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至隋唐时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本身和外部世界都出现了新的因素。
在传统的丝绸之路方面，中国与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各国的商业，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进行的。对于南亚文化、中亚文化，特别是地中海文化(希腊、罗马、波斯文化)的吸收，则主要是以印度佛教为中介的。当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时，印度佛教由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前273—前232)的提倡而成为国教，印度佛教初时尚未有偶象崇拜。
直到4—5世纪(相当于我国三国魏晋时期),印度笈多王朝把阿育王帝国相当大的部分统一起来，使印度出现了被世人颂扬的“黄金时代”。一些最精致的印度雕刻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5世纪时，印度美术家所画的壁画，被认为是印度最完美的艺术。
再看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9—前14年，经奥古斯都、恺撒(屋大维)的统治以后，维持了罗马二百年的和平，建立了好几十个兴旺的城市，使罗马的文明和艺术空前兴盛。出现了灿烂的罗马文化，标志着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的高峰。而此前由于亚历山大的远征印度，将希腊文明传播到了中国的近邻。
从2—6世纪，在白沙瓦地区(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形成了具有希腊艺术风格的印度佛教艺术，又称印度犍陀罗艺术，在随印度佛教东传中国时，对中国艺术产生过重要影响。
因此，可以说这是古希腊艺术传入中国的主要媒介地。罗马帝国一度曾分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日渐衰弱，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王朝)的查士丁尼，在公元6世纪曾经一度恢复了某种统一的局面。
在地中海南岸的君士坦丁堡，始终是在东方保存希腊文明的一个中心。此外，在丝绸之路上起有重要作用的波斯(伊朗),在萨珊王朝时期重新兴旺起来，其时间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到公元7世纪前期(下限当唐朝初期)。
7世纪开始，阿拉伯半岛的人民，在伊斯兰教的神圣缔造者穆罕默德的率领下，开始了对地中海的征服，不久即建立了强大的阿拉伯帝国。
其版图西及西欧，横跨亚非，东经中亚，一直延展到印度以及唐朝的边界(葱岭以西)。此外，在相当于唐贞观年间开始大化革新的日本，和统一了朝鲜半岛三国的新罗，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再从中外交通的通道来看，隋唐以后，阿拉伯、波斯商人循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海的海道，来中国东南沿海经商的人逐渐频繁起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大大开拓了中国同时对外开放的通途。
而当时的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处在一个高度繁荣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外部与内部历史环境中，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这时踌躇满志的唐玄宗，更是充满自信，面向世界，敞开大门，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推进与中亚、西亚、南亚及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时，亚洲许多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艺术家和僧侣等，不断前来中国。唐王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与唐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的有七十多个。其中，还包括地中海沿岸的拂蒜(东罗马)和北非一些国家。唐廷专设鸿胪寺的机构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
天宝末，长居鸿胪寺的外国人竟有四千多。住在长安的外国人，除了各国的使者、宾客及其眷属外，还有大量的商人、学者、艺人和僧侣。在长安及东都洛阳等地唐政府设有商馆，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又设有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商的贸易。在长安西市，有许多波斯胡商开设的店铺、货摊，他们长期住在长安，从事贸易或其他活动。
在唐朝太学中，还有为数颇多的外国留学生，有的外国人还在唐政府中担任官职。有人粗略地统计过，在长安城一百万人口中，外国人约占百分之二，其中完全穿着唐服与汉人杂居的外国商人将近二千人。总之，长安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来中国经商最突出的，要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了。他们一部分以驼队通过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经中亚到达中国的新疆地区，然后转辗到达长安、洛阳等地；另一部分则从波斯湾沿岸出发，经新辟的海路，行至中国南方的广州，然后又上溯至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当时广州、泉州、明州和扬州是唐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
有关唐朝设市舶司的记载，最早就见于玄宗开元二年(714)。至于远航印度和波斯湾的中国商船，为数也不少，而且中国商船船板坚厚，形体巨大，深为阿拉伯商人们所喜爱。波斯、阿拉伯商人将西亚所产的珠宝、药材、香料等名贵物品，运到中国，又从中国运去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大大促进了中国与西亚人民的经济交往。
许多波斯、阿拉伯人还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如广州等经商，以经营珠宝、药材、香料等著称，人数颇多。如安史之乱发生时，平卢兵马使田神功攻入广陵(扬州),曾杀“商胡以千数”,可见外国商人在扬州之多。
在扬州的朝商以经营珠宝生意闻名，从《太平广记》所保存的一些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唐朝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凡欲得珠宝的，差不多都要到扬州去找胡商购买；而远近有人得了奇宝欲出手的，也必要去扬州找胡商求购。
