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名言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远。
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一直被世人所传颂和推崇。因为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所以，导师制已成为牛津大学人才培养的传统之一。英国教育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奥尔德里奇(RichardAldrich)就指出：“导师制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永恒特色。”然而，要真正模仿它却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所依据的平台或环境——学院制是独特的。除外，实行导师制还需要有一个知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品德高尚、充满爱心和具有敬业精神的学者群体以及雄厚的经费支持。
导师制的由来
牛津大学的导师制是从学院制发展而来的。伴随着学院制的发展历程，导师制经历了初创、确立、改革和挑战四个时期。导师制建立的初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学生，二是辅导学生的学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大学的发展，导师制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不断调整和充实，最终成为一种备受世人推崇的教学模式。
初创时期
在中世纪大学形成初期，一群学生围着一名权威的神学家或经院哲学家，听他讲经布道，逐步形成了类似行会中的师徒关系，最终这种关系发展成为“公共讲习所”。从这种关系中似乎可以看到导师制的影子。中世纪时期，进入学院学习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从不满14岁到20岁或30岁不等，但进入同一个寄宿舍或学院，他们自然都成了同学。有些学院的学生人数较多，院长们管不过来，于是就让学院里有资历的成员承担学生的学习指导并监督他们的行为。这是学院制理念自然发展的结果。
在牛津大学初期，人们可以找到导师制的发端。例如，作为最早学院之一的默顿学院的院规规定，必须专门安排一名文法或拉丁文教师负责解答本学院学生提出的有关文法或拉丁文学习方面的问题。在女王学院，贫困学生由学院指定的教师给他们讲授文法和逻辑。新学院则为学院所有的年轻学生选派学习指导教师，其报酬从学院基金中支出。莫德林学院的院长威廉·韦恩弗里特以新学院为榜样，建立了定期的指导制(regular system of instruc-tion)。但是，对于牛津大学初期的学院来说，早期的导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师，而是作为监护人负责监督学生的行为和经费开销。15世纪，莫德林学院招收了20名自费生，这些学生都是贵族和乡绅的子弟，学院指派监护人关心和指导他们。到1547年时，学院又增加了这些监护人的职责，即指导学生字要写得漂亮，行为举止要优雅，特别强调要管好他们的开销用度。这样，学院逐步把生活上关心学生和学业上教育学生看成是教师必须承担的同等重要的两项工作。在布雷齐诺斯学院，学生有导师监管其开销用度并负责支付他们的罚金。在三一学院和耶稣学院，自费生都有指派给他们的导师。在圣约翰学院，自费生、唱诗班歌手和资助生也配有导师。1565年的《伊丽莎白法令》规定，住在学院以外的学生必须归属某个学院并住进学院和学堂，以便接受导师的监管。于是，学院的导师又多了一项工作，即负责监督学生遵守宗教宣誓和考试法令。当时，学院教师的数量增加了，导师的教育职能也在增加，但他们的主要职责还是作为学生的监护人。
确立时期
17世纪，导师制得到了发展。《劳德规约》首次将导师制确认为牛津大学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规约规定，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配备导师，并且担任导师的候选人必须是具有良好品质、广博学问和宗教信仰的教师；聘任导师须由院长或大学校长批准。导师需教导学生遵教规守戒律，规范其衣着，监管其行为。1630年到1641年，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大主教威廉·劳德曾批评当时的学院导师不能尽职尽责，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纪律管教不严。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对牛津大学整个体制进行了改革，并规定学生每日的祈祷也由导师负责。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期，尽管学院对导师的管理有些放松，但涌现出的优秀导师还是不少。这些导师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欢迎，为大学赢得了声誉。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牛津大学的学院导师主要承担两项职能：一是监护人，二是教育顾问。他既要对学院负责，又要对学生家长负责，其工作好坏直接影响到学院的声誉和招生人数。因此，导师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关注。在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期间(1688—1689),新学院的院士、圣埃德蒙德学堂的院长斯蒂芬·彭顿(Stephen Penton)发表了一本题为《监护人的指导或绅士的浪漫》(TheGuardian's Instruction or the Gentleman'sRomarlce)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以自己儿子的亲身经历对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大加赞赏。年轻时期的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桀骜不驯，但最终被他的导师威廉·乔登(William Jorden)的慈爱所感动，潜心学业，最终成为一代文豪。当时，有些导师一边监护学生，一边潜心钻研学问，在学识方面甚至超过了学院的院士。
1715年，时任牛津大学教务长普里多(HumphreyPrideaux)向英国国务大臣建议：导师制应该在更加具体的规则下组织实施；所有的导师都应该由学院院长和高级教师任命，并在宣誓后由副校长颁发许可证；导师应该为学生定期开设讲座，并在礼拜日为学生讲解《三十九条信纲》等。他还认为，与辛勤耕耘的导师相比，不少学院的院士生活懒散、疏于学问，如果放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对大学和学院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对这些院士加以处罚或革职。这种忙闲不均的状况，实际上为19世纪牛津大学导师制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改革时期
