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歌印象记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燕赵之地的河北文坛，杀出一员虎将——谈歌，迅即名噪全国文坛。以地平线划定的视野，谈歌带着满腔的**，携着真诚的忧患，吟唱着城市票友京戏小调，行色匆匆地朝我们走来，所有心灵的聚光，所有读者的视线，都用文字来沟通了，以天地良知和责任照亮这里的生活。有人说，谈歌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文坛的，其作品也带着沉实的美学品格。
之所以说沉重，是从他人与作品中感受出来的。弓弦拉得越紧，生命之箭射得越远。有人说，1996年的文坛是“谈歌年”。不管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但是谈歌的中篇小说《大厂》及续篇，和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如集束手榴弹般地炸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与谈歌是河北文学院的同学，1994年春天，在石家庄相识。在这之前已读到他的《山毛榉》《空槐》等小说，但不知他是河北保定人。这时我听陈映实老师说，谈歌是有实力的，十几年来，他为文学做着生活和艺术上的准备。那时我首先感觉谈歌是一位坦诚、正直和恪守信义的人。谈歌说，燕赵大地的根性是骨气和信义。那时起，谈歌话语咄咄逼人，使我觉得一个志气高傲的灵魂是不违背信义和良知的。谈歌之所以敢说，与他为人的刚正是分不开的。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存在的勘探者”。曾做过地质勘探队员的谈歌，不也在中国工业的困境与突围中，揭示了工人的生存状态吗？既然“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复合体”，那么当下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在“大厂”里产生作用，引起变化，初期对“铁饭碗”“大锅饭”的打破，使企业进入市场经济的旋流中，优胜劣汰的、急骤残酷的竞争，致使工矿企业和内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明显分化。谈歌是这一群中人，他所在的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与突围。谈歌不是厂长，但他在党委办公室工作，接触着许多厂长和工人。而且他所在的单位与他描写的工厂一样。谈歌对我说，他们单位发不出工资来了，看着那么多人面临下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他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谈歌小说走红之后，南方的一家报纸曾报道，说谈歌当上了厂长，几千人的中型企业，困难重重，谈歌一边写小说一边抓改革，带领干部职工奋力拼搏，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谈歌笑骂：“这是谁编的呢？”我听后也觉得好笑，笑过之后，又想出另一番的道理来。之所以有人这么去想象，除了新闻效应之外，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感受着一种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理想和愿望。
谈歌没有当厂长，却像厂长一样累心。
他对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作，对目前企业的现状、工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他一边写小说，一边为其所在企业写材料，有时还被部里和保定市委宣传部抽借去写大材料，仅材料每年都写上二十多万字。他说他的小说是先写给“圈子”里的人，看过之后，才敢拿出去发表的。他的那个“圈子”不是指文人的圈子，而是他多年的工友、棋友、亲戚和酒友，或是他办公室的同事。在我们河北文学院里，谈歌属于不脱产的合同制作家，边上班边写作。
