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被立为太子后，甚知韬光养晦之要，少问政事，精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著述，并为友人编选文集；一是加强同重要臣僚的联系，以期得到支持。
对于曹丕来说，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220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正月，嗣魏王位，为丞相，领冀州牧。丧事毕，立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政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削弱自己亲兄弟的地位、势力，使他们尽快离开政治中心地，明令曹彰、曹植等与诸侯都马上回到自己的封国去。
几件事情做过以后，内外稳定了，逼禅代汉便提到日程上了。为了夺禅，他同臣僚们频做“双簧”表演，大做舆论上的准备。汉献帝明白，与其等死，不如主动让位，庶可保住性命。延康元年十月丁卯(220年12月7日)汉献帝使御史大夫张音最后一次持节奉玺绶禅位，诏书从尧舜禅让，天命不常，唯归有德说起，然后述曹操之功，最后落脚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此万国，以肃成天命”。三天后，庚午(12月10日)曹丕便筑坛繁阳(繁阳亭在今河南临颍境), “登坛即阵，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汉纪年)为黄初(魏纪年),大赦”。
曹丕黄初元年十月登帝位，黄初七年(226)五月驾崩，做了不到六年的皇帝，四十岁就死了。
六年中，曹丕在军事方面的作为，远不及乃父功业之恢宏。尽管他自己很自负，但算不上什么军事家，更难说是军事思想家。总的来看，曹丕对于三国鼎立的形势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军事和处理同吴、蜀的关系上都出现了错误。该出兵时不出兵，错过战机；不该出兵时出兵，构恶关系。孙权利用了曹丕的错误和弱点，对魏外卑而内亢，从来不抱幻想；用得着时，借魏胁蜀，用不着时，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利益，则联蜀抗魏，纵横捭阖倒是颇为自如。
曹丕在政治上，颇有一些对后世有所影响的作为。
曹丕甚知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与斗争是东汉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因而初为魏王，即宣布“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并将此规定作为一项不变之策， “藏之石室”。这是明确地告诉人们，散骑常侍不再任用宦者而皆用士人。因为宦者既然不过六百石，当然就没有资格担任官秩二千石的散骑常侍了。这无疑是其在政制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
曹丕在限制宦官权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妇人与政、外戚专权的危害。黄初三年(222)九月，下了一道同样严厉的诏书：“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看来从曹丕开始，藩王不得朝觐成为一条规矩。曹丕的诸多做法都是为削弱藩王的力量，固然有防诸弟谋为不轨之虞，亦当有鉴于两汉历史的考虑。
曹丕在职官和用人方面的重要思想概为两点，一是有鉴于历史和其父丞相擅权的经验与教训，于是废丞相而复三公之制，从而加强皇帝的权力；二是用陈群之议，行“九品官人之法”,从而在客观上开门阀制度之先。曹丕罢丞相、复三公的同时，在实际上又开始了中国职官制度的新的一页：这就是政归中书的新体制。《通典·职官一》载： “魏改丞相为司徒，而文帝复置中书监令，并掌机密，自是中书多为枢机之任，亦宰相也。”曹丕同其父一样，都很重视举人、用人，曹操有三次求贤令，曹丕行“九品官人之法”,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九品官人之法作为一项选举制度，是尚书陈群首先提议的。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土流播迁，四人(民)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见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不过，如果溯其源流，则应推及曹操。“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成为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九品中正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选举制度。天下丧乱，士人流散，原来的举人和征辟制度已无法施行，影响了国家对于人才的选拔，于是便有了以人才优劣“权立九品”的办法。初始做法似乎也无可非议。先是州郡县各取本地“德充才盛” “贤有识鉴”的人做大小中正；然后由大小中正将辖区所管人物根据其能力大小，而不以世族高卑，区别高下，定为九等，并且随时根据每个人的言行优劣，或升或降其等。政府则根据其品第授以官职。但后来弊端非常严重，只重门阀，不辨贤愚，从而成为一种“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无形而又实际的封建世袭制度。但这都是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九品中正的原有之义。就曹丕、陈群的本意是期求建立一种适应历史时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举人制度，所以对他们应作肯定的评价。
曹丕称帝后，接受了其父尚儒的一面，立即把尊孔崇儒的思想付诸行动。数其著者，一为封孔子之后。据载，西汉元帝时曾封孔子后为褒成君，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曾封孔子后为褒成侯，汉末其国已绝。曹丕于黄初二年(221)正月复封孔子后，号宗圣侯，赐邑百户；同时令鲁郡重修孔子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并在孔庙周围广为室屋以居学者。二为编集经传。曹丕本纪载，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当时，不少名儒如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牛弘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皇览》既成，产
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开始了为皇帝编书的先河。后世所谓《御览》《集成》《大典》一类的书，追其源，均当在此；第二，开始了类书的先河。正如宋人王应麟辑《玉海》在《艺文·承诏撰述篇》所说： “类书之事，始于《皇览》”;第三，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发挥了工具书的作用。
曹丕称帝不久，便采纳了华歆的意见，凡举孝廉必须通过“经试”。黄初五年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毂梁》博士。”课试之法，《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补旧石碑之缺坏，当指修补熹平石经的缺损；备博士之员，当指按照以往成法置博士。曹丕的崇儒行动取得了不少效果，所以高柔上魏明帝的疏中说：“高祖(丕)即位，遂阐其(操)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
曹丕发布过一些体恤民苦的诏令，不管其影响大小，都值得肯定。然而，他的有涉大局的诸多经济措施却是利弊共存。他继承王位以后不久，即于黄初元年(220)二月发布了《除禁轻税令》: “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纂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就此而言是应该肯定的，但他罢钱币，以谷帛为市，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中国货币经济在曹丕的错误决策下走了一段弯路，受到了一次挫折。
曹丕的重要历史贡献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而在文学。他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组织者。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首先是曹操善为罗致的结果。首功应该是曹操的。但曹丕兄弟的核心作用和实际组织作用，亦当肯定。特别是曹丕，由于他的地位重要，所以其作用也就更为突出。
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文学评论、在理论上有重要建树的人之一。他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先河；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专著；他的文学创作，对于后代，特别是对于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曹丕为文颇多可称可美者，然而世人常常抑曹丕而扬曹植，以为曹丕的才智和文学创作都离曹植甚远。事实证明，在政治上，曹植善为小聪明，基本不具备政治家的才智与胆识，远不及曹丕处事果断、长于应变、隐诈善谋；在文学上，曹植思捷而才俊，创作丰于曹丕，然而如果因此而等而下之，却属不然。况且，曹丕的文学理论远较曹植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