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末至天宝初这一时期，唐玄宗本身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但这时经济上仍然很繁荣、政治上也相对稳定的时期，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大理寺少卿徐峤上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有鹊巢其树。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玄宗归功于上台不到一年的宰相，赐李林甫爵晋国公，牛仙客豳国公。
九月，李林甫和牛仙客主持与法官删修的《律令格式》,正式颁行。这是唐王朝健全封建法典的又一大事。接着，在这一月，牛仙客又建议，在关中行和乘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十分之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并停输当年江、淮所近租米，以节省运费。下令河南、河北地区原先应输含嘉仓和太原仓的租米，也皆留输本州。由于关中地区的丰收，蓄积充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京师长安朝廷公私的需要。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李林甫、牛仙客之流的政治地位也就巩固了。
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牛仙客被任命为侍中。不过，牛仙客也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得以任高官要职是李林甫引荐的结果，因而，在朝廷上讨论军国大政时，“专给唯诺而已”,不敢多发表自己的意
见，一切都随附李林甫，军国大政的决断都以李林甫的意见为定。而李林甫在朝廷中独秉枢衡大权，在外又兼领陇右、河西节度使。或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直接控制了边陲一些军事重镇的大权。
天宝年间改易官名，李林甫称右相。天宝六年(747),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三百户，受到非常优异的待遇。
此外，玄宗还常常派人往他家里送御府膳羞、远方珍味，来回送礼物的宦官“道路相望”,接连不断。李林甫在京城的家产不可胜计。城东的薛王旧宅，园林幽邃，是京师长安城中最佳的私人宅园，玄宗又特赐予李林甫。总之，开元以来宰相的权力之盛，“未有其比”。
由于李林甫事事能按照玄宗的意图去办，使得玄宗对他特别放心。加上所谓天下大治、一片盛世景象，更迷住了玄宗的双眼，他自己在位多年，对繁重的政务日感厌倦。尤其是上朝接对群臣时，礼仪拘检，“难徇私欲”,所以有了善承旨意的李林甫以后，他便“一以委成”,让李林甫独揽相权。应该说，李林甫的全权处理政事，方便了玄宗的纵欲；而玄宗的纵欲，又方便了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的专权实际上又是玄宗有意无意和怂恿的结果。
李林甫担任宰相要职，有整整二十年之久。与他同时担任宰相职务的，前后有牛仙客、李适之和陈希烈等人。李适之与李林甫同为宗室，但适之为人轻率，议论时政，“多失大体”,不为玄宗所信任。陈希烈“性便佞”,任宰相前曾曲事李林甫，因此，在他担任宰相后，对军国大政，也“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
当时玄宗常不上朝，李林甫常在家，“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而陈希烈“虽坐府，无一人入谒者”。在这样的人事安排下，国家的军政大权，便不能不归李林甫所掌握和操纵了。
自唐初以来，选择宰相往往从功绩卓著的边帅中选用，唐太宗、唐高宗时是如此，开元早、中期也是如此，如玄宗选用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皆以边帅入相。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杜绝边帅“出将入相”之源，遂启奏玄宗说：“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睃坊人；胡人刚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思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对这一建议深以为然。开元二十八年(740),即任命安禄山为平卢兵马使，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
