩服，由是一行的名声大起。
武三思曾慕其名想和他结交，一行逃匿以避之。旋即出家为僧，隐于嵩山，一行就是他的法名。玄宗闻其名，把他召入宫中，安置于光太殿。一天，玄宗听说一行的记忆力惊人，为了当面试他，将宫女的花名册交给他。
一行将花名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即交还玄宗，并一一背出其名字。玄宗听后大为叹服。
玄宗以前的历律，长期来一直不稳定，而且误差很大。高宗以后行《麟德历》,但按该历推算，月食的时间大部分不合。天文历法，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历律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每逢改朝换代，统治者总是要修订旧历，甚至重新颁行新历。
开元九年(721),唐玄宗命僧一行考究前代诸家家历法的得失，主持修订新历。僧一行受命以后，首先从造仪观象和实测子午线入手。
一行想重新观察黄道(星象图中的赤道)进退的情况，但他到太史临一看，竟没有黄道仪。于是一行与率府长史梁令瓒(一位机械制造专家)合作，与工人一起创制了一台铜铁结构的黄道游仪，还制成一台水运浑仪，为准确地观察天象提供了工具。
黄道游仪是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情况的。一行运用这台新仪器，对一百五十余颗恒星进行了测定，对二十八宿(星群)距天体北极的度数进行了重新测量，结果发现了恒星也在移动的天文现象。
这一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一行通过黄道游仪，还证实了太阳运行速度不均匀的规律，这对制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水运浑仪，用滴水做动力，能再现日月星辰运行的天象，还能计时报响，制作技术极为精巧。浑仪上装有两个执棰木人和一钟一鼓，每隔一时辰(两小时),一木人出来敲钟，每隔一刻(一昼夜为一百刻，一刻合十四分二十四秒),另一木人出来击鼓。这种水运浑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了。
开元十二年(724),僧一行倡议组织大批人马，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实测子午线的天文观测活动。唐玄宗欣然同意和支持，并命太史监南宫说(也是一位天文学家)协助僧一行主持进行。
当时安排观测地点共有二十四个，北起蔚州(今山西灵丘),南至林邑(今越南境内顺化附近),全长近四千公里。在这条经线的各个点上，皆立有八尺晷表，在夏至日的正午，按时测量日影的长度。还设计了一种复矩图的仪器，在夜间同时测量北极星的高度。
此外，僧一行还组织人员在白马(今河南滑县旧县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市)、挟沟(今属河南)和上蔡(今河南汝南)四个地点的南北距离，一段一段地进行了徒步实测。
通过这次测量，僧一行算出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相距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今129.22公里),这也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一行所测，与现代测知的长度110.92公里相比，虽然还有很大误差，但他们使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实测子午线，这在世界天文学史上是一次创举，他们所测定的数字也是世界上有关子午线的首次实测记录。外国天文学家从事子午线的测定，要晚九十年。
这次负责测量的人还深入南海观察，看到了在中国大陆上从来没看到过的老人星下的粲然群星及南极二十度以上的星象。
在现代科学技术尚未发展起来的一千多年前，能成功地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天文观测活动，不仅体现了僧一行的卓越才智，以及他精深的天文、历算知识，也深刻地反映了开元年间的工艺制造水平和数学水平，显示了开元年间的盛唐景象。
正是当时政治、经济及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有力配合，为僧一行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提供了充分的冬件。
开元十五年(727),一行主持修定的新历终于草成，取名为《大衍历》。但他却在这一年不幸逝世，终年四十五岁。第二年，即开元十六年
(728)的八月，已经致仕而仍兼集贤殿学士的特进张说，正式献上《开元大衍历》,玄宗遂下令正式颁行。
《大衍历》以最新的天文观测成就为依据，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成为当时的一部先进历法，影响颇大。后来的历法家几乎都按照《大衍历》的结构来编写历书，直到明朝末年吸收了西洋历法后，才有所变易。其影响之深远，于此可以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