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忠王玙立为太子。次年九月，太子易名曰绍；天宝三年(744)二月，又改名亨。
由于李林甫最初竭力主张立武惠妃所生的儿子寿王瑁为太子，想不到在武惠妃死后，唐玄宗改变了主意，立李亨为太子。使得身居宰相重位、握有国家大权的李林甫颇不自在，深恐新立的太子对他进行报复，也就结下了怨恨。李林甫与太子李亨间的矛盾，又酿成了朝廷中官僚集团间的冲突。
玄宗立李亨为太子，主要的是政治上的考虑。玄宗的目的是不让宰相与储君之间的关系扣得太紧，避免形成不利于皇权的政治势力。
玄宗在立李亨为太子之后，又不撤换与太子结怨甚深的宰相李林甫，使两者互为制约，暴露了唐玄宗防备储君势力膨胀的隐衷。因为唐玄宗本人继帝位，实际上是他利用政治手腕逼迫而得。
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自然要防备自己的太子。加上玄宗在位的时间长，太子亨的年龄已不小，于是玄宗的戒备心更加重了。显然，玄宗所安排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周密考虑的，其目的是在于利用双方的对立、牵制，以便从中操纵。
李亨立为太子，他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差错，继位不过是时间问题。但是，就其当时的境遇来说，上受制于玄宗，外朝又是极难对付的李林甫。如果听其自然发展，势必受制于人，坐以待毙。何况废太子瑛的悲惨下场，殷鉴未远。因此，他采取悄悄地培植自己势力的隐蔽办法。他清醒地认识到朝廷中有些官员为了对付李林甫的专权。必然会自然而然地逐步汇聚到自己的周围来。但是，自己羽翼未丰，行动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太子私党的主要人物是韦坚、李适之、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等人，其中最活跃的是韦坚。韦坚是太子妃兄，开始负责江淮租庸转运，以通漕有功为玄宗所宠信，“遂有入相之志”。韦坚又“与李适之善”。李适之是恒山王承韩之孙。承乾即太宗时的废太子。李适之与李林甫常“争权不叶”,矛盾颇深。韦坚交结了左相李适之，就使太子亨在朝廷相臣中，取得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这在当时是颇不容易的。
皇甫惟明与王忠嗣是西北重填的军事长官，手中握有边镇重兵，是太子亨在军事集团中的有力支持者。
玄宗时，由于边镇战争的长期性，天下军镇(九节度使)逐步演变形成三大军事集团。西北包括安西、北庭和河西、陇右、朔方等节度使，其任务主要是防御突厥、吐蕃、大食等。河东节度使在天宝初期以前，常参与防御吐蕃或突厥的战争，因而它也属于西北军事集团。东北包括范阳、平卢节度使，其任务主要是防御奚、契丹，河东节度使于天宝后期则属于这一集团。西南方面主要是剑南节度使，其主要任务是防御吐蕃和南诏等。
各军事集团的镇将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分别在朝廷中寻找靠山。剑南节度使章仇兼谅就曾露骨地说过：“苟无内授，必为所危。”
杨国忠就是由他们派赴长安，与杨氏姊妹勾结起来，以取得杨贵妃的支持而成为他们的内援的。
同样，朝廷官僚集团中的人物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要在军镇集团中寻找支持者，有些人更直接兼任边镇的军事长官。于是，朝廷中不同官僚集团与边镇军事集团纠结起来，互为倚靠，而且壁垒森严，各有一定的势力范围。
天宝以后，东北诸镇为安禄山所领，安禄山与李林甫关系十分密切，而且是受其控制的，因而东北诸镇自然是李林甫集团的势力范围。西南边帅为章仇兼谅和鲜于仲通，与杨国忠关系密切，自然是属于杨国忠的势力范围。
西北诸镇，在开元末李林甫虽曾遥领过河西、陇右节度使，但时间不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驻镇这一地区主要的是王忠嗣和皇甫惟明，所以在北军镇成了太子亨的势力范围。可能是玄宗想利用西北诸镇的军事力量，牵制东北安禄山的军事力量，故不让李林甫插手，致使逐渐落入太子李亨集团的控制之下，这根可能是玄宗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使边镇各军事力量互相牵制，以便于自己操纵控制。
