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后，对于曹操来说，除了积极备边御敌，以防孙权、刘备乘机北向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稳定内部、挽回不利影响。
曹操身居丞相，控制汉室，挟天子以令诸侯，觊觎汉室之心，昭然若揭。但他在群雄割据、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始终是把“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一种谋取大业的手段，而并不急于废帝自立。所以，他虽然心有所向，甚至毅然去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诛董承，杀孔融，但他绝不贸然走出废帝自立这一步，也绝不在口头上承认这一点。
赤壁之战前，曹操所向披靡，颂声日闻，除敌对割据势力言其“实为汉贼”和不识时务如孔融“颇推平生之意，狎侮曹操”者外，极少有人敢于公开非议其所为。赤壁之战，曹操打了败仗，非议便多起来了，这时曹操谋取大事的客观条件反不如前了。曹操一生，虽重军事力量，但也从不轻视舆论的力量。因此，他决定做出回答，以排斥皆议，清除疑虑，重塑自己的威严形象，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在朝权力大造舆论，于是便自编自导自演了增县让县事。
据载，建安十五年(210),傀儡天子汉献帝封曹操邑兼四县，食户三万，除原食武平(今河南鹿邑县西北)万户外，又增阳夏(今河南太康)、柘(今河南柘城北)、苦(今河南鹿邑东)三县二万户。
增封让封是曹操为了获得名誉而惯用的伎俩。但此次“增封让封”比以往有更深更大的意义，它超越了让封本身。形式也不是表章，而是教令，不是奏上，而是临下。也就是借个由头把该说想说的话说出来， “以分损谤议”。所以，这个《让县自明本志令》对于研究曹操生平和思想极为重要，现具录如下。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
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 “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
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
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 “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 “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
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此言，真实的部分反映了曹操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有其虚伪的托辞，反映着曹操的诡谲多诈。
第一，曹操说出了自己始举孝廉时的自卑心理，志向仅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太守。为此，他曾做过几件去除时弊的事，但这与世不容，碰了钉子。由于害怕招来大祸，便称病归故里了。
一个人的欲望总是由小而大的。曹操说他最初只想做好一个郡太守，这应该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说动机仅在于“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以塑造自己的形象，也是合理的。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为了避祸诡称有病而去官还乡，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的说辞，完全能够得到众人的理解。
第二，曹操说他去官之后，不惜待上二十年。这是不真实的。他的真正意图是躲躲风头， “待机”而动。他试图把自己说成无所企求，实是故意掩饰自己当时急于东山再起的心情。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 “意遂更”,是其“暂隐”之意遂更，并不是“久隐”之意的变动。封侯拜将与做一郡守一样，都是他的夙志。征为军职，使他看到封侯拜将的目标将是可以实现的。这时他把目标定在“封侯作征西将军”,也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曹操还不可能想到完全控制汉献帝。
第三，曹操说他兴举义兵， “不欲多之”,这的确是他的高明之处。初始己非命官，既无地盘，又无根基，如果多兵，难免被人注目。“不欲多”,不是主观上不想多，绝不是如其所称“本志有限”,而是怕多了反而于己不利。一旦破降黄巾起义军三十余万，形成一股足以与人抗衡的势力，他就再也不厌其多，而是多多益善了。
第四，曹操讲述了自己的功劳。征袁术，讨袁绍，定荆州，遂平天下。的确如曹操所说，当时如果没有曹操， “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就此而言，曹操于汉，功劳当然是很大的，居位宰辅，完全应当。
第五，曹操说他“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这既是真话，又是假话。就其夙志言，曹操在没有完成统一之前并不想在名义上完全代汉而立，做了宰相就是“人臣之极”,所以这是真话。但他实际上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无时不在积极为子孙后代谋，他要做周文王，大事让其子孙去完成。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认为当了宰相“意望已过”,而是封魏公、晋魏王，一步一步向皇帝的宝座靠近。所以说这是假话。从《明志令》本身完全可以看出当时认为曹操怀有“不臣”之心的人，不在少数，《明志令》就是针对这种形势而发的。所以，《明志令》的主旨在明无篡位之志，以“分损谤议”,放点烟幕，从而以巩固其权力，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
第六，曹操从历史说到家世，并以周公自喻，反复说明自己绝无异志，然后立即落实在实质问题上，指出要想让自己交出兵权、政权，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曹操最最真实的思想。曹操对问题看得很透。就当时情势看，一旦交出兵权，后果的确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不慕虚名，而是通过体察人们的谤议增强了危机感，进一步认识到处境的危险，更加重视加强自己。
第七，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儿子的封地收下来，自己的封地让出去。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智、诈绝非常人所能比。其一，权柄的确比邑土重要得多。他深知没有了权力，不仅土地难保，人身恐亦难全。其二，实际上他并没有失掉什么，让出的土地又以三个儿子的名义得到了。形式上看，曹操让三县二万户，三子受三县一万五千户，减户五千，实际上封子三县均属郡国所在重地，战略地位远较豫州东部一隅三县重要。他借此控制了三地，即在幽州、冀州、青州三州地建起了一道从今山东平原到今河北饶阳、涿州的防线，构成了根据地邺的屏障。之所以如此，曹操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论者或被假象所迷，以为曹操仅仅是为“分损谤议”而主动让出新封三县。实际上曹操是有更深远的考虑。 “谤议”无异于清醒剂，他不再陶醉于权力，而是深深认识到其位不仅不可让，而且必须进一步巩固；兵权不仅不能放，而且对于有效控制的、以汉天子名义封赏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盘必须扩大。事实是，他在三子封侯得地之后，仍感其地不足卫邺。不久，魏郡地盘便由原来的十五城增加到三十城，直接控制辖区翻了一番，足见让县非其本志也。
诸多历史记载表明，曹操在《明志令》发布的同时和以后，加紧了巩固权力的步伐，扩大直接控制的地盘是其一。诸子封侯以增外援是其二。更重要的一步是用天子的名义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此其三。让儿子直接参与控制军政大权，成为仅次于自己地位的政要，用心非常清楚，就是谋为子孙代汉而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让县明志”,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