19世纪，牛津大学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诸多压力和挑战。此时，学院的导师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承担的教学任务也越来越重。为此，一些院士也开始兼任导师工作，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导师们还成立了导师协会(Tutor's Association)。实际上，在19世纪牛津大学的改革中，从大学内部来说，来自导师群体的呼声最高。导师们所关注的是《劳德规约》的修订、大学规模的扩大以及教授职位的设置对他们的影响。同时，他们对学院院长的寡头统治极为不满。
1850年，英国议会成立的第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在对牛津大学内部管理展开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牛津大学的导师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而教授们却做得远远不够。然而，考虑到当时欧洲大陆一些大学的改革趋势，究竟是保留教授制还是导师制，在牛津大学内部分成了两派。实际上，这是导师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最终，导师制和教授制都保留下来，只是两者的职责被重新划分。教授主要负责科研，导师则承担起本科生的教学指导工作，大学的教学工作则由讲师或高级讲师来完成。这样，教学中心又从学院回归到大学手中。《1854年大学改革法》实施的直接结果是，学院在大学的垄断地位更加坚固，导师群体成为全校教职员大会中权力最大的群体，多数学院院长甚至部分教授都站在导师一边。导师制在牛津大学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成为导师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由于创建了一对一或一对二的导师制，到19世纪末，牛津大学已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学型大学。牛津大学的环境既轻松和谐又不失活跃，几乎看不出一丁点学术气氛，但它培养的学生一走出校门，就成为政府部门中的精英。
挑战时期
进入20世纪，尽管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基本模式没有改变，但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革。以往本科生的录取是由学院院长或一个学院委员会负责的，本科生入学的标准主要是看学生的品格和兴趣，即以“一个全面的人”
的标准来衡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师开始参与本科生的录取过程，尽管所有的人都宣称，品格和兴趣同样都是考虑的因素，但是最终还是全面采用学术标准(Academic Criteria)作为录取的条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招生人数不断增加，这给学院的住房和师资都带来压力。学科专业化以及新学科的出现，使得导师一个人很难在一个专业上全程指导他的学生，于是，一些学生必须跨学院寻找导师接受指导。以往导师都是住校教师或半住校教师，可以24小时与学生在一起，关注和了解学院所发生的一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结婚的导师搬出了学院，住到院外去了。而不少新聘任的导师对住校不以为然，更愿意住在院外。结果，到1964年时，在所有招收男生的学院中，只有21%的导师住在院内。另外，由于大学更加注意学术研究，导师在学生辅导和学术研究二者之间，他们更加倾向于后者，认为学术研究才是自己的工作。少数导师经常利用学术休假去参加学术会议或到国外找一份临时的工作挣外快。但与大学的其他教师相比，导师的压力仍然是最大的，因为各个方面都对他们寄予太多的期望。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牛津大学的精英教育成为社会栋梁，而牛津人则希望把自己的学校办成精英大学。1966年，弗兰克斯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为导师减负的建议，即牛津大学的本科生一周只能有一次导师辅导。当然，在牛津大学，大多数导师还是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牛津大学的导师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首先，对导师资质的要求提高了。导师不仅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需知识渊博、品行端正，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成为塑造学生灵魂的人。其次，导师的工作量增加了。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导师负责的学生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每位导师一般负责6名～12名本科生增加到90年代中期一名导师要负责20名本科生。按照规定，导师每周要与学生见面一次，每周的教学工作量是12个小时，而且还要做科研工作，这势必影响教学的质量和导师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导师制非常昂贵，成本很高。经费紧张对导师制的生存带来了很大压力。据统计，牛津大学本科生年生均培养成本为12600～14600英镑，研究生为9500～12000英镑，而牛津大学从本科生和研究生那里获得的年生均学费为5600～7600英镑，年生均经费缺口在7000～8000英镑。正如牛津大学《2005～2006学年至2009～2010学年综合规划》所指出的，如果大学的财政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综合规划中提出的六项战略目标都将难以实现。然而，即使如此，牛津大学对导师制仍情有独钟，因为它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国乃至世界的精英。最难能可贵的是，导师制使每一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无论身处何地心里总存有牛津情结。
牛津小百科
牛津大学各学院学生总数有20000多人，其中15000多人是大学部学生，而教职员共有9000人。大学中的主要行政人员均选自牛津本身的教授及研究员。校长(Chancellor)是一项名誉职，是学校的最高层人物，主持学校所有的主要仪式。实际行政工作由学校每四年任命一位“副校长”(Vice Chancel-lot)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