天宝元年(742),以平卢为节度，以安禄山摄中丞为使。天宝三年(744),安禄山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如故。
这是唐初以来军事制度上的一项重要变化。高祖、太宗时，军队中虽重用善将带兵，但却另派重臣为统帅，以使控制，即使如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等忠于唐室并有杰出才能的少数族将领，也不专委边帅之任。
可是，自安禄山领节度使以后，开了禁戒，安思顺(杂胡)、高仙芝(高丽族)、哥舒翰(突厥族)等蕃将，皆被委以节度使的重任。这在军事上，或许不无可取之处，因为蕃将悉边境地理情形，适应性也较强。但是在政治上，一旦中央集权削弱、民族矛盾恶化，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李林甫“耽宠固权”,权势欲极强，尽管他在当时恩宠莫比，握有重大的权力，可是仍不时担心别人夺了他的相位和大权。因此千方百计地排斥异己力量，凡“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
李林甫的特点是“好以甘言咯人”,背后即“中伤之，不露辞色”,成语“口蜜腹剑”即由李林甫而来。当时朝廷中的贵戚官僚，“虽老奸巨猾，无能逃于其术者”。可见李林甫是巧用心计，嫉贤妒能，惯于整人的老手。
如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对他十分怨恨。有一次，刑部尚书裴敦复击“海贼”有功，班师后，接受一些朝廷官员的请托，“广序军功”。裴宽知道后，在奏章中“微奏其事”,但是并没有将问题完全挑明。
李林甫将这一情况告诉裴敦复，裴敦复听后不快地说，裴宽也曾请他帮过忙。李林甫乘机煽风点火，劝他说：“君速奏之，勿后于人。”结果，裴宽果然被贬睢阳太守。可是，不到半年，裴敦复自己也被贬淄川太守了。原来，裴敦复以平“海贼”之功，深受玄宗嘉赏，这同样是李林甫所忌恨的。李林甫略施小计，一箭双雕，把两人都搞下去了。
又如，新立太子李亨的妃兄韦坚，其妻系姜皎之女，即李林甫的舅舅的女儿，所以李林甫“引居要职，示结恩信”。后来韦坚以通漕至长安有功，得宠于玄宗，遂有入相之志。李林甫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擢授韦坚为刑部尚书，罢其诸使之职，表面上是升官，实则“夺之权也”。使韦坚吃了亏还说不出。
再如，左相李适之与韦坚友善，又是李林甫的政敌，两人皆成了他的眼中钉。于是他利用李适之“性疏率”的弱点，用阴谋诡计加以陷害。
有一天，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之知也。”过了几天，李适之便向玄宗建议开华山金矿，以为自己立一功。
不料，玄宗听后脸色顿变。原来，华山乃玄宗生辰八字的王命所在，他曾亲制《华岳碑》曰：“予小子之生也，岁景戌，月仲秋，膺少眸之盛德，协太华之本命，故常寤寐灵岳，脸响神交。”这些底细，李林甫是一清二楚的。
当玄宗问他时，他即恭恭敬敬地奏道：“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玄宗听了转怒为喜，“以林甫为爱己，薄适之虑事不熟”,责备李适之道：“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无得轻脱。”从此，李适之失去了玄宗对他的信任。
以后，李林甫又指使杨慎矜暗中监视韦坚等人，罗织罪状，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杨慎矜虽然投靠了李林甫，但由于后来杨慎矜逐步取得了玄宗的信任，“权位渐盛”,李林甫妒心又起，遂设计加以陷害。李林甫起用王铁为御史中丞，托为心腹。王铁本杨慎矜表侄，青少年时两人感情很好。
但是到了后来，杨慎矜每每以长辈自居，王铁心有不平。李林甫探悉内情，知道王铁与杨慎矜之间有矛盾。王铁对李林甫的包藏祸心是了解的，但他为了除掉杨慎矜，接受了李林甫的指使，利用与杨镇矜的亲戚关系暗中监视，以便“何其隙而陷之”。
杨慎矜对王铁无话不谈，“尝话谶书于铁，又与还俗僧史敬忠游处”。王铁遂诬陷杨慎矜是隋家子孙，企图复辟隋室，所以“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而说国家休咎”。玄宗听后，大为震怒。结果将杨慎矜与兄弟慎余、慎名三人并赐自尽，时在天宝六年(747)。
王铁后来深获玄宗定信，身兼二十余使，威权转盛，连李林甫也畏避三分。不过，王铁很了解李林甫害人的本领，故“事林甫谨，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王铁与弟户部郎中王铁，曾勾结长安县尉，暗杀定安公主的儿子韦会。韦会本是李唐皇室外甥，其同母兄弟王繇又是驸马都尉，所尚永穆公主，又是玄宗爱女，然而王繇对此事竟也“锂息不敢言”。