李亨还在被封为忠王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领过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而早在开元十八年(730)兼任过河北道元帅之职。当然，这些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没有与有关的将领发生密切联系。可是，在李亨当了太子后不久，两位与他关系非同一般的将军，即皇甫惟明与王忠嗣分别担任了河西、陇右节度使和河东、朔方节度使。
皇甫惟明原为忠王府的属僚，职为“王友”,从五品上，职责是掌陪侍规讽。以后出任边将，颇有战功。他见李林甫专权跋扈，冤狱屡兴，“意颇不平”。天宝五年(746)正月，皇甫惟明趁回长安奏报战事情况时，“乘间微劝上(玄宗)去林甫”。
王忠嗣初名训，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初陇右一著名勇将，后战殁于陈。唐玄宗闻而怜之，遂将年仅九岁的王忠嗣收养于宫中。忠嗣之名即为玄宗所取。其时，李亨年龄与王忠嗣差不多，遂"与之游处”,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友情自然是很深的。
王忠嗣长大后，颇有“武略”,玄宗以其勇将后嗣，常与之讨论军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听后颇为高兴，嘉奖他说“尔后必为良将”。
开元十八年(730)以后，王忠嗣即开始服役于河西、河东军中。开元二十八年(740),即李亨立为太子后的第二年，王忠嗣当上了河东节度使，担负起边帅的重任。不久兼领朔方、河东节度使，以后又兼领河西、陇右节度使。他一身“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是位出色的统帅，“得士卒心”,战功卓著。
他在任河东节度使时，曾对朔州刺史魏林说过：“早与忠王(李亨)同养宫中，我欲遵奉太子"。其政治倾向十分明显是支持太子李亨的。
西北军镇的地位十分重要，其兵力大大超过东北和西南军镇的兵力。皇甫惟明、王忠嗣拥护太子李亨的态度又是如此明朗，因此，不能不使李林甫紧张起来。而唐玄宗对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政治态度似乎也不高兴。
很可能就是皇甫惟明“劝上去林甫”时，使他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感到有必要及时采取措施，阻止太子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天宝五年(746)正月初的事。到了正月十五，一场倾覆太子私党的大狱，便由李林甫发动，勃然而起。
这天正是长安一年一度的观灯佳节。入夜，太子李亨出宫门至长安街中游乐，途中适巧“与(韦)坚相见”。随之，韦坚又与皇甫惟明“会于景龙观(位于长安城中崇仁坊)道士之宝”。李林甫早已派遣杨慎矜监视韦坚等人的行动，所以这一切都被杨慎矜所位知。
李林甫得报，立即启奏玄宗，控告韦坚戚里与边帅皇甫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玄宗明知韦坚与皇甫惟明“有谋”,但采取了“不显其罪”的做法，借口以韦坚“干进不已”、皇甫惟明“离间君臣”等罪名，下制大加责罚。
太子亨的几个主要党羽均遭贬抑。玄宗此时的态度还相当克制，还不想株连过多的人，因为罪状毕竟不十分明显，他还在静观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先是，韦坚贬缙云太守，皇甫惟明贬播州川守，李适之则被罢去左相职务，降为太子少保。这时，李适之的儿子却出面盛宴请客，可是，所请的客人都畏惧李林甫的凶焰，“竟日无一人敢往者”。
约过半年，韦坚的两个弟弟韦兰、韦芝又出面为其兄讼冤，“且引太子为言”。韦氏兄弟这就是自认了他们与太子李亨有联系，也就激怒了玄宗，因此，旧案重办，吓得太子李亨赶紧表请与韦妃离异，割断与韦氏兄弟的关系。
玄宗将太子事放在一边，而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韦兰、韦芝放逐岭南。而李林甫趁机火上加油，说韦坚与李适之为朋党，因此再将韦坚长流临封，李适之贬宜春大守。
此外，太常少卿韦斌贬巴陵太守，嗣薛王韦瑁(韦坚外甥)贬夷陵别驾，睢阳太守裴宽贬安陆别驾，河南尹李弃物贬竟陵太守。被当作韦坚亲党(太子私党)坐流贬者数十人。
值得一提的是，裴宽即早在天宝三载(744)被李林甫排挤出京的一部尚书，此次再被贬，是李林甫利用这一案件进一步陷害，还是裴宽确为太子党羽?如果是后者，那么裴宽为了反对李林甫而投入太子集团，其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这一年岁末，太子良娣(太子内宫，从三品)杜氏的父亲赞善大夫杜有邻，与女婿左骁卫兵曹柳劫，皆奉事太子。柳劫喜交结豪俊，与淄川太守裴敦复(此人的背景与裴宽相类),以及当时名士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皆结为友。
