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日本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南推进，1933年1月2日攻占山海关，继而向长城一线进击，热河阽危，平津震动。
清华因“校址所在，几成前线地带”，广大师生“感觉到工作要被停顿的危险”。当时各校即将举行年终大考，面对危局，原来慷慨激昂、既是“铁与血”又是“易水悲歌”啸叫着，曰不惜身家性命抗日的学生一反常态，立即成了缩头的小鸟与一群乌合之众，产生了逃难避危的念头。
1月6日，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过《致评议会书》，称：“平津动摇，人心**，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无术，忧心惶惶，不可终日，事实上殊无法再埋首书中预备考试。本校地处郊外，消息迟钝，且教职员均宿校内，一旦时局突变，师生性命堪虞，轻重相衡，自宜趋安避危，先事预防。经紧急代表大会决议，本届学期考试暂缓举行，待时局平定，于下学期办理。及于原定考试期间请求学校停课一星期，俾师生可以分头准备以免临时失措……”
清华评议会接到函报，为之一惊，大有“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之感。这个“惊坐起”，不是为日军入侵东北、即将兵临城下而惊，实乃为学生的妄念和不可思议的胆怯做法而吃惊。
待证实这份函报确实是学生会征求广大同学所为后，众委员于惊骇、盛怒中立即做出决议：“学生中如有因故不能参与学期考试者，可照普通请假手续办理，延期考试疑难照准。”
学生会代表接到评议会面告，仍冥顽不化，不加理会，于1月7日再度致函评议会，称：“一月七日全体大会议决，全体同学于学校规定考试期间向学校总请假，同学公意所归，特此奉达，务恳照准。”
如此的不识大体，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尚未临阵就先行逃脱且一意孤行，令梅贻琦与评议会诸教授更加感到不可理喻。
1月8日，清华校长办公处以校长名义发出第58号通告，历数上述经过，义正词严地训示道：“纵观近代战争，虽然决定胜负的关键有很多，但是全国国民必须有组织的行动，实为决胜的必要原因。现在日寇虽然嚣张，但是前方距平津尚有数百里之遥，我校学生为市民的表率，若先自惊扰，则后方秩序必受影响，这无异于为敌人助长声势。何况，我国历年积弱，才有今日的国难，如果将来想要复兴，必须依仗青年不屈不挠的精神。
从事变以来，同学们只担心自身安危，却置国家前途于不顾，我作为校长，非常痛心。
当然，我并不提倡无目的的牺牲，能避免的当然要避免，但眼下还没到这个地步。如今我们对于全校师生的安全，已尽力筹划保卫。除非时局有特别变化，本校当另有决定外，本学期的考试将照常举行。
现在国家形势危急，如果不能手持武器奔赴战场保家卫国，也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以赤手空拳不能对敌作为逃难的理由，那么平津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又该如何？若人人都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我亡而我先自亡矣。
所以，此次学生所要求延期考试及全体请假的问题，其本身尚小，而此次所表示的精神，则所关甚大，望各深自反省，是为至要。”
布告贴出，梅贻琦又令教授会书记吴景超召集教授，于第二天下午四时在工字厅召开临时会议。梅贻琦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张子高为临时主席，吴景超为书记，就学生致评议会函与请假事由进行讨论。最后，会议形成统一意见，并推举冯友兰、顾毓琇、钱端升、蒋廷黻、萧公权、俞平伯、萧叔玉等七人起草一文，以强硬的姿态劝告学生，仍照校中规定时间举行大考。文曰：
教授会告同学书
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的、忠实的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不知你们读过《最后一课》这小说没有？我希望你们看一看，或者重新看一下。假如北平并不危险，那你们无所用其张皇；假如北平实在是危险，你们对于这最后一课，又何忍没有稍许的留恋？听说你们要全体请假，全体都有事情吗？现在学校没有准你们的请求，但是你们还是要全体不考，听说你们所以如此，因为要执行大会的议决案。你们的议决案本是全体告假，而不是全体罢考。你们已向学校请求过，就是议案已经执行过了。至于允许或否那另是一件事。你们又何必坚持不考，贻社会以口实呢？