《大厂》发表之前，谈歌曾发表了反映工业现状的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一篇是《北京文学》发表的《大忙人》，另一篇是《中国作家》发表的《年底》。均被选载，且产生了一定影响。谈歌曾对我讲，其实这时已经写出了《大厂》，他是先拿这两篇小说投石问路，看看反应，随后才在1995年秋末寄出了《大厂》。谈歌是坦诚的人，也是有计谋的人。他说，工业不比农村题材，写农民犯忌的地方不多，可工业不行，政策框框多，弄不妥会招麻烦的。另一层意思，他从各大报纸上看到，全国大中型企业改革，到1996年初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厂》早拿不行，晚拿也不行，1996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推出《大厂》，可以说正是时候。他后来对我说，他之所以敢抛出《大厂》，是因为《年底》使他心中有了底。《年底》被《小说月报》1995年第八期转发后，他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小说月报》也刊登了很多来信。读者是支持的，尽管小说中“女工献身救厂”实属无奈的招数，大体上还是被读者接受了。小说中鲜活的人物感动了读者，可以说是“亦歌亦哭亦温文”。他在《大厂》里就加大了力度，让人唱、让人哭、让人骂、让人笑。
谈歌的工业小说，不仅受到文坛强烈关注，而且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甚至是激赏。有一个工厂的工人读者们，围在车间的机器旁分析品评谈歌的小说，工人们曾给谈歌来信，约他去厂里写写他们，并凑钱购买谈歌的小说集。这些读者来信，谈歌总要抽空回信。他说，他的这些小说，就是写给工人兄弟的。这些读者不仅品评他的工业小说，还对他的《天下荒年》《天下忧年》等社会小说感兴趣。读者在信中说，他的《大厂》写得挺真实，但是《天下荒年》更打动人心。有些评论家对谈歌《天下荒年》的历史观提出批评。但是谈歌对我说，他最满意的小说还是《天下荒年》，他接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也是这一篇。谈歌说，透明的生命与复杂的生命，是两种精神。在现实中告别的，都在回忆中相逢。所以他在《天下荒年》的题记中写道：“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群，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这段话是他的心里话，谈歌的忧患意识完全体现出来了。他要以“精神”之旗与社会对话。关于这类问题，1996年1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第五届作代会时，我与谈歌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为此，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通讯》还在“会议花絮一束”中写了这样一段，名为《编辑部多“马车”》。我和何申、谈歌被《小说选刊》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之后，还就这么叫开了。会议安排我与何申在一层，谈歌兄弟身体瘦弱，可他一开会就是活跃分子，而且是夜猫子，只要有烟吸，永远不困。他在我们屋里吸烟聊天，还喊来了天津作家肖克凡，谈到凌晨三点，还在兴头上。何申兄会保养，不吸烟也不熬夜，他生活极有规律，晚上十一点前就睡。谈歌这一闹何申就睡不着了。谈歌故意说：“何兄，您睡您的，我们小声聊。”何申支撑不住了，抱着东西说：“我到你那屋跟赵新兄住一屋，咱俩换吧。”于是，谈歌就很兴奋地跟何申换了。
当时有位记者问谈歌，“你总那么热衷社会写作，为什么不来一些个人化的写作？”谈歌皱了半天眉头。其实这位记者不知道，谈歌早期也是搞一些新潮探索小说的。谈歌在1991年发表了新潮小说《那一阵我正活得没滋味儿》。当时在王朔小说走红之时，谈歌的小说也进行着讥讽和调侃。谈歌作品的主人公经历了从游离于社会结构之间的单个人到成为社会组织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一员的变化；谈歌作品主人公还经历了从拒绝、排斥一切社会责任到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的变化。
面对记者的提问，谈歌做了质朴坦诚的回答。谈歌说：“我已过不惑之年，写作的年头儿不算短了啊。我确实追求过一些新式的写法，弄得很累，反而吃力不讨好。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小说要与大众接轨，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都需要小说为自己代言。当我们大声疾呼中国文学要与世界接轨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小说如何先与中国的大众接轨？”
