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帝王隋炀帝传

充当走狗的“五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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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朝从“四贵”辅政到杨素独揽朝纲,再到架空杨素,柳述用事,朝廷中枢的权力争斗此起彼伏。隋炀帝即位后,当然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中枢。

经过大业初年的大清洗,隋炀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中枢辅政的官僚进行了筛选调整,宰相体制因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屋在乎柱,国在乎相”,宰相是官僚系流中最重要的职官, “学丞”天子,助理万机”,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是封建王朝的顶梁柱。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任用的三省大吏是:尚书令杨素,内史令杨约和萧琮,纳言杨文思、杨达,另外,右仆射苏威仍留任,这六人皆为三省首长,为正宰相,这可以说是一个以关定会陇亲贵为主体的辅政班子。装

然而,这个班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首揆杨素遭猜忌,大业二年(606)任司徒,已是荣誉虚衔,空名宰相,不久以病拒服药而去世,其弟内史令杨约也很快失势,不久免官并死去。纳言杨文思是杨素从叔,大业初杨素一家三人为相,几乎独占了三省枢要,然而这不是隋炀帝所能长期容忍的。杨文思为政廉正,有足疾不能上殿奏事,加上年老,没有管多少事,实际上没有参加权力核心,不久死去,时年七十岁。杨达是观德王杨雄之弟,隋炀帝即位时由工部尚书转纳言,兼领营东都副监,甚得隋炀帝宠信。其兄杨雄一直闭门不通宾客,杨达虽当了一段时间的纳言,但没有任何政绩可言,也没有真正进入朝廷政治中枢。内史令萧琮有大度,博学能文,很有才能,但不以职务自任,后遭猜忌罢相废于家,不久死去,三省首长于是凋谢大半。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又以元寿补内史令,元寿为元魏帝裔,平陈之役曾任晋王行台左丞,隋炀帝即位后从杨素讨杨谅,奋勇争先,以功授大将军,迁太府卿,是隋炀帝的亲信。拜内史令后从隋炀帝西讨吐谷浑,除军事征讨外,元寿并没有参与有关政事的决策。

再说苏威,隋文帝崩驾时任右仆射,隋炀帝嗣位后加勋官上大将军,大业三年(607)曾劝谏隋炀帝不要修长城,后因高颖案受牵连,被免去宰相职。苏威是一个软骨头,自后附和隋炀帝,一年后复任鲁郡太守,不久召还朝廷参预朝政,拜太常卿。苏威是先朝老臣,熟悉典章制度,所以,几年后隋炀帝再委他以宰相之职,任纳言, “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

至大业中后期, “五贵”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值得注意的是,除苏威任纳言外, “五贵”中的其他四人均不是三省首长,甚至不是三省官,有的干脆就是武职。三省首长之一的内史令元寿反倒不在“五贵”之列,这明显地反映出宰相体制已发生重大变化。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对律令官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宰相制度的变化亦当在此后,这种变化显然也是随隋炀帝个人的权力意志为转移,但也沿袭了前朝的做法。

以他官加临时称号入相,这些称号很不规整,如苏威任纳言前以太常卿“参与朝政”,斐矩拜民侍郎黄门侍郎,参与朝政;虞世基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人专掌朝政。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参谓参与朝政、参掌朝政、专典机密、专掌机密,意思一样,即得入禁中参与朝廷中枢机密,辅政决策。这些衔名既不规整,显然不是正式官号,也没有品秩,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属临时性差遣。

隋炀帝大业中,宰相以他官兼任,已形成制度。通过这一办法,隋炀帝可以得心应手地将品秩较低而便于使唤的心腹引入禁中,参与决策,发号施令。“五贵”之中,苏威、宇文述出自关陇勋贵,苏威是先帝重臣,也是唯一由隋文帝“四贵”转隋炀帝“五贵”行列中的宰相。宇文述是隋炀帝的藩邸旧臣,夺嫡的主谋,也是最亲信的将领。裴矩则出自山东,为河东门阀贵族,由北齐而入周,再入隋。虞世基和裴蕴则来自江南,由陈入隋。由此可以看出,隋炀帝时最高统治集团已不限于关陇集团,其基础明显地扩大了。

“五贵”中的三位新人裴矩、裴蕴、虞世基都是以才能、办事干练而得升任宰相的。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祖父裴佗为北魏都官尚书,父裴纳之任北齐太子舍人。裴矩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襁褓而孤,家境并不优裕,他自己好学多才,有智术,并留心世事,年长后仕北齐为地方掾吏,齐亡入周后久未居官,杨坚为定州总管时才得入其府为记室,后得参杨坚相府记室事,隋成立时迁给事郎,奏舍人事,得入中枢弄文舞墨。伐陈之役得从晋王,曾受杨广之命与高颖收集陈朝秘府图籍。江南叛乱时,裴矩巡抚岭南平定俚帅王仲宣叛乱,绥集二十余州,受到隋文帝的嘉奖,任民部侍郎,不久迁内史诗郎。后又奉命抚慰突厥,成为民族事务专家,转吏部侍郎,在杨广未即皇位前,裴矩以其出色的政治才能步步高升,逐渐步入最高统治中枢。隋炀帝即位后,受命营建东都,并圆满完成了任务。后隋炀帝方勤远略,命裴矩专管外事,经略西域,转民部侍郎又迁黄门侍郎,参与政事。

