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面对自许以南“群盗”遥应关羽，因而关羽“威震华夏”的现实，他被迫召集重要的政治军事会议，讨论了要不要“徙许都以避其锐”的问题。在此关键时刻，司马懿和西曹属蒋济向曹操献出了联吴的谋略。
司马懿和蒋济对曹操说： “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操所从了司马懿和蒋济的意见，做出了联吴击关羽的正确决策。
在天下三分的形势下，如何更有利地发展自己战胜敌人，实是曹、孙、刘各方无时不在思考的战略大计。以一抗二，还是合二对一，利害得失，道理浅显，但表现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却是各有不同。即使固定的某一方对另一方，联合抑或对抗，前后决策亦不相一。对比起来，曹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赤壁之战后虽然有所觉悟，也曾试图挑拨孙、刘关系，鼓励孙权把刘备赶出荆州，但远不及诸葛亮、鲁肃的认识深刻。这是因为曹操低估了孙、刘的力量，尤其是低估了孙、刘联合所形成的合力，自以为中原大军数倍于孙、刘，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全部剿灭。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相当长的时间内，曹操只好按照两面作战的战略布兵。因此，对吴用兵，不能不顾及西北方面的形势；对西北或刘备用兵，又不能不顾及孙权屡屡犯边的事实。现在形势起了变化，西北军事不利，刘备益张；荆宛关羽构难，吏民为乱；襄樊受困，许都临险。在此形势下，经司马懿、蒋济一点，聪明的曹操自然顿时彻悟。于是他立即做出了其生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确的军事决策，并且非常成功地运用于军事实践中。
当然，这一决策不仅考虑了当时的军事态势，同时也是基于孙、刘矛盾的新发展。孙权对于刘备的战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赤壁之战时，孙、刘联合抗击曹操取得了重大胜利；战后不久，刘备抓紧时机扩展地盘，乘势占有四郡之地，矛盾便明朗化了；及刘备取益州，孙权想把刘备所占荆州诸郡收回，刘备不同意，矛盾便开始激化了；随后，孙权遣吕蒙夺三郡，刘备自蜀亲到公安，遣关羽争三郡，关羽驱逐孙权所置三郡长吏，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曹操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情势，反而出兵关中，为刘备提供了可乘之机，刘备复与孙权修好，分荆州地，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及至关羽攻曹仁于樊，水淹于禁七军，关羽势力陡盛，东吴顿时再次感到了威胁。正如司马懿、蒋济之言甚得要领： “关羽得志，权必不愿。”这就是曹、孙联击关羽的客观基础。
事实表明，孙权对于曹、刘的策略，最富变化。起初鲁肃坚决主张联刘抗曹，认为“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至吕蒙代鲁肃为督， “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主张取关羽，认为只有击败关羽， “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对此两种主张，论者大都褒鲁肃而非吕蒙，认为天下大势，孙、刘非联合不足以抗曹操，如果孙、刘相争，必给曹操以渔利之机。从谋划打败曹操的角度说，此说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地表露出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这在客观上是把曹操置于非正义一方，立论完全着眼于如何打败曹操。事实上，曹操、孙权、刘备三方是相对独立的三个实体，有各自决策的出发点，均在于权衡三方面的关系，进而考虑自己的利益所在。三角的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其他两方都是自己的敌人。联合一方对另一方，有力地抗击或抑制、削弱了另一方，于己是有利的。但如果致使临时联合的一方，实即潜在的敌人乘机发展起来，也是于己不利的。如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就东吴的利益而言，没有孙、刘的联合便没有赤壁的胜利。但后来情况不同了。起初鲁肃劝孙权联刘抗曹是正确的；后来孙权、吕蒙一变而为进攻关羽，亦是对的。刘备的势力正趋迅猛发展之势，关羽亦在荆州诸郡坐大，对东吴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该说，就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关羽对东吴的威胁远远超过了曹操对东吴的威胁。实际上，关羽攻樊城的最终目的完全是为了解除控江东下的后顾之忧。
任何军事上的联盟，都是关乎各自利益的。当此之时，曹操要除关羽的威胁，孙权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因为有利益上的共同点，自然就比较容易地暂释前嫌而联合起来了。至于说孙权为其儿子求婚于关羽，关羽不仅不许，还对其来使辱骂一通，那不过是固有矛盾的尖锐反映和进一步激化矛盾的一个因素而已。
孙权得到曹操“许割江南以封权”的承诺，自然很高兴，立即写信给曹操， “请以讨羽自效”。于是一种各存异心、互相利用的暂时联盟便告成立。
襄、樊危急，许都不安。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曹操自长安回到洛阳，即派平寇将军徐晃屯兵宛城，以助曹仁，并决定自将大军南救曹仁。当时众将士都劝曹操亲兵南救，只有侍中桓阶不同意曹操亲临前线。曹操很欣赏桓阶的分析，因而行至中途，驻军摩陂(今河南郏县境),遥制诸军抗援事宜。说穿了，曹操是从桓阶的分析中得到了更深刻的启发，这就是：第一，襄、樊虽然危急，但曹仁、吕常以及徐晃等不至于败，不必担忧；第二，急救必然自耗其力，缓救正可让孙权自救。事实证明，曹操就是这样谋划这次战争的。
