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农民管插足的第三者叫“野秧子”。冀东平原的庄稼地里，有一种最低贱的农作物，那就是糜秧子。糜秧子秆儿很单细，像尺状的草。
我们的村长刘文才就碰上“野秧子”了。这是1976年的夏天，公社放映队来村里放映新片《侦察兵》，看电影的人很多，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刘文才村长看见一个影迷姑娘，双手扒着栏杆张望。姑娘拉住刘文才的胳膊，求他把她带进去。姑娘叫罗小月，白净脸，大眼睛，长辫子，长得很媚。刘文才就跟她好上了。后来的一些日子，罗小月与刘文才来往密切，眨眼工夫。就成了刘文才的“野秧子”。
刘文才得知罗小月是村办小学教师，他男人的**，一下子被罗小月调动起来了。以后，刘文才每次带罗小月到玉米地**，都带上一卷儿凉席，身上抹一层避蚊油。那个晚上，天气出奇地燥热。罗小月摇着蒲扇来电影院找刘文才，刘文才正在布置夜里民兵拉练的事儿，他隔着玻璃看见罗小月，一看到她的眼神很亮，就明白夜里有什么事情要干。刘文才走出去，跟村里的民兵连长苏大卫说：“老苏，我今天请个假，我得安排学雷锋的事儿。”
苏大卫看了看他说：“拉练重要，学雷锋同样重要！你去吧！”刘文才跟苏大卫握了握手，感激地说：“谢谢你啊！哎，你们今天的拉练路线是——”苏大卫随口说：“城西！”刘文才在心里记下了，拉练的民兵什么时候出发的，他就不清楚了。
十一点左右，天气还是闷热。刘文才悄悄将那卷儿小凉席抱出来。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然后驮着罗小月往城东去了。刘文才选了一块儿高粱地，高粱秆儿细，里面通风条件要好一些。刘文才弯着腰，用脚将垄沟的土踢平。罗小月还采了一抱野草，摊平铺在地上，这才把凉席铺上去。罗小月躺上去，笑着打了一个滚儿，就紧紧抱住他的脖子，将小嘴儿对准他的嘴巴，刺溜一下，把自己嘴里的水果糖送进他的嘴里。刘文才吧唧着糖果，浑身就胀了，野野地将罗小月搬倒，解她的衣服。
这时，刘文才和罗小月还不知道，苏大卫率领的拉练民兵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在地头儿，苏大卫用手枪指着那片高粱地，大声喊：“同志们，前面就是敌人的碉堡，一排从左，二排向右，三排直插！端掉敌人的炮楼！冲啊——”民兵们唰地散去，猫腰冲进高粱地。
苏大卫看了看夜光表，蹲在地头儿吸烟。过了一会儿，二排长颠着碎步跑过来报告：“报告连长，我们今天真抓到两个敌人！”
苏大卫一愣，急急地跟二排长冲进高粱地，看见正穿衣裳的刘文才和罗小月，刘文才低着头，站在凉席上穿裤子。苏大卫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不知怎么开口了。
苏大卫让民兵们撤出高粱地。刘文才瞪了苏大卫一眼，埋怨道：“老苏哇，老苏！咱哥俩儿无仇无怨，为啥把兄弟往死里整啊！”
苏大卫跺着脚说：“村长，你说是请假学雷锋，我哪儿知道，你跟这儿找野秧子呢？”
刘文才说：“你不是说在城西拉练吗？”
苏大卫叹道：“我们是到城西玉米地了，可他娘的刚刚浇了水，根本进不去呀！我才临时改变方向。”
刘文才看了看罗小月。罗小月并不怎么害怕，拍了拍衣服上的土，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凉席。刘文才对苏大卫说：“老苏。你说咋办吧？”
苏大卫说：“兄弟，凭咱哥俩儿的交情，我该放你一马。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只有自作自受，听候组织处理啦。”
刘文才就跟着苏大卫走了。
夜里，刘文才被关押在村委会反省，罗小月被放回家里。他们分手的时候，罗小月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了，替他提着心，默默地流了泪。刘文才独自反省，暗暗做了最坏的打算。
后半夜三点多钟，地震了，刘文才从办公桌上摇到地上，额头摔出一个很大的紫包。他开始还以为是跟苏联打仗呢，傻了一会儿爬起来，钻出散了架的瓦屋，才知道是地震。他先是扒出了三个呼救的人，头皮一炸，就拼命地往家里跑，跑到家里看见自家的平房全塌了，母亲和妻子遇难了，儿子也受了重伤。罗小月这个“野秧子”邪命够大的，她被埋在废墟下，整整三天三夜，愣是活下来了。她是让刘文才给扒出来的，她苏醒过来，看见刘文才完好无损，哭了，第一句话就问：“那个苏大卫人咋样？”刘文才说他被砸死了。罗小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苏大卫一死，刘文才积极投入抢险救灾队伍里，他和罗小月的事糊里糊涂地遮盖过去了。但是，他插“野秧子”的秘密还是被当成笑料在城里传开了。
刘文才与罗小月结了婚。婚后的日子，是美满幸福的。罗小月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二十三年后，女儿考上河北师大的那年冬天，罗小月患了一场病，她不愿意干活儿。起初，刘文才也没有在意，后来就觉得她不近人情了。刘文才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肺癌，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做化疗。
刘文才在死之前很想跟罗小月说说话，可罗小月没来看他。刘文才紧紧地闭着眼，张了张嘴巴，想说话，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护士懂刘文才的意思，慢慢将刘文才扶起来，将笔和纸递到他手上，让他把该说的话留下。刘文才斜靠着被窝，伸出枯瘦的手拿起笔，笔尖儿颤抖不止，翻滚在胸膛里的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于是，他就吃力地写下了三个字：给——我——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