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瘦小，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委靡的样子，这样的形象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满清遗老形像。你一定想不到这个形象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
据说鲁迅当年曾评价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于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国维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的高度赞美。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却选择用投湖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为芸芸众生留下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到底是怎样的经历造就了这位学术界的“奇人”呢？
王国维字静安、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1877年12月3日，出生在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城。
王国维一家本来是开封人，南宋时期渡江南下后，便世世代代定居在了海宁，算起来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然而从王国维这一代倒推，数上去四代，虽然都是读书人，但却连个举人都没有。在那个非常看重功名的年代，王家可以说是极其普通的，更何况是在海宁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海宁这个地方，不要说是中了秀才、举人，即使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海宁当地有一户姓陈的人家，这户人家是明清以来赫赫有名的江南大家族，素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美称。在300多年的时间里，考中进士的有31人，乡试中举人的有107人。父子兄弟同登一榜常为惯例，堪称科第之奇。这样流传下来的佳话，在海宁可以说是连三岁的小娃娃都知晓的。所以四代连个举人都没有的王家在海宁显得有些普通。
但好在王家也是个书香世家，再加上家乡风气很好，有渊源学问的人很多，在这种熏陶下，王国维自小就热爱读书。不幸的是，在王国维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凌夫人就去世了，只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姐姐蕴玉相伴。父亲经常出远门做生意，便把王国维和姐姐交给了叔祖母照看。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王乃誉从小也是在书本里长大的，而且书画、诗词样样精通。不过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连年的战争使生活动**，经济也变得拮据，所以王乃誉只好放弃读书做起了商人。王乃誉像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科举出身才是正途。他把这份希望寄托在了王国维的身上，想让儿子好好读书，考取功名为家族争光。
1883年，七岁的王国维进入私塾，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以及陈寿田先生，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十一岁那年，王乃誉从外地回海宁居丧，自此之后就不再出远门。王乃誉除了经商维持生计，在闲暇之余，时常读书、作诗、写字，还喜欢绘画和篆刻。王国维从私塾放学回家之后，王乃誉就在灯下指导儿子的功课。所谓功课就是练习写八股文、试贴诗。
那么什么是八股呢？
就是考试时写一篇作文，按照固定格式。整篇文章除了开头结尾，一共分为四大段落，每段分成两股，合在一起成八股。八股文的命题范围不会超出“四书”，主考人在“四书”中任意选择一句或者半句作为试题，把“四书”中本来固定内容的句子分开割裂，变成毫无逻辑的题目，据说这样更可以看出写作者谋篇布局的本领和精辟犀利的观点。
就拿王国维考取秀才的八股文题目举例，八股文的题目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出于《论语·先进第十一》一书。原文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命题，还规定写文章时不能够涉及题目里的内容。八股文连用字也有规定，一篇八股文，全是“今夫”、“且夫”。写八股文时，内容上只要把“四书”上面的注释全篇搬下来就行，万万不能够掺杂自己的意见。而且必须用孔丘、孟轲的口气写文章。
学习写八股文的窍门就是熟读“四书”，并背熟几篇当时著名的八股文，只要揣摩它的腔调，并进行模仿就能作出一篇符合规范的八股文。既然当官必须致力于八股文，许多知识分子便每天摇头摆脑哼个不停，除了八股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不看、不闻、不晓，以至于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称。也难怪明末清初大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痛骂八股，把八股看作仇敌。
然而我们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不能单看一面。虽然私塾的传统教育禁锢了一代代学子的创造力，但是王国维也因此将传统文化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这为他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2年7月，王国维参加了海宁州的岁试，还以第二十一名得中秀才，并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从此，王国维便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十六岁这年，王国维偶然在友人处读得《汉书》才开阔眼界。不久，便用自己从小积蓄的钱在杭州的书肆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他愈发感受到学问的妙处。就这样王国维终日沉醉于史学和新学，而不务当时世人眼中的“正学”。后来王国维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都失败了。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输入到中国，新的思想像海潮般冲击而至，这个时候，王国维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来自西欧的所谓“新学”。
但是，怎样才能接触新学呢？当时能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只有极少数外交官及留学生。其余的人，仅仅依赖外国传教士和最早的留学生，以及侨居国外偶然还乡人的口述或翻译的一些书刊。然而当时出洋留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朝廷补贴的费用是很有限的，机会也难得；如果自己掏腰包，更加成问题。对于王国维这种中产之家，是绝对供不起留学生的。王国维只好望洋兴叹，自怜家贫不能出国留学。
王乃誉对于儿子想要出国留学的念头，倒是不反对，不过为了让儿子没有后顾之忧，也为了给王家一个交代，所以他就自作主张为王国维定了一门亲事。1895年11月，王国维就在父亲的意愿下与刚过及笄之年的莫氏结了婚。
结了婚之后的王国维，虽然因为家贫暂时还不能出国留学，但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
1898年正月，新年的烟火气还没有完全消散，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终于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彼时的上海华洋交错，各种新旧文化与知识互相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