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将傅斯年与父亲罗家伦的九封通信公布于众，这九封信有长有短，格式不一，且字迹潦草，有一部分甚至用铅笔写在薄纸的正反两面。因为其中的八封信都没有注明日期，所以只能根据信的内容辨认顺序和时间。
最初的两封信是傅斯年和罗家伦一起在柏林的两年间写的，之后的六封信是罗家伦转赴法国巴黎大学时写的，由于当时罗家伦与北大同学何思源住在一起，所以傅斯年在信中时常将两人并提。
这九封信从总体上看，绝大部分记载的都是金钱问题，通过一件件关于英镑、马克或者法郎的爱恨情仇，世人可以透过历史的烟尘，真切地领略到包括陈寅恪、俞大维等留学生的真实情形与令人心酸的往事。
第一封信说的是罗家伦在1923年冬日不慎遭遇偷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要“**归天”的悲惨境地。傅斯年在德国听到这个消息，就以“山外魔生”为笔名，写信给罗家伦，有些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大概的意思是说“昨天见到姬公，听说你的道心还不齐全，所以让你穿衣戴帽而来，**而归，这是老天爷想让你的真元回归，不然也不至于剥夺得如此干净。”
信中的罗真人，就是傅斯年为罗家伦起的绰号，傅斯年在信中还说：“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以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
虽然知道罗家伦和自己的体型相差甚远，但是傅斯年还是希望能给予罗家伦帮助，这足以证明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也正是因为这份亲密，才让傅斯年可以将自己的苦恼毫无保留地向罗家伦倾诉。
过了不久，傅斯年又以“受诅咒的书蠹[d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道出了自己的穷困潦倒。信中说：“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着急或者死去。”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经费来源已经出现了问题。
1924年，因为傅斯年和罗家伦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所以这一时期没有信函往来。第三封通信的时间已是1925年罗家伦转入巴黎大学之后了，这一时期的通信主题就是一个“钱”字与一个“愁”字。
此时，国内军阀混战不息，形势混乱不堪，山东政府的官费筹措非常困难，已经无法及时向海外留学生汇寄了。而且国内的纺织大王穆氏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再也无力提供资金支持罗家伦求学。
为了继续在英法两国收集近代史资料，以便完成最后一年的研究计划，罗家伦除了译书写稿挣点小钱补贴外，还通过老校长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这笔款项于1925年下半年分两次汇至巴黎，罗家伦得此巨款，除了偿还债务外，手头还有部分余额。傅斯年得知此事，便向罗家伦借了一笔小款急用。
但是，到了秋后算账时，罗家伦因为手头已不宽裕，所以致信向傅斯年“讨债”。可是当时的傅斯年比他还穷困潦倒，于是修书一封，叙述自己“挖东墙补西墙”的艰难处境，其中一段写道：“弟在巴黎最后接到老朱寄来的二十磅，还债后只剩了三十法郎，其中的二十马克还是姚从吾寄给我的。幸亏员外还有几文钱，这才撑到了11月，过了初十，老朱又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只剩下一半，连学费都不够。幸与老陈约定，他先把二十镑马克给我，我这才交了学费及其他费用，如今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唉，这两个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可是老陈即将离开，以后又该如何是好呢？”
因为傅斯年写信不写日期，也无法判断准确的时间，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信大约写于1925年秋冬时分。信中提及的“老朱”就是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欧洲留学生的经费一直由他作为代理人具体操办。但此时国内政局混乱，经费汇不出，朱兆莘也无能为力。为了应付不断前来“讨债”的书呆子，朱兆莘迫不得已，只好从公使馆的其他款项中转借几个小钱予以应付救济，傅斯年所得的20英镑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封信中涉及有债务关系者多达数人，神秘的“员外”不知是指何人，但提及的“老陈”，是指即将归国的陈寅恪。从傅斯年的言语中可以看出，这批留学生的钱财除了相互借来借去外，作为老大哥的陈寅恪在其中显示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同时也透漏出他对众位难兄难弟的关切之情。
到了1926年初，傅斯年从朱兆莘处领到十英镑的汇票，于是致信罗家伦说：“本想就此寄你四镑、寄何思源二镑。但是钱刚到手又被人借去几文，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寄你二镑，何思源一镑。不过，朱兆莘许诺我下个月还会发汇票，到时候我再给你邮寄。唉，月中已经穷不可言，更糟糕的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的学费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
傅斯年写信时，国内形势更加混乱，整个中国大地弹片横飞，血流遍野，大小官吏争相苟全性命，已经没有人再去管这批海外学子的死活了。等他到了即将结束学业回国的前夕，生活更是陷入了无依无靠的绝境，在致罗家伦与何思源的信中，傅斯年说道：“德国生活费用无比昂贵，这里的熟人一致呼穷，但我不欠他们任何一人、任何一文，欠我的人数倒是不少，积攒起来已经很多了。可怜我5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回想起来不免落下辛酸之泪。大维尚好，而毛子水和姚从吾已经穷得出世涅槃了……”
在如此糟糕的生活环境之下，坚强如傅斯年也忍不住发出心绪如焚的悲鸣。更糟糕的是，没过多久，他突然从《德国汇报》得知驻英公使馆的朱兆莘将要去职的消息，他急忙写信向朱兆莘本人催要学费。本来朱兆莘对此等事项早已厌烦不堪，如今奉命归国，正好顺水推舟，将这个棘手的皮球踢给了继任者。而继任者年轻气盛，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学生放在眼里，对连连上书的催款视而不见，迟迟不做答复。眼看就要成丧家之犬状饿毙于柏林街头的傅斯年大怒了，立即表示“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按他的推断，继任者如此对待留学生，一定是克扣和挪用了国内寄来的官费。于是，傅斯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欲像当年五四运动一样，发动并亲自统率整个欧洲中国留学生，肩扛大旗前往驻英公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可是此一时非彼一时，对于傅斯年而言，一呼百应的五四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接受了新的文明洗礼并逐渐理性的罗家伦、何思源、俞大维、毛子水等人，认为以暴力的方式方法来处理此事万万不可。伦敦比不得当年的北京，若真的闹起来，很可能被当作过街老鼠关入大牢，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在众人的劝说阻止下，傅斯年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既然公使馆不能烧掉，日子还得苦撑下去。在食不果腹地坚持了几个月后，1926年9月，傅斯年结束了留德生活，带着一肚子洋墨水和一堆待解的复杂难题，由马赛扬帆启程，穿越地中海的惊涛骇浪，向东方故国驶来。
英国3年，德国3年，傅斯年的海外留学历时6年，这期间，他所接触到的新东西、所学习到的新知识胜过无数同期的留学生，可当他回国时，却没有带回一张文凭。他在给徐彦之的信中写道：“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因为考取文凭并不难，但是对他而言，比起把两三年的时间都花费在一个专题上，他更愿意把时间留给其他更广袤的知识。这就是傅斯年，一个不在乎名利、身份和地位的人。古往今来，拥有这样觉悟的人很多，但是对于当时的时代而言，却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