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在动**不安中，史语所也由兴盛转向衰败。
1941年，国民党政权发动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出现危机，严重影响了团结抗日的大局。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有识之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要求国民党从西北地区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对延安和共产党部队的包围与封锁。
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号下，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十四次会议正式提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奔赴延安考察。并推荐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为该视察团团员。
这项提议以绝对多数赞成而通过，在场的一百四十名参政员中有一百三十八名投了赞成票。傅斯年等人之所以被推荐，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有一定的声望，又没有党派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视察团组成后并没有立即出行。
1945年5月，随着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日本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结局。与此同时，在中华这块地盘上，国共之争也到了要彻底摊牌的最后关头。
在剑拔弩张的时刻，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都是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与不安现状的谋僚策士。
在这充满动**与机遇的历史时刻，这些儒生策士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凭借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丸等“**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就可以令各方诸侯俯首听命，实现国家和平。
他们同时认为，既然天下格局如今已成三分之势，那么抗战胜利后也应该由三方共同执政。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都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永不可复得！于是，儒生们的兴奋点很快就集中在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中来。
在民盟主要干将黄炎培的提议策动下，几位重要人物决定仿照战国时著名的苏秦、张仪等策士辩才，拉上几个无党派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中间人”的身份施展捭阖、钩钳之术，合纵连横，为中断的国共和谈予以“转圜”。
1945年6月2日，由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访问延安、促成国共和谈、团结抗日的主张。
他们的电报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中共中央经商议于6月18日回电，欢迎傅斯年等人去延安，并对傅斯年等人为团结抗日、和平建国而奔走给予高度评价。
1945年7月1日，经蒋介石同意，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六人组成的代表团飞往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六位参政员，共同商议国共合作的事宜。在餐桌上，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应承的同时，各自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其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的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湖南长沙人，早年与毛泽东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20世纪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中央常务委员和总书记，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
7月3日上午，左舜生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各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了。”
毛泽东听罢没有作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遂开始施展苏秦、张仪的捭阖之术，继续鼓噪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毛泽东又不以为然地问道：“怎么对呢？”
左舜生别有深意地回答：“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学界大鳄。他与毛泽东是旧识，“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十分受人注目，他经常出入于图书馆，所以毛泽东认识了他。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晚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的南方土话。”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
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的。但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已经与往昔大为不同，正应了那句此一时彼一时。
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傅斯年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比自己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伟人，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的这一段插曲。如果傅斯年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
可惜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坐的人在政治气势上已经今非昔比，但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识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儿罢了。
因有北大的这段往事，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泽东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进而谈到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斯年本人“尝自负为‘喑噁叱咤[yīn ě chì zhà]，千人皆废’的西楚霸王”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他以陈胜、吴广自喻，而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之争比作刘项之争，认为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抗争。果然毛泽东听到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