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重视人才的思想，终其一生未曾移。但如果综合考察则将发现，他的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
建安初年，刚刚迎汉献帝都许，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他征召贤能，重用旧部，奖携有功，擢用旧僚，很快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有效地控制了朝廷和军事实权。这表明曹操在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似乎尚乏重大建树。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开始真正地从思想和理论上考虑问题，表现之一就是用人重谋， “诫在面从”的思想。建安十一年(206),他发出了《求言令》: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另据《初学记》载，曹操为了“求言”还专门设置了主管这件事的官员，负责按时发送统一格式的纸张和函套，因令：
自今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
事实表明曹操的诸多胜利，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几次胜利都是同诸多谋臣共同谋划而取得的，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贾诩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自平定河北、自领冀州牧以后，曹操威望日高，权力日大，自负之心日长，在一段时间内便很少主动听取谋士们的意见了；谋士们亦慑于曹操的威权而很少主动献策。因此，导致诸多决策出现了失误，如征高干，先是遣乐进、李典击之，继而亲征，但围城三月而不能拔。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下令说： “城拔，皆坑之。”曹操听不到不同意见，在事实面前逐渐觉悟到自己用人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发出《求言令》指出， “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为了纠正这一现象，他汲取历史的经验，把问题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指出：“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面从，就是长官意志，上级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跟着附和，或想方设法完善上级领导的意图，而不主动从多方面或反对方面权衡得弊得失、提出问题。为了减少或防止“面从”现象，鼓励众官进言献谋，曹操曾积极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
第一，鼓励并强制属官提出建设性意见。上述“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言得失，吾将览焉”,就是明显的例子。月旦、月朔，指每月初一日。这就是说曹操要求其主要属官每月初一都要呈送一份书面报告，对其所司各事做出得失分析。这种报告固然要汇报成绩，要讲“得”,同时也要汇报问题和缺点，要讲“失”。既然是得失之议，自然就应有建设性的议论和具体措施的提出，于是便不愁不闻“嘉谋”了。
第二，优奖嘉谋。在《求言令》发出之前，曹操已开始了大奖善谋的活动。建安八年(203),他连上数表，借为荀或请爵为由，尽言荀或之功，突出“奇策密谋”之用；表述了“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的思想，指出“珍策重计，古今所尚”;通过肯定荀或“参与计划，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的功绩，进而讲到“《诗》美腹心，《传》贵庙胜”,或有大功，宜进封赏，以彰元勋，以劝后进。
与此同时，他还嘉奖了荀攸。曹操曾以荀攸之计，大破袁绍于官渡，援袁谭攻袁尚，继而尽灭袁氏，其谋皆善。曹操因而为荀攸请封，表称： “军师彧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重点也突出了一个“谋”字。
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东征管承后回到邺城，开始论功行赏，发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封功臣令》: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这是曹操第一次集中大封功臣的行动，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就是封赏了自中平元年(184)陈留起事以来十九年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谋臣与武将。无异于一次功劳评结大会赏。据载，此次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依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在这次评赏功臣中再次强调了谋臣“贤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一是专发了有关荀彧、荀攸的特令，说“正忠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或)是也，公达(攸)其次也”。二是又一次为荀或请封，写了《请增封荀或表》,不仅更充分地述其功劳，而且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用人思想之特点，即所谓“贵指踪之功，薄捕获之赏”“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
曹操重视谋臣，还可从他对待郭嘉之死中得到验证。曹操北征乌桓虽然军事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最让他伤心的是回军途中智谋之士、军祭酒郭嘉病逝。
曹操说过： “唯奉孝(郭嘉字)为能知孤意。”说，郭嘉最善于领会曹操的意图，所以每说必中。他“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每每在关键时刻，解除了曹操的犹疑之念，提供了曹操决策的根据和理由，坚定了曹操的决策信心。据记载，郭嘉死时才三十八岁，曹操“临其丧，哀甚”,对荀攸等说：“诸君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随后上表为郭嘉褒功请封，其表略谓：
军祭酒郭嘉，自从征战，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此外，曹操在“诫面从”求言令之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回师邺城，不仅大封有功，而且还特赏了敢谏之人。这也是他重视献计之人的举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了曹操封赏敢谏者的情况。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虽然谏而不纳，但皆赏之。这是为什么?恐塞言路也。这既说明曹操能够大处着眼考虑问题，同时也说明曹操在一定情况下还是很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如建安十九年(214)贾逵谏阻雨季伐吴被收监待诛，后来证明贾逵的意见是对的，立发《原贾逵教》,称“逵无恶意，原，复其职”。
曹操重谋赏、封功臣的举措极大地鼓舞了部属，并在全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它的启后作用。文如华歆、王朗，闻征而鼓舞，愿为其用；武如徐晃、朱灵等终生以遇明主自豪。徐晃常常感慨地说： “士人患不遇明君，今幸遇之，当以功自效”;朱灵说，曹操“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曹操征荆州，王粲、蒯越劝刘琮降，并随归操。曹操置酒汉江之滨，粲举杯向操祝酒： “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由此可见，曹操知人善用已誉满海内，并收到了颇为强烈的社会效果。曹操下荆州，以刘琮为青州刺史，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蒯越为光禄勋、韩嵩为大鸿胪、邓羲(羲，一作义)为侍中、刘先为尚书令， “其余多至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