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驾马车”的人，都知道何申、谈歌爱唱戏。唱京剧是这二位老兄的拿手活儿。作为京剧票友的谈歌就不提了，何申兄的嗓子很豁亮，唱起戏来是有板有眼的。一次在北京开会，中国作协翟泰丰书记与谈歌、何申合唱京剧《智斗》选段，何申兄扮演阿庆嫂，他唱的一段女腔，引得了满堂的喝彩。我故乡的一位“仙人”说，装男像男、装女像女的人大福大贵。果然，何申兄事事顺遂，好戏连台。
何申兄生来一副富贵相。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话却极和善。他自称是我们“三驾马车”里的胖马。与其说是胖马，不如说是驾辕马。他既是我们的老兄，又是我们的主心骨儿和带头儿人。何申兄既能做官又能作文，在文坛也不多见。他当过承德地区文化局局长、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又任承德日报社社长。他对我说，他这个社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实在在的人、财、物一把手。他白天工作，而写作时间只能挤到晚上了。他在单位宣布一个规矩，有事在单位办，谁也不能晚上找他，敲门也不见。果然晚上没人敢打搅他。他家门口写着“请勿打搅”。后来，我听别人说，单位里求他办事，不给他送烟送酒，因为送了，也会被何申退回来。碰上这位刀枪不入的领导，手下人很为难。后来有些聪明人发现了秘密，何申也是“吃礼”的，他吃另外一种“礼”。有的记者从基层听到一些有趣的好故事，就兴致勃勃地跟何申讲，何申听得入了迷，还拿小本子记上，不久就写进小说里了。这个讲故事人的一些小事让何申开了绿灯，慢慢地，求何申办事的人都给何申送“故事”礼物。
何申兄是个故事篓子。大家开会碰到一起，他总是讲一些新段子，荤的、素的都有。何申兄讲逗乐的故事不动声色，他不笑，等大家都笑开了，他才微笑起来。何申小说的幽默源于他深厚的生活积累。何申写乡镇干部系列，故事情节连贯逼真，有人以为他当过乡镇干部。何申是在天津海河边长大的城里人，上山下乡的年代，使他一头钻进承德地区的山沟子。天津调老何回城做文艺干部，老何太爱这块儿山乡了，时光已将他变成了地道的山乡汉子。他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大多是他的亲身经历。
何申说他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由天津到承德山区插队的。他插队的那个村是满族聚居村，在村里生活、劳动，也为后来创作打下了根基。他特别留意观察满族妇女的装束，女人头发梳得很特别，凡是结了婚的妇女，头发都是光溜溜地流向两边，在脑后打一个弯儿，像公鸡尾巴一样翘起来，特别有意思。他住在社员家，吃在社员家。秋收的晚上，队长敲钟分粮，他就胳肢窝下面夹条口袋去场院，分回粮去村口的石碾子上磨成面，下锅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到村里能说会道的山民家串门，听他们说故事。这一干就是五年。
按常理说，何申是知青作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知青生活小说？何申这样对我说：“我没有把自己当知青，而是一个农民。像梁晓声、叶辛等知青小说名家，写北大荒的风雪、贵州苗寨风情，是那么有气势，那么美丽丰富。这样的环境和感受，我们这里没有，没法与那些地方比。我只能写农民日常平凡的劳动。”这就形成何申特色的文学作品。后来他进了承德市，当地区文化局局长，利用职务之便，他把承德地区两百多个乡镇基本跑了一遍。有一年年底下乡，汽车行至半山腰，翻到沟里。何申福大命大，连伤也没有，爬出来，喊老乡们把车抬上来，司机问他还往山里走不走，何申呵呵一笑：“阎王爷不收咱们，咱就照旧赶路。”就是这次下乡，他的历险记感动了基层干部，为他讲了一些县城年前年后的景象，才使他写出了《年前年后》这样的精品。
有一次，何申在乡下看到乡干部在审一伙赌博的农民。何申就去看。乡干部问赌徒：“你们为啥总赌？”赌徒无奈地说：“我们的手痒痒。”乡干部就让人拿来盆子，让赌徒们蹲在地上往盆里抓土！赌徒们拼命抓土，手抓破了，委屈地问：“这是啥政策？”乡干部说：“这是土政策！”何申一听就笑了，记在心里，将这个独特有趣的细节写进了电视剧《山乡女法官》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今年，何申兄又应著名喜剧演员赵本山之邀，写了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一乡之长》，这是赵本山主演的《一村之长》的续集。此剧由赵本山主演，现已拍完与观众见面了。赵本山见到何申就喊：“何大人！我得由村长升乡长！”何申就笑。说荤笑话，赵本山都得管何申叫师傅。这一声“何大人”是从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那里学来的。这里面的和珅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在涿州开会，作家李功达逗何申说：“你贪污了朝廷那么多金条，还写什么小说啊？”何申愣了愣，就笑了。可也是，后来何申走到哪儿先声明：“我不是那个和珅。那个和珅太臭了。”我和谈歌看到他天真的样子，也乐了。何申一本正经地说：“咱是凭劳动拿稿费，可不能学那个和珅！”
何申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三口之家，日子美美满满。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何申兄跟我谈起足球，便说起家庭。何申很少与妻子拌嘴，可一看足球，看到半夜，因为他总爱评论几句，不免就与妻子发生争吵。一看足球就吵，后来何申就忍着不看了。本来挺和睦的家庭，不能让“足球”插足。我听后直笑。
在“三驾马车”里，谈歌兄是一个散漫的人，爱喝酒，一动感情就容易失控喝多。一般情况下，我能管得住谈歌，在特殊情况下，谈歌不听我的，可只要何申兄说话，谈歌便不喝了。那次在北京开会，谈歌喝多了，醉着，还命令我将桌上的两瓶“二锅头”打开再喝。我到另一屋将何申喊来，何申兄不恼不怒，和颜悦色地劝说一番，谈歌醉着也不拂何申的面子，就答应不喝了。何申一走，他又喊上酒了，何申朝我递眼色，我就明白了，把酒瓶子藏起来。谈歌弯着腰到处找酒，没找着就躺下睡了。我知道，何申兄是怕谈歌喝伤了身体。谈歌醒后对我说：“何申大哥是咱们永远的大哥，他对咱们是呵护。”时间久了，这种爱护就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力量，彼此间相互信任和鼓舞。
何申是全国人大代表，走到哪里都会问一些社会问题，记在小本里留着开人代会时送提案。记得我们去福建参观访问，何申在买车票困难时掏出了“代表证”，得到了列车长的特殊照顾。躺在卧铺上，何申兄对我说：“这份优越待遇是好，可咱也得替老百姓说点儿话。”后来在人大的各种会议上，何申送上了好多提案，其中有出版法方面的，也有婚姻法方面的，还有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他都认真地送上去，还盯着上面的反应。这不光是一个作家的责任，还有心灵或精神需要。营养心灵，写出反映农民的好作品，是何申的愿望。他在一篇文章的结束语中说：“我们伴随着中国农村走过了这一重要时期，未来肯定是十分美好的。若干年后，当人们回想起这一段日子时，如果有人提到，当年有个姓何的写过不少关于乡镇干部和农民的小说，拿来再看看，我就十分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