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聘请了数位青年才俊进入清华执教，其实这也是顺应时代的需求。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现代教育欠缺，大学数量极少，清华的教职人员多出自本校，因而形成了“我群意识”，特别是留美“少壮派”逐渐成为左右清华校务的中坚力量。
这个力量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凡非清华出身，或虽出身清华但与清华师生无密切联系者，不管借助何种力量入主清华，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与心理反感，从而麻烦不断，几乎没有长久执柄的可能。
深知此要害的罗家伦，借北伐成功的威望和蔡元培、蒋介石之力进入清华，意识到这种状况不革除不足以立足，而清华也得不到好的发展，所以以生猛的“革命精神”打开门禁，大量延聘非清华出身者来校任职任教。这一做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开创了新的局面，但仍未避免被清华师生合力赶出校门的命运。
梅贻琦长校，原本应该被清华“少壮派”忌惮，但这个时候，无论是世界局势还是国内情形都发生了巨大演进，人的思想意识也随之发生剧变，三年的留学生监督生活，也让梅贻琦开拓了眼界，对世界教育大势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同时，他对周诒春之后，特别是罗家伦、吴南轩等长校者走马灯似的被逐出校门的内在缘由，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并吸取教训，决定以学校与师生的发展和利益为重，摒弃老一套帮派势力做法和个人名利思想，顺势而行，为国家民族教育而争胜。
随着梅贻琦竭力扶持的“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三会制度，在清华园的重新确立与完善，以及梅贻琦本人的人格魅力，“清华人”逐渐感到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于是不再过分拘泥于“非本校出身者不能到清华就职、任教”的思维，加之时代已呈现出“二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归国留学生如通天河水滚滚而来，全国大学数量猛增，学生人数十倍百倍地迅速增长，学问道德皆一时之选的名教授成为稀有资源，出现了教授选学校、学校争教授的新局面。
当时各学校教授的流动量很大，教授聘书的限期一般都是一年。聘书满期以后，学校和教授双方都可以自便。学校可以按自己的条件另聘教授，教授也可以按自己的条件另行应聘。“当时清华聘教授，有比较优越的条件，一是研究工作的条件比较好，有比较充足的图书仪器；二是生活待遇比较好，不欠发工资，住宅环境也好。因为这些方面优越的条件，清华吸引了很多比较有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来应聘。”
除了依托庚款为后盾所具备的物质条件之外，清华还有一些独到的、合乎人性的地方，如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一、二年发一次，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不像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惶惶不安”。更令教育界人士和清华教职员称道的是，清华采用国际通行特别是美国所用的教师进修制度，建立了带薪休假机制，并于罗家伦长校的1929年起开始试行。按照规定，清华教授任满五年者，得休假一年，如欲出国研究，除支半薪外，还补助路费美金520元，及每月研究费美金百元；如在国内研究，则最高可领补助费国币2400元；讲师以下教师亦可申请休假出国研究，唯补助路费及研究费不如教授优厚。
梅贻琦长校后，把这一制度发扬光大，即使在庚款停付、财部延缓支付维持费，校内资金极度紧张的1932年和1933年上半年，梅贻琦仍于万难之中，想方设法送教授出国进修研究，且每年人数由七八人陆续增至十余人，至1936年，共补助70人，其中以教授人数最多。
对此，一度为清华历史系主任，后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回忆说：“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这就使清华建立起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这一举动，或如梅贻琦之子梅祖彦所说：“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可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面对新变局和学校急需新型优秀人才的状况，梅贻琦打破过去分派划地的旧框框，在清华“三会”的基础上，复由教授会推举德高望重者组建了“聘任委员会”，专管聘任事宜，且彻底抛弃派系观念，全面实施开放政策。不管此人出身何处，来自哪门哪派，只要认为合乎条件并对清华建设有所贡献，一律按照聘任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和程序予以聘请。
自1931年至1937年，共有190多位学者应聘到清华任教，其中清华出身者所占比例为49％，其他则属非清华出身者，包括外籍教授12人。而这190人，多数为梅贻琦执校期间，由聘任委员会所聘。教师入聘，须由聘任委员会严格筛选鉴别。学生入学，全凭考试成绩。梅贻琦尊重并遵守各会的规定，从不干涉，正如蒋廷黻所说：“一九二九年我到清华任教时，校中约有五百名学生，五年后，人数增加了一倍。每年录取的学生约占报考的十分之一。一般水准和入校比率自然都很高。学生们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深深了解对国家的责任，知道挤进清华大门之不易。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我敢肯定的说，不会超过百分之二三。”此处所说的“百分之二三”，自是指入校学生有不自觉、表现不佳或没有“一本正经”者，而非指走旁门邪道进入清华者。
除聘任委员会须遵行严格制度，梅贻琦与秘书约定，遇有教师入聘或学生入学，想走后门或向校长求情者，一律挡在门外。凡是“求情”信件，不必呈阅，也不答复，搁在一边，“专档收藏”了事。除非有特别情况和才华的师生，才破例或破格对待，但也要经过几道严格的合法手续方能完成录取或聘用，如青年才俊华罗庚，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华罗庚进清华以及破格升为助教与教员、教授，先是由数学系的熊庆来、杨武之等人推荐，再由梅贻琦同意，最后由聘任委员会定夺，经过若干道关口才成正果。然而，所有把关者为这位天才的数学家大开绿灯，纯出于公心而非私情。
非但如此，梅贻琦对门生故旧以及身边工作的同事搭档，同样一视同仁，在制度上不越雷池一步。后来做过新竹“清华”校长的清华校友徐贤修曾有一段回忆，意在说明此一问题。徐贤修说：“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各尽其能。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当时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地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清华制度主要是仿照美国大学设立的，对中国大学行政影响甚巨。除教授会、评议会外，自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并由国民政府接管清华始，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南迁，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下只有两“长”，一为教务长，一为秘书长。秘书长即后来教育部统一各大学组织之总务长。但清华秘书长一职专任，直至北平沦陷亦未照部定组织改称。
可考的史实是，初设秘书长始自罗家伦长校时代，秘书长为冯友兰，后为张广舆。吴南轩长校时代，秘书长为朱一成。翁文灏代理校务时代，秘书长为杨公兆。梅贻琦长校时代，秘书长为杨公兆、沈履。徐贤修所说的那位总务长，当是秘书长杨公兆。
杨公兆乃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是中国地质学泰斗翁文灏极为欣赏并带入清华且倚为左膀右臂的人物，年仅30岁即任清华秘书长。据清华档案馆留存的“员工名册”可知，杨公兆自1927年就进入清华，在工程学系任讲师、教授，后因故离开。
1931年二度进入清华后，任秘书长兼地理学系名誉讲师、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按杨公兆的学历与资历，在前述二系做个专职或兼职教授，正式开门课未尝不可，只因做了秘书长而不能转为教授开课，着实令人心情不爽。杨公兆离开清华后，转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任调查处长，在矿产调查及原料与制造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至于杨公兆出走清华，是否缘于与梅贻琦之间掺杂了“友情”与“压力”，或与徐贤修所言不尽相同。无论如何，杨公兆离开了清华，再没回头。
以如此严格的规章制度与做法，作为学校掌门人的梅贻琦，得罪同事甚至要好的朋友自是不可避免，但对清华制度的坚持与各项事业的进步当是有益的，对国民党党部与政府的干涉校务，更是起了相当的限制与制衡作用。正如冯友兰所言：“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较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