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童年并没有使傅斯年消沉，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随着年岁的增长，在1908年，傅斯年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机，有一位好心人要资助他去天津求学。
说起这位好心人，就得先介绍一下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
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性格淳厚善良，颇有才名。他在1894年的乡试中中了举人，但最终因为家庭经济窘迫，放弃仕途，出任了东平龙山书院山长（也就是院长）一职，靠这份报酬来维持家计。在他担任山长的时候，因为博学多才，品性高洁，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在学校里，有一位叫做侯延爽的学生对傅旭安的感情最为深厚。因为这位侯延爽家境贫寒，全靠傅旭安的资助，才能够进入书院读书，所以在侯延爽考取功名，官达刑部主事后，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报答恩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等他衣锦还乡时，恩师傅旭安已经病逝了。
悲伤难过之际，侯延爽看到了恩师的儿子傅斯年。在与傅斯年的交谈中，侯延爽发现眼前的少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有很深的国学功底，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同时他也意识到聊城地处偏僻，远离新文化中心，如果让他继续呆在这里，很有可能会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侯延爽萌发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他挑选了几篇傅斯年的文章带到天津，请几位友人评阅，这些友人中就包括《大公报》的经理英敛之，英敛之看过文章后对傅斯年的才华大为赞叹，力劝侯延爽把傅斯年带到天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表示愿意帮忙照顾。
得到英敛之的支持，侯延爽重返聊城，在他的极力劝说下，傅淦和李氏终于同意让傅斯年外出求学。那时傅斯年的心中一直涌动着强大的求知欲，当他得知自己有机会外出读书时，在开心的同时，他也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不辜负亲人和侯延爽的期望。
1909年春天，14岁的傅斯年辞别亲人，进入了天津府第一中学堂求学。由于该校的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就暂时寄住在了英敛之家中。
英敛之的房子位于英租界，是一栋三层小别墅，许多洋人和显贵都住在这里，环境优雅舒适，而且英敛之夫妻为了不让傅斯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对傅斯年也照顾得无微不至。
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晚年回忆起傅斯年在天津读书时的情况时说：“傅先生起初住在我家，可我同他的关系并不亲密，因为当时我只有9岁，在我的眼里，14岁的傅大哥俨然是一位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放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决不肯同我这个‘小豆子’玩耍和淘气。”
从这段回忆片断中我们可以看出傅斯年虽然年少，却已经能与英敛之这样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物谈论中外时局及经史文章了，这足以说明他的思维敏捷，知识面广，并且已经褪去童年的稚气，逐渐变得成熟。
在天津求学的日子里，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还是侯延爽，侯延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精神方面也一直关心他的成长。侯延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教诲他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而傅斯年对侯延爽的恩情也一直铭记于心，将他当做父辈看待。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侯延爽因老病留在济南，傅斯年便经常寄钱接济，奉养终老。可以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是中国传统仁义道德文化培育的典型范例，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光阴似箭，在傅斯年的勤学苦读中，四年时光匆匆而过。
1913年，傅斯年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期3年，毕业后可以直升北京大学的本科。
当时的预科有文理之分：侧重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叫甲部，毕业后可以升入理工科本科；侧重文史等社会科学的叫乙部，毕业后则进入文科和法科的本科。因为家学渊源，再加上文史功底深厚，傅斯年便欣然的选择了乙部。值得一提的是，与他同时入预科乙部学习，后来被世人熟知的学者还有袁同礼、毛以亨、周炳琳、沈雁冰、顾颉刚等人。
预科班特别重视外语，要求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看懂外文原著、听懂外语讲课。虽然傅斯年在天津读书时已经开始学习外语，但想达到这一标准还相去甚远，这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再加上生活条件差、学习繁重、身体素质弱，这一时期的傅斯年经常生病，但他并没有被困难打败，反而咬紧牙关，拼命读书。据同学回忆说：“傅先生入乙部，虽然身体羸弱，时常闹病，但成绩仍是全部的第一。当时全校学生中，似乎没有比他天资更好的。”
天资固然重要，但后天的锻炼更重要。
傅斯年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意识到要想变强，学习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努力参加各种活动，以锻炼其他方面的能力。于是，预科第二年，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文学修养，傅斯年和同学沈沅等人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名曰《劝学》的杂志。后来，在“文学会”的基础上，傅斯年又成立了以锻炼思辨能力和口才的“雄辩会”，经过这个时期的锻炼，傅斯年的组织和演讲能力大有提高。
1916年暑假，傅斯年以平均94.6分的优秀成绩获得全班第一名，升入了北京大学文学院。”因为少年时期对儒家经典已经熟悉，许多经典章节已能背诵，在大学预科又对儒家经典及其注解进行系统学习，所以傅斯年对传统经学的研习已经有相当深的造诣。在课堂上总是向老师提出一些难答的问题，并且能指岀老师讲课中的错误，弄得很多学问不精的老师都怕上他的课。
当时北大有一门课程是《文心雕龙》，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当时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叫朱蓬仙，他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可惜他水平有限，经常出错，学生们对此很无奈，又没有办法指出。
恰好有一天，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了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了傅斯年。傅斯年不光一夜就将整本讲义看完，还摘出三十几条错误，并且一一改正。然后全班同学集体签名，上书校长蔡元培先生，要求校方作出回应。
蔡先生对于古文学是内行，一看便知执笔之人造诣极深，并不是眼前这些学生能办到的。他担心是其他教授指使学生所为，便请签了名的同学到校长室问话。
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不想傅斯年一个人承担篡改教授讲义的责任，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了几条，牢牢记住。等到蔡先生提问时，只说自己负责的这几条。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最终，在第二学期，学校对古代文学的任教者做出了调整。
单说傅斯年能在一夜之间看完讲义全稿，并从中摘出三十多处错误，就说明他对原文十分熟悉，这份功底不光一般学生做不到，就是专门的学者也没有几人能做到。更难能可贵的是，傅斯年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学，而是出于对学术的责任心。
当时北京大学传统国学章太炎学派势力强大，傅斯年却敢于为了求真得罪章太炎的门人，这份敢说敢做、不畏权威的品质也受到了北大学生们的敬佩。
怪不得胡适会称赞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傅斯年总是一个力量，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这或许就是一代大师，令世人敬仰的真正原因所在。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留下了很多传奇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创办《新潮》杂志，以《新潮》杂志为阵地，傅斯年以笔为剑，以墨为锋，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