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前往延安考察，并且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在会谈结束后，7月4日，傅斯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看望了久别的弟子刘燿。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从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尹焕章等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的人物。抗战时期，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后就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斯年就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这位刘燿。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斯年和刘燿的师生情而言，此时相见，确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的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摇**。可是，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分处天南地北，一别数载都不得相见，也足以令人唏嘘。
傅斯年看了刘燿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他忘了眼前的形势和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政治地位，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厢情愿地动员刘燿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他此前已经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但是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刘燿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刘燿的陪伴下，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范文澜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系。
范文澜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于1939年10月辞职后跑到延安并很快受到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
《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范文澜引用了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赏性介绍。但是，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文澜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范文澜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六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
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四天，在六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
黄炎培还谈到了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本质就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对方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访问的后期，当参政员们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说：“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对于这个敏感问题，重庆来的策士们不知如何回答。
双方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的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到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泽东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了向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记录》外，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
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文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他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傅斯年对延安之行有着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都是祖传的流寇，还称以前的流寇是由凶年失政造成的，而共产党的形成除了因为凶年失政外，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崩溃。
除了反共，傅斯年同样反苏，他认为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
在赴延安访问前，傅斯年还曾手写了一份演讲大纲，在手稿中，他尖锐地批评社会主义，检讨自由主义，并讨论中国民族、民权、民生方面的历史传统。其中特别提及“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之紊乱状态”，并说社会主义“目的对，方法大有问题”。
性格与政治倾向的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的缘由。
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简短的几句话透露出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傅斯年在对国民党官僚及其腐败体制越来越绝望和厌恶的同时，仍不忘捎上共产党。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他明确表示：“我眼下的态度是责备政府的时候，不会遗忘共党的暴行，而责备共党时也不会忘却政府的失政，这就是所谓的左右开弓，不偏不倚。”
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在视察团奔赴延安之前，陈寅恪在与傅斯年的通信中，就担忧延安之行会无功而返，果然不幸被他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有达到目的。蒋介石把双方的《会谈记录》翻了几下，就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以一党专制的思想处理当前的政治问题。
蒋介石的做法令延安方面大为不快，认为自己又被国民党涮了一把。于是毛泽东在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
此文一出，生存在一厢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奇效，反而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同时惹恼了蒋介石和毛泽东，最后两条船都没搭上，空落得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
好在此时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掉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上去，国共两党的摩擦暂时被搁置下来。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微笑，而傅斯年也将迎来一个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