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位学者都是踏着前人所开辟的路径，在其创建的的基础上继续延伸新的思路，以期取得更高更优异的成就，而要想攀登高峰就要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学无止境，一门学问要历经无数学者共同的努力，其中成绩最大的人也就是最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而又勇于创新的人。因此，王国维在学术方面的造诣不但来自于他独树一帜的思维，更离不开他勤学善思的悟性，总结来说，他的成功源自于两个方面：治学和自学。
最近几年中，报刊发表论述中有关王国维治学方法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也侧面正是了他的治学不仅仅是一种经验，甚至已经提升到值得剖析研究的高度。王国维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就在于他掌握了科学的治学方法，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说穿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基本上就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为什么说“基本上”而不说实际上就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呢？因为王国维治学方法来自乾嘉学派而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他比乾嘉学派更加高明，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汲取了西方科学方法的精髓，并使之与乾嘉学派治学相结合。
先谈谈什么是乾嘉学派，什么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乾嘉学派指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个研究经学的派系，这一派人研究学问崇尚汉代正选、许慎诸儒，所以又称为汉学。此派长于考据，又称为考据学派。他们的学风朴实，又曰朴学。乾嘉学派的起源可追溯至清初，自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兴起，直至人才辈出时才逐渐盛极一时，又有诸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等代表性人物，他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号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总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是实事求是，主张有言必有据，据必可信，所谓无征不信，反对空谈、反对蹈袭前人旧说，通俗些来讲就是在学术上无论讲什么，都要拿出证据来。可在清代以前，宋、元、明三代的学术风气却不是这样，同样都是治经，两汉诸儒重训诂，宋元学者重义礼，明人承宋元之后也谈义理，不过越来越趋向空谈。离开书本，高谈心性，从宋人起，发展至明末，空洞而趋于空泛。
他们从经书中拣选几句话，便长篇累牍地做文章。典型的例子是：挑选《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四句，无穷无尽地发挥蕴义，并且说这是圣人的十六字心传。世风日下，导致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不读书，于是到了后来，很多书大家根本就读不懂，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恶性循环的发展就出现了严重的弊病：读不懂又要装懂，于是就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甚至凭主观臆测，妄自改动古书，直至清代学人一反过去，回归提倡崇实的良好风气。因此说，朴学是针对晚明浮谈无垠的坏学风，拨乱反正。
既然乾嘉学派总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凭事实说话，那么学术研究工作的起点，便是从搜集材料入手。搜集材料，整理材料，分析归纳之，成为研究过程必不可少的步骤。这种从搜集材料入手，材料先于观点，事实先于结论的方法，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神是相符合的。实事求是，不仅要求从客观事实出发，更重要的是“求是”，即研究事物，找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材料搜集一大堆，把自己淹没在材料的汪洋大海中，能入而不能出，这也不叫实事求是。
乾嘉学派是怎样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治经的呢？他们认为读经必先求字义。顾炎武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不扫清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怎么能了解书的内容呢？不过识字也有讲究。一个字分形、音、三部分，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必须把形、音、义都搞清楚了，才叫识字。如何才能搞清楚字形、字音、字义呢？乾嘉学派主张从音入手。音，从时间上说，有古今之不同；从地域上说，又有南北方音之别。读古书不知字之古音，仍叫不识字。总之，治学以语言文字为基本，治语言文字又以音韵为基本，治语言文字又以音韵为基本。这就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悟性极高的王国维懂得触类旁通的妙处，他将治学辐射的更加广阔，并不局限于治经更还延伸到了治史、治金甲文字及其他学问。
方法只是提供了一项思维，而能将其融合进实质性的运用中去，不仅要求传承者有极其深厚的理论，更是考验其人的综合素养，王国维能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继承的最得力、最有效，完全可称之为“就古音以求古义”。乾嘉学派无论启蒙时期的几位大师，或全胜时期的大师，他们研究学问，都是从文献到文献，考证来考证去，总离不开书本。王国维当然也是重视书本的，但他在重视书本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出土的文物，过去出土的钟鼎彝器固然重视，新出土的甲骨、木简、封泥等等。也正是这样不断涌现的契机，致使供他利用的资料不断增多，且皆为前人所未见的。
王国维还是二重证据法的创始者、提倡者。他在《古史新证》中，写道二重证据法之后，中外学者无不推崇。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根据地下材料，对证古籍，进行研究，收获很大。其实，二重证据法并非什么深奥神奇的妙法，而且人人能用，但是在与王国维同时代的学人中，如康有为、章炳麟就不以二重证据法为然，他们都不相信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由于保守，做学问的时候，仍然从纸上到纸上，这样固步自封，其结果当然谈不上开拓新境界。
研究古代史，离开二重证据法，就有误入歧途的可能。但凭想象，不重证据，固然不对；证据薄弱，仅是书上略有记载，或是出土器物上稍见铭刻，都不能立论。必须是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对应，确凿可信，才符合二重证据法原则。今年来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上出现轻易立论的现象，如把“商三句兵”定为唐虞时代的兵器，把安阳五号墓出土青铜器说成为夏禹举行婚宴的礼器，未尝不是违背二重证据法所使然。
王国维在治学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与罗振玉两人都把实事求是看作不可逾越的原则去身体力行。罗、王在学术研究上遇到难题时，宁可阙疑待问，绝不自作聪明、轻易立说，在自恃甚高的文人圈子里能如此中正地做学问的他们，始终是一泓不断的清流，更是后来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