又如广州，肃宗乾元元年(758)时，大食(阿拉伯)、波斯曾出兵由海路来围攻州城，“一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可见当时波斯、阿拉伯与中国海路交通之便利。
及至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曾杀死伊斯兰教徒、袄教教徒、景教教徒约十二万人左右，其中以波斯、阿拉伯商人居多，更可见这些胡商在广州商业经济中的地位。
至于泉州，也是阿拉伯人大量留居的地方。伊斯兰教的缔造者穆罕默德曾对手下的四大弟子说：“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据说这四位弟子后来分别到了广州、扬州和泉州。其中两人死后葬在泉州，其墓至今犹在，在泉州至今还保存有以阿拉伯文碑的墓群。
随着波斯、阿拉伯人的大量涌入，波斯的食品如菠菜、蜜枣、胡饼之类也传入中国，拂麻(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介绍到了中国。通过波斯，中国的丝绸又远销到拂麻、甚至欧洲大陆。当时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以服用中国丝绸品为荣。中国商人为发展对外贸易，适应西方消费者的需要，在丝织物中还采用了波斯风格的花纹图案。
天宝十年(751),大食阿拔斯朝建立(史称黑衣大食),第二年遣使入唐，玄宗特授大食王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天宝十二年(753)一年中，大食王又接连四次遣使入唐修好。由于玄宗建立了与大食的友好关系，所以安史之乱时，大食曾数次派兵助唐平乱。
唐时，在今苏联中亚地带，有称为“昭武九姓国”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和戊地九国，是唐的羁縻州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善商贾，入唐经商的以这些地区的人为最多。其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地区的人移居长安、洛阳的很多，不少人还在唐廷中担任过军政职务，立过战功。
昭武九姓的音乐舞蹈，对唐的影响也很大。长安乐府伶工的籍属有米、曹、安、康等地区人。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三代以善琵琶著称；米姓的米嘉荣、米和父子也是善乐中的佼佼者。曹、米两家成为长安城内的乐舞世家。康姓的康昆仑玄宗时住长安街东，琵琶号称第一手。
安乐、康乐都列为唐代的国乐；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和康国的胡旋舞传入长安，深受唐人喜爱。
玄宗时，康、米、史、俱密等部都曾进献胡族舞女。唐玄宗对这些中亚地区的音乐、舞蹈有浓厚的兴趣。此外，西域的马球在中国传播颇广泛。唐皇宫中专门筑有马愁场，唐玄宗也是一位热衷的爱好者。
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和波斯的景教、摩尼教，也在盛唐时传入中国。不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以印度佛教的东传影响最大。佛教从东汉时开始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曾出现过两次佛教兴盛**。大批中国僧侣以执着、坚韧的精神，不畏艰辛，徒步万里，西入佛教故乡印度求法。
中国学问僧西行取经的，在3—8世纪中，3世纪后半期二人，4世纪五人，5世纪(南北朝前期)六十一人为最多，6世纪骤减至十四人(主要由于北周灭佛及突厥骤强阻绝西域通道),至7世纪(唐初，也正是印度本土佛教昌明达于极点之时)增至五十六人，至8世纪前半期(恰当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有三十一人。
唐代中国佛教的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四大教派的创立，至开元前也已基本完成。佛教之在中国的传播，其意义远不止于佛教本身，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筑、语言乃至学术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敦煌、云岗、麦积山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有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而犍陀罗艺术又受有希腊艺术的影响，因此它又成了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中介。
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凝聚了中国传统艺术和印度、希腊艺术的精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艺术宝库。其最初开凿的时间是在十六国时的前凉永乐八年(353),前距汉武帝始通西域约四百多年；其鼎盛的时代恰在唐朝，而尤以开元、天宝时代居多，作品也更成熟、精彩。此外，起源于唐代的中国传统小说，也正是由于佛经变文故事的诱发而诞生的。
唐与东南亚的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等国家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唐代的典章制度和诗歌多传播到林邑。林邑和真腊向唐赠送的驯象等，深受唐人的喜爱。这种经过特殊训练的象，会跪拜舞蹈。
玄宗时，每逢宫廷宴会奏乐，必有大象表演的节目。天宝十二年(753),真腊王子曾率随员访唐，唐玄宗赠予“果毅都尉”的官号。真腊原称扶南，富于特色的扶南音乐、舞蹈，传入中国后，也被唐廷立为国乐之一，还专门在宫中请扶南乐师传授扶南乐。
在东亚方面，唐与新罗(朝鲜)、日本的交往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代。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推进了与唐的友好联系。新罗商人来唐的很多。一是由朝鲜半岛西渡黄海，至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登岸，然后取陆路经青(今山东益都)、齐(今山东济南)、汴州(今河南开封)转往洛阳、长安；一是沿今山东、苏北海岸南下，至今江苏涟水县入淮河，上溯至楚州(今准安),由此沿运河，西可去汴、洛，再入关中，南可下扬州。
当时，在山东半岛的赤山、莱州(今掖县)等地设有新罗坊，坊中设有总管、翻译，在楚州则有新罗馆，说明这里曾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新罗还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太学学习，其中不少人还参加过唐廷的科举考试，有的进士及第后，留在唐政府中供职。