可见王铁权势之大。但王铁的好景并不长。就在他害死杨慎矜一家之后，过了五年，即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因涉嫌邢肺谋逆案，王铁、王锂不仅本人被杀，家族也全遭诛灭。
为了对付政敌，李林甫还豢养了两个酷吏吉温和罗希混。吉温始为新丰县丞，太子文学薛嶷推荐他有才能，玄宗接见之后，认为“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不过，吉温“素与高力士相结”。当他调任万年丞不久，萧炅接任京兆尹，成了顶头上司。吉温曾整过萧灵，颇为担心，然而靠了高力士的帮助，两人尽弃前嫌，结为胶漆之交。
当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狱吏”时，萧炅将吉温推荐给李林甫，李林甫得之大喜。吉温公然说：“若遇知己，南山自额虎不足缚也。”罗希混是杭州人，“为吏深刻”,李林甫引为心腹，自御史台主簿迁为殿中侍御史。吉、罗两人完全秉承李林甫的意志，将他欲去之人，“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由于李林甫当政时屡起大狱，结怨太多，常心神不定。担忧仇人派刺客前来暗杀。因此，他居住的地方，“重局复壁，络板鍪石”,设计了许多机关暗道，住室有好几处，“一夕屡徙”,神出鬼没，并无定处，连家人也搞不清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也看不下去了，一次随李林甫游后园时，指着一批役夫说：“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
在选拔官吏方面，李林甫基本上是按照裴光庭“循资格”的一套办法。
“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其以巧谄邪险自进者，则超腾下次，自有他蹊矣。”李林甫这样做，主观上的目的在于压抑人才，便于排斥异己力量，培植自己的势力。
天宝六年(747),玄宗曾想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的人皆可到京师长安，参加考试。
李林甫恐怕草野之士对策时，指斥自己的奸恶，进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下令郡县官吏先从严挑选，然后送至尚书省，由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试，取名实相副者，方奏皇上。
这样一来，考试便完全控制在李林甫手上。其结果，虽试以诗、赋、论等，竟无一人能够中选。李林甫这样做，不仅不感到对不起朝廷和参加考试的士人，还厚颜无耻地上表祝贺，说什么皇上圣明，“野无遗贤”。
李林甫妒才忌贤，每每是不择手段的。如兵部传郎卢绚，“风标清粹”仪表堂堂，玄宗看见他十分赏识。李林甫生怕玄宗重用，便对卢绚的子弟放口风说：交、广之地正缺长官，令尊素望清崇，皇上很看中他。言下之意是要派他到远离京师的交、广地区去。吓得卢绚只好请授太子詹事一职，跑到东都洛阳去了。
又如张九龄死后，玄宗曾向李林甫打听严挺之的下落，说此人有才，尚可一用。挺之当时降职为绛州刺史。李林甫退下后，把严挺之的弟弟损之找来说。“上待尊见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
损之兄弟没想到这又是李林甫害人的花招。当严挺之照办后，李林甫便拿着严挺之的奏状对玄宗说：“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玄宗不知李林甫做了手脚，对严挺之的“病”久为叹息，只好任命他为太子詹事，于东都洛阳养病。
李林甫不仅是政治舞台上玩弄权术的老手，在处理实际政务时也有一套严密的办法。如果撇开他的为人不说，仅就其能力而言，也可说是一个强干之才。史称他“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他“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
李林甫控权、理政，能力极强，这也是他能获得唐玄宗信赖的重要原因。在他执政时间里，朝廷行政效率较高，社会经济仍在继续发展。由于李林甫专权过甚，特别是不择手段排斥异己，屡起大狱，这就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官僚集团中是如此，在他与太子李亨集团间的斗争则尤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