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很多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或是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总与师友是分不开的。有些来自师友的帮助，甚至是起到了重要性的作用。罗振玉就是王国维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关于罗振玉，前面我们已经谈了不少，本可不必再说。但由于他与王国维的关系太密切，几十年来，舆论界对罗振玉也是有贬无褒，有的不免夸大其词。所以再来说一下王国维的这位师友还是有必要的。罗振玉在民族气节方面虽然令人不齿，但如果将政治活动与学术区别开来，他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罗振玉是个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穷秀才，先前在淮安教私塾，因为家里没有藏书淮安又没有书铺，只好时时向有藏书的人家借书读，那时的他学习刻苦，对国家大事也颇为关心。甲午之后，举国震惊，人心思变。罗振玉开始逐渐步入社会，其时清朝国势倾危，外患频仍，西学逐渐传入，罗振玉在接触翻译书籍后，认为“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国人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不立学堂之故”，又念“农为邦本”，因此，决心致力于农学及教育事业。
光绪二十二年，他赴上海设农学社，创刊《农学报》又由《农学报》进而创办东文学社。《农学报》坚持了十年之久，东文学社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日文翻译人才，可见罗振玉的能力和事业心还是不容小觑的。光绪二十六年开始，罗振玉先后被邀请在全国各地办理或协助办理了很多教育事务，如襄办武昌江楚编译局、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等。从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出青年罗振玉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也有一定的创业头脑。
罗振玉爱好古物并多方搜集古物，手里的确拥有大量的书画古籍和青铜器之类的文物，而且有时也脱手卖与别人。旅居日本期间，更是靠卖字画古玩维持生活。但他并非是一个古董商，在上世纪初收藏史上的四大发现中，他积极抢救保护文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9年，罗振玉在学部任职时，一天，学部尚书荣庆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吃饭，罗振玉作陪。席间，罗振玉听说要焚毁档案，就请求将档案转移到学部，以便将来存放在图书馆中。张之洞同意后，派员办理，并让罗振玉协助。
罗振玉看到整理人员只将书籍拣选出来，其他公文奏折却准备焚毁，而公文奏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于是请示张之洞，因为已经奏准焚毁，张之洞只能让罗振玉将这些史料秘密运回学部。在和财务人员商量运输和保存的经费时，财务人员认为，光盛放档案的木箱就得五六千个。为了节省经费，他们决定使用装米的旧麻袋，这批史料整整装了八千麻袋。后来新任学部尚书不同意将档案存放在学部，罗振玉又几经周折，才将这批史料存放在了国子监的敬一亭中。
再说回到他跟王国维的相识，自1897年王国维参加第三次乡试依旧名落孙山之后，就彻底断了考取功名的念头。虽然无缘功名但还要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机缘巧合之下王国维在《时务报》谋得了校对的差事，遗憾的是他到达时恰逢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相继离开《时务报》，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罗振玉。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他们亦师亦友的情谊从此展开，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各个重要时期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他生活上的帮扶者，事业上的提携者，学术研究上的指引人。
如果说最初的王国维是一块璞玉的话，那么罗振玉算得上是那位慧眼识珠的伯乐。“觉其人才华学养都不平凡”的罗振玉就邀请王国维到他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让他在学社任职提供一份薪资，又给他联系了《农学报》写稿的工作，让他可以多赚些钱补贴家用。
1901年2月，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前往日本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物理学，后因脚气病发提前归国。而此时的罗振玉正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主持武昌农务学堂，而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正是这一份《教育世界》，不仅使王国维新进的教育思想如鱼得水，更是使他跻身教育界的名流，气势直抵当年因主笔《时务报》而蜚声海内的梁启超，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历史地位。痊愈后王国维又应罗振玉之邀到武昌农务学堂协助外籍教员讲授课程，在此期间，王国维按罗振玉的提议首先从中小学堂教材的编撰开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并翻译了大量日本学者的外文书刊。
也正是在深入了解到日本近年来西书翻译状况对其政治经济的重大影响，王国维觉察到西学的必要性，强烈的直觉激发他开始走上了翻译西方教育和哲学名著之路。尽管工作几经变动，也没能阻挠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和教育学的研读和翻译，他甚至从海外大量购进哲学原著刻苦钻研。也正是在对叔本华著作的阅读中，王国维接触到了“天才论”与“悲剧说”，这两者无形中吻合了这位才子难以释怀的内心情结，新的文学思想令其在研究方面打开了新的界面。
1906年2月，罗振玉出任学部参事厅行走一职，随同前往的王国维因学历低微和教龄短暂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安置，只能长期寄居在罗家继续学术研究。秋天时父亲病逝，不久后妻子亡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土崩瓦解。罗振玉又同王国维一起东渡日本暂避风头，王国维在日本的生计问题，也多亏罗振玉的资助才能解决。令人称颂的善意就在于他给了王国维三十年相对来说“静安”学习环境，在他的帮衬与维护之下，王国维才得以称之为静安。
1916年，王国维不愿意再因生计问题拖累罗振玉，所以在1916年离开日本返回祖国，进入英籍犹太人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主持《学术丛编》的编辑工作。后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多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想让他担任北大文科教授，但都被拒绝了。直到1922年3月，在罗振玉也被聘请为国学研究所导师之后，王国维才终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
1923年春天，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行走”不是一个官位，前清时代这只是一个“差使”，一般由当时的御用知识份子翰林来担任。因为接近皇帝，对于皇帝的决策有一定影响力。雍正以后设“军机处”，立军机大臣等专职，南书房虽仍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参预政务。按清代的惯例，在南书房工作的，大都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人，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但他学识渊博，最终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