后柳劫与杜氏不和，遂诬告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即玄宗)”。玄宗下令严查，查下来柳劫乃是首谋。
于是，杜有邻、柳劫、王曾等都被杖死于大理寺，太子亨被迫出良娣为庶人。裴敦复与李邕在各自的治所被李林甫的爪牙杖死。邺郡太守王琚，即当年玄宗的亲信、开元功臣，因与李邕“皆自谓耆旧”,也被贬江华司马。此案一出，使“中外震栗”,影响甚大。
李林甫还不肯收手，启奏玄宗分遗御使将已贬出京师的太子李亨的党羽，通通“赐死”,以除后患。玄宗也表示同意。于是，皇甫惟明和韦坚兄弟等人在贬所被杀。
李林甫又派人在青州杀了李邕后，又领命马不停蹄驰往岭南，去处决李适之等人。驰至江华，王琚也赶忙服药自杀，但未能即死，痛苦万状，当闻知李林甫的爪牙已抵达时自缢而亡。后来，李适之的儿子迎父丧至洛阳，也被李林甫诬告害死。还有给事中房琯“坐与适之善”,被贬宜春太守。
李林甫对韦坚非常仇视，将他杀了后还不罢休，又派人沿着漕河在中原及江、淮州县，罗织韦坚主持漕运时的所谓罪行。
结果遭殃的是一大批无辜小史和平民百姓，被抓的是“纲典船夫”(十船为一纲，以吏为纲，典船夫),“溢于牢狱”,酷吏们“征剥逋负，延及邻伍”,使许多无辜之人“皆**死于公府”。这场冤狱闹得漕河沿途的州县鸡犬不宁，直至李林甫死后方才休止。
太子李亨的重要支持人物王忠嗣，在天宝五年(746)时，虽幸免于难，还接任了河西、陇右节度使，稍后又兼河东、朔方节度使，似乎在这场冤狱中可以不被波及了。可是，最后仍没有逃脱李林甫所布下的罗网。
其时安禄山已被李林甫引为党羽，日益得到玄宗的宠信和重用。王忠嗣曾“数上言，(安)禄山必反”,李林甫“益恶之”。
天宝六年(747)的十月，玄宗命王忠嗣出兵夺取吐蕃所占据的石堡城。王忠嗣久在边镇，熟悉石堡城的情况。
它是一座地形十分险要的军事要地，易守难攻，吐蕃驻有精兵，防守十分严密，若要攻打，唐兵必伤亡太大，“所得不如所亡”。他对玄宗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
王忠嗣认为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因而不同意派兵攻打。对此，玄宗“意不快”,遂改派将军董延光率兵攻打石堡城，命王忠嗣分兵助之。王忠嗣不得已奉诏，但他深知这是一场代价重大的错误军事行动，所以并不尽全力支持。后来董延光果然兵败而归，遂怪罪于王忠嗣“阻挠军计”。
玄宗大怒，李林甫乘机买通已调任济阳别驾的魏林上告王忠嗣当年曾扬言，“欲拥兵以佐太子”。玄宗听了虽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安也”,但仍将王忠嗣召回京师，令三司审讯。本来王忠嗣是难逃极刑的，由于“特承恩顾”的新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竭力营救，向玄宗“力除王忠嗣之冤，且请以已官爵赎忠嗣罪”,言与泪俱，辞甚恳切，玄宗被说动了心，王忠嗣这才被免一死贬为汉阳太守。第二年(天宝七年，748年),王忠嗣暴病而死，年仅四十五岁。
至此，太子李亨党羽的势力基本上被玄宗和李林甫肃清了。
这起震撼朝廷内外的大狱，一方面是李林甫一手制造的；另一方面又是玄宗本人授意和怂恿酿成的。史称李林甫因太子亨之立，非自己的意思，“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唐玄宗。假如玄宗真心实意要支持太子，他就不会计较太子势力的扩大，更不会容忍李林甫危及太子的地位。纵使大臣与太子之间有矛盾，两者关系一为君臣，一为父子，按照封建纲常和惯例，玄宗完全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加以调整和妥善处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玄宗所采取的措施，是清除太子的党羽，遭殃的是储君。得宠的却是权臣。更何况，李林甫得宠的诀窍，正是在于“善伺上动静”,“奏对常称旨”。
因此，李林甫的“动摇东宫之落”,实即窥知了玄宗的心思，才敢放手大胆地打击支持太子的大臣和军事将领，他做了玄宗想做而不便亲自出面做的事。
李林甫狡诈，唐玄宗更狡诈，他通过李林甫之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遭人痛恨和挨骂的却是李林甫。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杨国忠得势后，照样排斥太子亨，也是玄宗继续猜忌太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