裴蕴与裴矩同姓同宗,亦为河东闻喜人,但不同的是裴蕴的先祖晋末丧乱时南徙江表,成为江南侨姓门阀。裴蕴的祖父裴之平仕梁任卫将军,父亲裴忌仕陈任都官尚书,随吴明彻北伐被周军俘虏,降周入隋,在北方任官。裴蕴在陈朝任官,明辩机敏有才干,但因父亲在北朝,裴蕴暗中奉表隋文帝,向北方提供南军情报,裴蕴提供的情报,对隋灭陈是起了相当作用的。作为陈朝臣子,裴蕴是内奸,而对隋文帝来说,裴蕴自然是功臣了。后历任洋、直、棣三州刺史,都有政绩。到大业初年,作为地方官的裴蕴“考绩连最”,隋炀帝也闻知他善于理政,于是征入朝任太常少卿,成为太常卿高颖的副手。不久即取代张衡任御史大夫,主管宪台,与裴矩、虞世基等人“参掌机务”,步入朝廷中枢最高决策层。在御史大夫任上,裴蕴“善候伺人主微意”,国家律令典制成了儿戏,于是锻炼成狱,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薛道衡的冤死,就是裴蕴一手操办,为此却大得隋炀帝的宠信。

虞世基,字茂世,会稽余姚人,为江东门阀士族,父虞荔仕陈任太子中庶子。世基博学有高才,兼书草隶,被陈人叹为“南金之贵”,宰相徐陵妻之以侄女,仕陈历太子中舍人、散骑常侍、尚书左丞。曾为陈后主作《讲武赋》,受嘉奖。陈亡后来到长安,官小位低,因而受歧视,家贫无产业,以致经常上街卖书法字帖以养家糊口,而怏快不平。又写诗诉怨,辞情凄切,传到上层士人中,开始引起注意。因文才出众,思维敏捷,虞世基被荐为内史舍人,为隋文帝掌文翰草诏书,开始步入隋廷高层。隋炀帝即位后,柳顾言雅相推重,以文才出众备受隋炀帝信用,不久迁官内史侍郎。适值母亲病逝,辞职而去,哀毁骨立,隋炀帝感其至孝,诏令进肉。虞世基哀痛吃不下,隋炀帝派人劝道:“方相委任,当为国家惜身。”前后敦劝了好几次,足见隋炀帝对其才艺的爱惜。虞世基与隋炀帝先前并无太多交往,君臣之间先前也无什么恩遇,其受宠重视完全是因为虞世基的旷世奇才。

隋炀帝虎戴佛珠,假冒伪善,虽收罗了不少人才,但只能是充当专制皇权的爪牙, “五贵”也个个人性扭曲,充当走狗。其中御史大夫裴蕴为人最奸,史论说他“务于聚敛,且肆刑诛”。“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内史诗郎虞世基则“徒唯诺取容”, “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方更鬻官卖狱,黩货无厌”。黄门侍郎裴矩虽较廉洁, “然承望风旨,尤好功利”,怂恿隋炀帝兴师远略,劳民伤财。纳言苏威是个软骨头,虽有才智却不能用, “已为无气节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更“贪鄙于附会”,既无宰相之才,也无为臣之节,却最得隋炀帝宠信。

宇文述追隋炀帝最久,居功最多,情好益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隋炀帝并以女儿南阳公主下嫁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封宇文述为许国公,每年冬至正衙朝会,都赏给宇文述鼓吹一部。宇文述乃一介武夫,不像杨素那样有心计,虽优宠而不遭隋炀帝猜忌,凡有重大征讨,辄令宇文述领兵出征,使宇文述成

为隋炀帝手下第一员武将。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时,令宇文述与苏威常典选举,参与朝政,使武夫宇文述步入“五贵”行列,任宰相。但是宇文述并没有什么治国良策,而品性特别贪鄙,凡打听到别人家里有珍异之物,必强求夺取到手。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宇文述也施以恩惠,呼他们为“儿”,于是富商子弟竞相贿赠,使宇文述家“金宝累积,后庭曳罗绮者数百,家童千余人,皆控良马”。

宇文述公开贪污受贿,使朝政日益败坏。“五贵”加上张瑾和吏部侍郎杨恭仁等七人共掌选举官吏,宇文述掌武官,虞世基掌文官,欲求官者,凡宇文述所荐,皆可得大官。太常乐户赵行枢有家财亿计,认宇文述为父,多受其贿赂,结果入选为府兵折冲郎将。

文士出身的虞世基表面上看很深沉谨慎,但骨子里也贪鄙无耻,他的继室夫人孙氏性骄**,虞世基惑于她的****,任其奢靡无度,雕饰器服,冠于士林,孙氏还将她与前夫所生儿子夏侯俨带到虞世基家,夏侯俨更是顽鄙无赖,依仗身为宰相的后爹,公开聚敛,使宰相虞世基府宅“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

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统治层宰相“五贵”公开纳贿,使整个官场日益腐败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