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教授会
二十二年一月九日
这是梅贻琦主持的评议会、教授会与学生自治会展开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即蒋梦麟所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种势力”的分野，全体教授站在了梅贻琦一边并为梅摇旗助威，“教授治校”制度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尽管如此，学生自治会仍强硬坚持集体请假返乡。11日，大考开始，一部分学生拒绝进入考场。
《大公报》于翌日以“清华考试问题解决，昨日举行一部学生请假”为题，专门做了报道，称：“学期考试照章举行，而该校学生原有九百余人，此次请假离校者六百余人，留校参加考试者仅三百余人……”清华如此，北平其他学校学生亦复如是，众生于惶恐纷乱中向校方请假归里，以做到“避危有术”。此等情形经媒体报道传播，在社会引发了重大恐慌。
面对舆论汹汹，北平军政当局紧急约见各大学校长，要求学校照常上课，以安人心。梅贻琦回校后详加考虑，没有再向学生施压，而是采取怀柔策略对学生发表讲话，略谓：“有人说清华业已提早放假，我不欲辩白，因为天下事总是愈描越黑。所谓放假之事，可以这么说，但不能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因为学校没有禁止学生请假返里；不能这么说是因为学校照常上课，弦歌不辍。”
此为清华1930级学生邹文海在梅贻琦去世之后的一段回忆，邹的理解与评价是：“梅校长的讲话，多数是上述作风，所以刘崇鋐先生说许多调皮的学生以‘大概也许差不多’形容梅校长的讲话。但梅校长的大概也许差不多决非圆滑之辞，而是恰到好处地能把一时的复杂心理充分表达出来的语句。梅校长于知道榆关事变之后，一直为学生的安危着急，政府却要他发表安人心的谈话。他在无法确定留校极为安全之前，不能不负责地劝大家镇定。当然，他也没有理由提前放假。这是他所以有上述演辞的原因。现在事隔数十年，回想梅校长当时的处境，依旧觉得这几句话是最为适当的。他说明了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途径，也说明了他处理这个问题的立场。”
邹氏所引刘崇鋐所说“大概也许差不多”句，乃《清华副刊》上登载的一首打油诗，诗曰：“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究竟仿佛不见得。”此乃同学讽喻梅贻琦说话慎重，或是“无为而治”的形象。后来这首诗在清华乃至西南联大广为流传，成为体现梅贻琦性格与处事风格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至于邹文海所言梅校长这段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恍打胡系的讲话，是否存在记忆错误，或传闻本身已经变形走板，已无从考证，但得出的结论似与事实不尽相符。此前，梅贻琦以校长名义发出的通告，以及教授会告同学书，旗帜鲜明地宣示了全体教授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个立场与社会舆论是一致的，既然日本鬼子还没有杀入北平，就不存在“不负责地劝大家镇定”等问题。只是后来发展的结果已非梅贻琦本人和教授们所能掌控的了，而清华的民主制度与自由精神，使梅贻琦与全体教授又不愿把自己置于学生的对立面，进而发生严重冲突，以达到蒋梦麟所说的“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的奇效。
清华大学是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演变而来，原本招收的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教师对学生的感情如同父母视孩子，此为清华与其他高校的不同，或称之为特殊的感情因素。因而，梅贻琦与众教授仍采取缓和与折中的方法加以疏导。
1月17日，清华校方发出布告，自1月18日起至1月31日止，放寒假两个星期。自2月6日起，未参加考试的学生前往校园进行补考。寒假期内照常办公，各部职员由主任拟单支配轮流休假。
两个星期的寒假一晃而过，归里的学生纷纷返校，接着是学期注册、选课。2月13日，正式开学上课，师生间的心理隔阂消散无形，众生一如往常坐在教室聆听教授“传道授业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