但是谈歌也不反对个人化写作。1996年11月，在《芳草》杂志社主办的三峡笔会上，刘醒龙主持了一个叫“我们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讨论。谈歌发言说：“文学需要民间的支撑。小说写给谁看是个大问题，我的小说想写给众多的老百姓看。作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咱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不要不在乎读者。只要刊物和‘小说’封底有‘定价’二字，读者永远是赢家。小说有各种写法，作家也各有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理解是各人干各人的。”受谈歌的感染，我在会上也谈了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看法。
谈歌于1954年出生于保定顺平的矿山。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1年参加了工作。先后当过工人、地质勘探队队长、宣传干部和报社记者。早在1978年，他就开始与文学结缘，在文学的海洋里苦苦追求。
谈歌是个有脾气的人，也是拥有朋友的人。谈歌兄交友是有选择的，一旦被他认定是朋友，你就经常听到他憨憨的笑声；如果你做错了事，谈歌就会跟你闹一通的。他闹你骂你，没私心，完全出于对朋友的爱护。他想以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观来影响朋友。他愿朋友越来越好。朋友出了事，有了困难，比他自己摊上事儿还着急。谈歌很讲交友原则。
在北京开会，谈歌的一位朋友醉酒后打电话找谈歌。谈歌怕这位朋友再拉他出去喝酒。我见谈歌已经喝得不少了，来个“梅开二度”就坏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他在地质队时骑马摔下来，摔了个肝损伤。当时他去医院当肝炎治，后来才知道治错了。肝不好的人是不能过量饮酒的。可谈歌是血性暴扬的汉子，有股燕赵侠气。他的口头禅是“喝一杯少一杯，人这辈子不能怠慢了朋友”。明知身体不行，他还要喝。每次外出开会，我与他通电话，他夫人王英就叮嘱我几句，“你当兄弟的，在外看着谈歌，让他少喝酒”。我爽快地答应下来。一般时候，他是听我相劝的。一旦谈歌兄“酒逢知己”就会喝离了眼，我劝啥也白搭了。我听这个电话是他朋友又要拉他喝酒，就朝谈歌使眼色，谈歌示意让我撒谎，我就说他不在。可那朋友误以为我是谈歌了。我说：“谈歌不在，我是谈歌的朋友关仁山。”那朋友不是文学圈内人，一口认定我是谈歌。后半夜，那朋友又来电话，又是我接，那朋友还认定我是谈歌。后来我想，可能是我说话口齿不清的缘故，但我自信比谈歌兄清晰一些。那朋友火了，在电话里狠骂了我一顿。第二天，谈歌醒了酒，我一说，谈歌便火了，去找那朋友，还说让那朋友跟我道歉。我说：“没这个必要，他是喝多了的人。”谁知在中午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接到了谈歌的电话。谈歌说：“在我们开喝之前，先让这个朋友听听你说话，然后再让他跟你承认错误。”这个朋友再听我电话里的声音，叹道，“你俩声音咋这么像？对不起了，兄弟！”我说：“没关系。”放下电话，我就想谈歌这老兄是个太认真的人。
谈歌是个非常爱家的人。他妻子王英是搞计算机的科技人员，谈起谈歌是满口称赞，说谈歌是个爱家、有责任心的丈夫。对小女儿，谈歌有一份特殊的爱。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对孩子既严格又爱护。谈歌对待他儿子的方式更是特别。按常人眼光，没有哪个父亲是让儿子喝酒的。可谈歌跟我和肖克凡讲，他与他儿子碰杯喝酒。我问他为什么呢？谈歌大声说：“男人就得有个汉子样儿，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儿子走出校园进入社会闯**，能喝酒也能交往，酒德能看出为人！”我和肖克凡都笑了。父亲对儿子的爱是藏得很深的。即使喝酒，也寄托着谈歌对他儿子的希望。他渴望儿子刚强、正直和有骨气。望子成龙的盼望都装在这杯酒里了。儿子在谈歌眼里就像一株小树，树能经风雨长大，用许多奋斗的泪与汗来浇灌，忍受岁月季节的绿肥红瘦，终不曾向困难低头，等到笑看天下的那一天。
