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深知军政互济之用。以军谋政、以政制军是他的重要思想之一。初为尉，兵少职卑，稍有作为即被赶出京城；及为地方长官，虽然雷厉风行一番，奏免污吏，禁断**祀，但终因官阶有限、手无大兵，很快便感到势单力薄，“违道取容”, “恐为家祸”,而辞官不做了。后来，征为八校尉之一，征为典军校尉，有了部分兵权，但实乃仰人鼻息，甚至是仰宦官蹇硕的鼻息，既非政要，更无实际的独立兵权。朝廷大乱，只能旁观，而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诸此，使曹操认识到，欲谋大事，必须有实际的兵权。曹操初起兵，有众既少，又非朝廷命官，只好依附于陈留太守张邈名下而参与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联军。袁绍让他暂任奋武将军。在此期间，袁绍、张邈等不谋进取，而他提的诸多好的建议均被拒绝。在联军中的不平等地位，和“谋不为用”的情况又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了曹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仅有兵与兵权还不够，而且必须获得朝廷命官的头衔，得到合法的地盘。初平二年(191),他因大破黑山军十万之众，被袁绍表荐为东郡太守。自此，他成了统掌军政大权的一方要员，并以此为契机，开始自觉地脚踏实地地铺设并切实走上了以军谋政，以政济军，由渐及著，最终登峰造极，谋得最高权力的征程。
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起义军攻下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曹操的部将陈宫、济北相鲍信等与州吏万潜等迎曹操为兖州刺史。刺史为国之封疆大吏，一方刺史的行动，足以影响全国政局，足以震动朝廷。所以陈宫说“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曹操固知其重要，所以毅然自为兖州刺史，而把朝廷派来的刺史迎头痛击，赶跑了。人们常说曹操是以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此言不错。但如果就其仕途根基而言，则也可以说曹操是以兖州起家的。
曹操以军功得封兖州牧，继而又以兖州牧得封镇东将军，军政相互为用，从而有资格应董承之召，将兵至洛阳。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既至洛阳，立即毫不犹豫地“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无疑，这是他以军谋政的一次更重大的成功。
司隶校尉是个什么官呢?司隶校尉比二千石，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无所不纠，唯不祭三公。实际上，三公也在纠察之内。
录尚书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尚书本是少府属官，尚书令的官秩也不过六百石，后因接近皇帝的关系，权力日大，官秩日加，地位日隆，以至“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不论是三公九卿，还是其他文官武将，要想掌握实际权力，必须加“领尚书事”“平尚书事”“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的头衔。有了这样的头衔就可以以皇帝的最高代理人主持尚书台的一切政事。所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一下就把朝廷大政和京都及其附近州郡的军政统在自己手里了。
九月，曹操迎汉献帝还许都后本想做大将军，因为迫于袁绍的压力，将大将军的空头衔让与袁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为什么要自为司空呢?因为司空为三公之一。东汉时期，三公虽无实权，但地位显贵，依然是名义上的丞相。三公有名气，而且仍然有点权力，如果“录尚书事”同三公之名结合起来，不仅，而且其权力便大小俱握了。聪明的曹操，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既已录尚书事，复具三公之职，名正言顺地接近了天子，控制了天子，将实权完全控制在手里。
简单地说，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空+车骑将军=百官总己以听=军政统制权，这就是曹操迎汉献帝回许都后的最初的军政统一的权力设计。
嗣后，曹操立即把军权、政权的相互为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本质是权臣或方镇借政统军伐异，它的终极目的必将是以军助政，夺取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