徐晃屯兵宛城， “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当在今湖北襄阳境内)屯”。曹操另遣将军徐商、吕建等支援徐晃，并令： “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关羽兵屯偃城(今湖北襄阳境),徐晃率兵到， “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指绕到羽军背后构筑工事，表示要截断关羽军后路),关羽军害怕， “烧屯走”,晃得偃城，连营稍前。据载，曹操为了贯彻自己的军事意图，还特意派遣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当时徐晃的部下不能体会曹操用意， “呵责晃促救”。赵俨对诸将说： “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逼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赵俨既然承担了“缓救”的责任，诸将自然高兴。于是徐晃使其前军竟在离关羽围困樊城的军队三丈远的地方扎下营来， “作地道，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赵俨为什么敢于承担“缓救”的责任?徐晃军营能迫羽围如此之近而不突袭之，又是为何?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已理解了曹操的用兵意图，即借吴军之手而除关羽。
同时，曹操命令徐晃把孙权“请以讨羽自效”的信息分别传入曹仁营中和关羽的营屯中。起初，孙权派人告诉曹操，说要遣兵西上，偷袭关羽的江陵、公安二城，希望不要泄露，以免关羽有备。操问群臣，大家都认为应该保密。老谋深算的董昭甚知曹操心意，却说： “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倘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曹操按照董昭所说，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实则故意暴露给关羽。事态发展果如曹操、董昭所料，围里曹仁军闻之， “志气百倍”;关羽闻之，顿起犹豫。
关羽拔樊的决心动摇了，两面抗敌的信心自然也就不足了。信心既然不足，斗志自然会受到影响。可见其不及曹操处事果断，曹操弃关中而有“鸡肋”之叹，关羽不释樊城之围遂有二城之失，并导致大败。
曹操前后又给徐晃派去了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军队。徐晃兵力既增，遂趁关羽狐疑之机向关羽发起了一次攻击。关羽因水而临樊城，所以军营大都屯驻于高阜之上。史载，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当指屯住四个土丘之上)。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羽退走，晃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羽军或自投沔水死”。投降关羽的荆州刺史胡修和南乡太守傅方，在这次战役中被徐晃军杀死。
关羽撤樊城围而退，但其舟船仍据沔水，所以一时间襄阳依然隔绝不通。但曹操并没有进一步追击关羽。这又是曹操的计谋之所在。
孙权视关羽为主要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安，既然与曹操达成联军的协议，便立即开始谋划攻取江陵的行动。关羽其人，骁勇可嘉，智谋不足，因而上了东吴的大当。孙权及其将吕蒙、陆逊等甚知关羽的弱点，而且成功地利用了关羽意骄志逸的弱点和其但务北进少备孙权的战略错误。先是吕蒙诈病，孙权故意泄露召吕蒙回的檄文内容，使关羽放松了警惕，不备南郡而“稍撤兵以赴樊”;而后派陆逊代吕蒙之职，针对关羽骄傲的弱点，写信给关羽，将其大大吹捧了一通，说樊城一战，于禁投降， “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又说“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同时，假意向关羽献策，说什么“古人杖术，军胜弥警”;并致谦下自托之意，自称“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关羽读了陆逊的信， “意大安，无复所嫌”。陆逊遂向孙权“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
关羽因得于禁等人马数万，导致粮食乏绝，擅取孙权湘关米，为孙权发兵提供了借口。曹操深知孙权正是在已经决定袭击关羽的情况下决定联曹“请以讨羽自效”的，所以打了一场有限的战争后，便拥兵不前而坐山观虎斗了。但曹操没有想到孙权、吕蒙竟会那么容易地取得南部。史载， “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触炉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麋芳、傅士仁本是关羽让其留江陵、公安的，因为供给军资不及时，关羽扬言要治他们的罪，麋芳、傅士仁怕治罪，于是投降了吕蒙。关羽闻南郡失守，即走南还。也就是说，孙权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这时，曹操的将领们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深恐功劳被东吴独占，如曹仁便把诸将召集起来讨论怎么办，大家都认为应该乘关羽危惧之机，追而擒之。幸而赵俨深知曹操之意，他于是对大家说： “权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进，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正如赵俨所说，曹操听到关羽南走的消息，担心诸将追击，果然急令曹仁勿追。
曹操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孙权去消灭关羽，从而使孙、刘势不两立。关羽势穷，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然而士卒解散，孤城难保，不得已率十余骑逃出麦城，结果在章乡(一说走到临沮。章乡、临沮均在当阳境内),被孙权的伏兵、潘璋的司马马忠等截获，关羽及其养子关平均被斩首。
关羽被杀死，孙权虽为除掉大患而高兴，又为问题的严重性而担忧。从战略上考虑，他不能不把曹操拉上。他要制造假象表明自己是奉曹操之命而袭杀关羽的，于是“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