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就在西南联大师生为了民族气节，苦苦支撑的时候，有一批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却出于各种目的，甘愿为日本人或伪政权效犬马之劳。
比如清华外语系日语教授钱韬孙，在平津教育界师生陆续向西南撤退的时候，钱韬孙就留在北平，并且迫不及待地与日本人合作，打算开办所谓的“华北大学”。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许多，随着汪伪南京政府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组织相继成立，部分失意政客纷纷来投，教育文化界一批文人与专家学者，在各种利益**下纷纷“下水”，成为汪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治下的汉奸分子。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通过汉奸傀儡政府发布所谓的“新教育方针”，比如在华北就公布了九条所谓的“教育部训令”，其中一条是：“过去国民政府所声明的教育，是以党化为方针、以排日为手段，以至惹起了今日的事变。今后，对于党化排日教育要严加取缔。”在日军与汉奸协作下，沦陷区的教育体制逐步日本化。
与此同时，日军与汉奸合作，利用中国各大学的校舍资产开办由日人、日语主导的专科以上学校，除了从日本招聘大学教师，更在中国国内物色“知日”“亲日”的大学教职人员，并使用已撤退、流亡的各大学名称如“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继续办学，借以实施奴化教育。
当时，钱稻孙就与日本人利用北京大学校址，成立了一个伪北京大学，他自己出任伪北大校长，清华化学系教授萨本铁出任伪北大化学系主任。原北大教授周作人、燕京大学教授容庚等辈，置民族大义和胡适等友人的竭力劝阻于不顾，变节附逆投敌，成为伪北大的文学院长与教授等等。
这种卖国求荣的行为，让梅贻琦深感不齿，以至于在流亡西南边陲的清华校庆会上说出了这样的话：“其作奸附逆者，当亦有人，亦应给予相当之处置。”
这是对下水投敌的汉奸给以痛斥鞭挞，更是对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抗战大局中仍摇摆不定且预谋附逆的文人学者，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与警示，督促其尽快收手转身，回到抗战图存的轨道中来，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尽一份责任。
此前，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很多高校青年教师与学生都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在各部队任翻译官，身处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是当仁不让，满怀一腔豪情热血，纷纷报名参军。——此为西南联大第一次学生大规模、成建制从军的开始。
这个时候，遭受多面夹击的日本统帅部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搏，对盟军实施反包围并各个歼灭，战争再度进入惨烈的拉锯式状态。无论是中国军民还是西南联大师生，都在几次大战和反复震**中，意识到抗战胜利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尽管中国军队已从弹尽粮绝的险恶处境中重新得到补充，并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中，但离最后的胜利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军民包括西南联大师生必须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一段黑暗而苦难的历程。
遥想当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演讲，敬告全国军民，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而如今，战争已持续经年，中国东部最精华的国土相继沦陷，中日战争仍处于进进退退的胶着状态。原本脆弱的中国经济经过几年战争延宕，彻底崩溃。
放眼望去，半壁江山，成片的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者。为了民族存亡与生活本身，大后方的女人们在听取战场英雄们壮烈故事的同时，悄悄搬出了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以维持基本的生存。原已用上煤油灯的人家早已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然而，各阶层的辛勤劳作与节俭，仍没能减缓经济的急速衰退甚至崩溃。作为国民的一分子，身处战争旋涡的西南联大师生，同样遭到了经济直线下跳的巨大冲击，诚如蒋梦麟所说：“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根本无法控制。
回忆西南联大刚刚于昆明组建的时候，虽然战争持续了将近一年，且首都南京也已经失守，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续绝的最危险时期，好歹师生生活勉强还能撑持下去。但是到了1941年之后，经济凋敝，师生们俨然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
按规定，联大学生伙食团八人一桌，有桌无凳，四小碗菜，离食堂五十公尺以外即可闻到冲鼻的霉味。吃饭要抢，名曰“打冲锋”，去晚了只剩饭桶，米已颗粒无存，连菜汤都光了。后来米商缺德耍奸，在米内掺砂石以增重量。对此，学生胡兆炘说：“好在那时物资艰难，什么都能变钱，午晚饭时，收破衣烂衫的老太婆和卖豆腐干卤蛋卤肉的担子，都在门口恭候大驾。一手卖掉一件破衫，一手买进二块豆腐干。如果价钱卖得好，还可以沾点荤腥。在拓东路和太和街的交口处有一家小饭馆，时常有人带着大盅的饭去那儿合伙叫一盘炒青豆米或是西红柿蛋，有时馋极了，大伙儿卖掉一些东西上饭馆打牙祭。联大化工系学生冯克坚素来诙谐，他每夹一筷子菜便说：“这不是某某的那条裤腿吗？这是某某那颗纽扣吧！”
所谓时穷节乃现，岁寒梅更香，多是自书本上读到的，现实生活中难见几人达到如此境界。然而，在战时的西南联大，却真的有此类人物与故事出现。
1939年春，东南地区面临日机轰炸与进击，形势危急，广州的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清华校友、时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的罗香林，于4月6日抵达昆明，借短暂休整间隙，前往联大拜谒老校长梅贻琦，并报告自己辗转的历程。梅贻琦以乐观态度对罗香林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
第二天上午，罗香林将起程去澄江，梅贻琦亲自前往旅店回访罗香林这位老学生。当时梅贻琦身上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领，只好先自典当周转。许多年后，罗香林仍记得这一幕情景并饱含情感地说：“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也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面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面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罗香林所见这一情景，与梅贻琦的五弟梅贻宝所见所闻，在体现艰辛生活与高洁气节上，有其相类之处。梅贻宝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路过昆明，在‘五哥’梅贻琦家住了一夜。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罗香林与梅贻宝所言故事，发生于抗战初期与末期，即一头一尾，而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事，则发生于1941年至1943年之间，属于抗战中后期，与前二人所言时间正好错开，此为联大师生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
据联大校史记录，当时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在如此情形下，尽管梅贻琦等学校高层想方设法对教职工兼及学生体恤有加，然而补助只能济一时之急，且与飞腾狂涨的物价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延至1941年末，西南联大的大部分家庭已无债可举，无物可卖，遇到疾病更是穷愁不已，莫可奈何。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
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时势所逼，为了吃饭生存，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就在这个时候，校长夫人韩咏华也加入了教授夫人为生活操劳奔波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