如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唐代笔记中，有一本《桂苑笔耕录》,作者就是新罗人崔致远。这些新罗留学生大部分学成归国后，为在朝鲜吸收、传播唐代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唐初至天宝中，新罗设立专门博士，来研究唐代的医学、天文和历法，并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天宝末，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机构，以后又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并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
中国的典籍如诸子、《文选》《晋书》及诗文著作大量流入新罗。新罗学者薛聪还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帮助人们阅读汉文。
玄宗对发展唐与新罗的关系十分重视，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逝世，玄宗深知新罗文化较发达，便特意挑选经学家邢畴前往吊祭，并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
这说明玄宗对外交事务还是十分关注的。朝鲜的音乐、舞蹈对中国影响很大，高丽乐也是唐朝的国乐之一，在长安还住有不少朝鲜音乐家。
日本与中国原是经由朝鲜半岛而交通的，时称北路。后来，开辟了南路，由日本出发，跨海西行，直接航至中国长江口及苏北沿海一带登陆，入扬、楚等州，再经由运河西上洛阳、长安。唐时这条南路运道比北路频繁。
隋末唐初时，日本正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时期，他们对昌盛的唐朝经济文化极为欣赏，为其本国社会变革的需要，日本政府派出了大批人员来中国求学。还在隋朝时，即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
贞观五年(631)又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自贞观五年至开成三年(838)止，共派遣唐使十二批。唐初，遣唐使团人数一般不超过二百人，玄宗执政以后，人数剧增，其中开元五年(717)、开元二十一年(733)和文宗开成三年三批，人数均在五百五十人以上。
遣唐使团的成员有政府官员、留学生、学问僧，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可见他们对吸收中国文化的兴趣之浓厚。有许多日本留学生在唐朝学习得非常出色，如闻名诗坛的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擅长诗文，和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友谊颇深，在玄宗前后曾担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高官要职。后病逝于长安，终年七十三岁。
中国佛教东传日本，也极大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其中贡献最为卓越的要算天宝年间的鉴真和尚。
鉴真，姓淳于，扬州人，生于睿宗垂拱四年(688)。他对律宗的研究造诣颇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
日本圣武天皇通过日本僧人邀请鉴真和尚去日本传戒，他六次渡海，五经挫折，好几次差点丧命，最后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于天宝十三年(754)携弟子终于安全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
鉴真和尚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传授了中国的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学等技术，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奈良现存的唐括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创建的。日本人民敬重鉴真，当他圆寂归天时，日本弟子专为他塑造了一尊夹纻漆像，至今犹存唐招提寺。日本奈良时代(相当于唐开元、天宝前后),在日本曾兴起中国热，从哲学、文学、书法、美术、音乐、天文、历法、建筑、印刷、武器以至文字等各方面，都赞美中国，极力向中国文化学习。
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日本历史典籍中还保存着唐锹、唐竿、唐箕、唐碓、唐臼等器物名称。
在文化风俗方面，唐人的马愁、角抵、围棋、饮茶、唐服、端午节、重阳节等，亦先后传入日本，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具世界意义的要算是造纸术的西传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天宝十年(751),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艺出葱岭，与大食军队交战，结果在恒罗斯战役中失败，被俘唐兵中有造纸工人，阿拉伯人便利用他们的技术建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的撒马尔罕，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今叙利亚首都),最后又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大陆。这次造纸术的西传看似完全出于偶然，其实自有其必然之所在。
当时被俘的唐军中有一位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侄名叫杜环，在大食住了十年，著有《经行记》一书，提到大食(阿拔斯朝)国都库法城中，有“绫绢机抒、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讹；织络者，河东人环、吕礼”。
可见，当时唐人在阿拉伯传播中国技术的还相当的多。在这样一种中西文化大交流的历史环境中，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世界公认，中国造纸术及之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及西传，对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总之，在积极的开放政策下，开元、天宝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而高度发达的唐代封建文化，也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历史环境中，唐王朝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最强盛的封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