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校园内，号称早已挂满了二十万张大字报，用来与新兴的“拔白旗”运动相呼应，讨伐校内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学术界处于“领头羊”地位的陈寅恪，尽管已是绑倒的“哑羊”，仍不能逃脱被批判讨伐的命运。大字报由最初的“彻底批判”，渐渐演变成“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利剑。
部分师生借机兴风作浪，欲将陈寅恪彻底一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批中大历史系的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渴望能够有幸落入“郭老”的法眼，实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美梦。
在这个辉煌大梦中，中山大学的“革命先行者”们，借助全国报刊的强大舆论威力，抓住陈寅恪的命门重拳出击。如中大学生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就曾公开放言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寅恪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做一些烦琐的考证。他对一些琐鄙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是多少，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与寿王是否同房，等等。还经常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
尽管此前已有史学界人士隐晦的斥责过陈寅恪，但只限于史学界小圈子范围。李春棠等人这个大字号响雷的引爆，使世人皆知陈寅恪不但不学习马列，还躲进小楼偷偷地在地下研究杨贵妃的“处女”问题。一时间，揶揄、讥讽、谩骂，伴随着“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等喊打之声甚嚣尘上，陈寅恪陷于欲“作哑羊”而不能的艰危境地。
然而，更令陈寅恪感到愤怒和痛心的，是金应熙的“反水”与“背叛师门”事件。
金应熙是陈寅恪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在香港大学教过的高才生。当年金应熙在港大读书时，显示了超卓脱拔的青春才华，颇得许地山和陈寅恪的赏识，认为他是世之罕见的可造之才，所以不遗余力的栽培扶植。金应熙毕业后先在澳门过了几年撰稿卖文的生活，而后辗转来到岭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再后来成了陈寅恪的同事。
1957年“反右”前，金应熙已“入党提干”，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副主任，且是备受校党委重视和准备重用的提拔对象。尽管如此，金应熙对陈寅恪这位“老盲叟”仍毕恭毕敬，以恩师待之。当“反右”运动开始后，金应熙忽然变得热情高涨起来，直到1958年听到上头和“尊敬的郭老”放出批陈的风声，正在北京出差的金应熙立即打道回府，悍然带头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外张贴大字报，指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思想是一种“反动”。
与此同时，金应熙凭借以前掌握的陈寅恪家族与个人的大量材料撰写文章，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公开发表，除了追溯陈寅恪封建地主阶级的家世，说陈寅恪是在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封建遗少之外，还引用陈寅恪的诗，上纲上线地说道：“……陈先生既然把社会主义思想错误地看成东欧的思想，他就在暗中忧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用夷变夏’引致中国文化的灭亡。所以他在解放后寄北京友人的诗中说：‘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这种思想，也就是陈先生在解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深闭固拒态度的思想基础。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思想在今天，比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时候更为反动。”
金应熙“拳打老顽固”与“烈火烧朽骨”的出色表现，在引起了中山大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和嘉许的同时，也引起了陈寅恪家人的注意。据说：“在康乐园大字报的狂潮中，唐筼发现有金应熙很特别的大字报，便将它抄录下来，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听完后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陈寅恪的震怒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金应熙的耳中，金应熙并未放在心上，只是觉得这个老顽固确实是太顽固了，非得用烈火把他的朽骨烧一烧不可，否则他不老实。但是，情况很快又有了变化。根据上面的大政方针，整陈寅恪只是运动的前奏或称序曲，只可采取敲山震虎或猫玩老鼠的方式加以整治，在**大幕尚未拉开之前，不能一棒子敲死，更不能用烈火烧骨扬灰。中大师生在对待陈寅恪问题上，要做到敲而不死，死而不僵，留一个活标本为即将到来的更加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服务。
作为党员兼历史系副主任的金应熙得到消息，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些过火，与上面的大政方针不太相符，遂采取亡羊补牢之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悄然潜入陈宅表示“负荆请罪”，并跪地求饶，但最终没有获得陈寅恪的原谅。据说陈寅恪端坐在矮脚藤椅上，看着面前一个模糊的人形黑影在地上翻来倒去，左右摇摆，嘴里不时发出呜呜嘎嘎的声音，如泣如诉。待人形黑影表演完毕，陈寅恪在唐筼的搀扶下起身离座，淡淡地撂下一句话：“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自此，在众人眼中原本可以继承陈寅恪衣钵与道统的金应熙，因“走火入魔”被逐出师门，在政治风波里开始了浮沉翻滚、颇具悲剧色彩的另类人生。
面对众生发动的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陈寅恪悲愤交加又无处倾诉。
1958年7月，陈寅恪以“辱不能忍”的决绝态度，毅然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经过交涉，搬家未能如愿，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康乐园一号楼，但不再开课。自此，陈寅恪与持续了三十二年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生涯告别，而自开设新课之后讲了大半部的《元白诗证史》就此中辍。
自此，陈寅恪的身影在中山大学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中国大陆史坛上隐去。归隐后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论再生缘》的修订与对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撰著，为他的名山大业开启了生命中最后一道灿烂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