谈歌的孝心是有名的。就在谈歌加入河北文学院，在文坛拼搏的1995到1996年两年间，他的岳母患骨癌住进了医院。他要与妻子、大舅哥等人轮番到医院照看患了绝症的老人。谈歌时常对我讲：“人要有孝心，孝心是人格呈现的标志。我岳母对我很好，支持我创作。当年我穷，是她老人家省吃俭用攒钱为我买下一台电脑。我肝损伤了，每天喝中药，我一边喝药一边写小说，是岳母大人天天给我熬药。那时退稿很多，赚的稿费很少，没能力孝敬老人家，这回我稿酬多了，可老人家又住进医院。她吃不进喝不进，我要挣稿费为岳母治病。尽管老人家的病是不治之症，我要尽我的能力多照顾她，尽力用好药减轻老人家的疼痛……”
谈歌的话说得实在，又很真挚。在医院里，与他岳母同房的病人都夸这个好姑爷。他给了岳母与死神搏斗的力量，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儿。陪床的两年中，他面黄肌瘦，无精打采。换班时，他要埋头进行小说创作：两个月瘦去十斤肉。保定文联的朋友对我说：“谈歌是拼命三郎，就这条件，还写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小说。”当谈歌夫人王英说起一些谈歌克服困难写小说的细节时，我不由得深深敬佩谈老兄，真是条汉子。谈歌家境本来就不好，老父亲退休后，也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困境，他弟弟有困难也等他接济。当他听说有个医疗器械能减轻岳母病痛时，花三千七百元咬牙买下了。在他岳母弥留之际，别人都因碰上久病老人孝心减退，而谈歌始终守护着老人。傍晚老人从昏迷中睁眼见到的是谈歌，再睁眼是第二天黎明，看到的还是一脸倦容的谈歌。谈歌在腿上写了一夜的小说。岳母默默地叹一声，老泪纵横。老人家死前回光返照，就只有谈歌一人在身边。老人家忽然精神了，跟谈歌要“酸梅汁”饮料喝。谈歌就知道老人不行了，匆匆下楼，跑出病房打出租车，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酸梅汁”，又找了一个钟头，他终于找到了“酸梅汁”，买了一大包儿回到医院。岳母真的喝了不少“酸梅汁”，安详地闭上双眼走了。谈歌该做的都做足了。
提起这段日子，原来负责我们河北文学的陈映实老师有一番感慨。当时陈老师来过保定，目睹了谈歌当时家里家外的困境，曾叮嘱谈歌放下手中的长篇小说，写些中短篇，不要因为上了文学院而压力过重。谈歌心里是这么想的，上了文学院就要按文学院的要求干活儿。听陈老师这么一说，他心里踏实一些，改变了作战方针，改写工业题材的中篇小说。现在看来，路线是正确的。文坛新人靠中篇打天下，老作家才靠长篇守天下。现在想来，如果谈歌在《大厂》《天下荒年》之前还默默地啃那个长篇，长篇即使写出来恐怕也在滚滚长篇潮中淹掉了。在文学的一个会议上，陈映实老师讲起谈歌的这两年创作，激动了。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作家，真诚地抬起手臂向谈歌敬了一个礼。这个场面，让谈歌激动不已。我坐在谈歌旁边，透过他的眼镜片，我分明看见他眼窝里的泪光。我感受到一种“精神”，搞创作也需要一种“精神”的。谈歌兄的拼劲儿，也时常鼓舞着我。既然我们选择了文学，就选择了辛苦。写在稿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沉重的……
我感觉谈歌的小说中每个字还带着“酒味儿”。我说的“酒味儿”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指谈歌在酒场中与人真诚地交流。燕赵志士自古也是酒场上的壮士。据谈歌一位朋友李林讲，几年前他们奉命写几篇反映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他们采访了几个企业，每到一个企业，工厂干部都要陪几顿酒。见到厂长和工人，谈歌就亲切，喝酒更是来者不拒。朋友李林在一旁劝谈歌，“你这人是不是贪酒啊？酒是厂里的，胃可是自己的”。几个企业下来，他们都喝得头昏脑涨的，李林都有恐酒症了。他说话时看见酒桌上的谈歌脸色黄黄的，好像患了一场大病。谈歌会意地一笑，“喝！”李林无奈就硬陪着。厂长见谈歌豪爽的样子，格外喜欢。
到了最后一个工厂，谈歌已经很少吃饭了。李林心疼他，说：“前几个厂子你尽力了，这最后一个我打头阵吧。”谈歌摇摇头说：“不行，还是我来。见到工人和厂长，我就想喝酒，不喝还叫爷们儿吗？”据李林回忆，谈歌他们这最后一场酒喝得惊心动魄。谈歌在开喝前就撒谎说，李林刚刚切了胃。当时李林愣愣地摇头，谈歌在桌下用脚踢他。谈歌说：“李林的酒我来喝吧。”于是，谈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谈歌与那个工厂的书记、厂办主任等人连干了七瓶白酒。这天晚上，谈歌吐了个天昏地暗。结果第二天走不了，连买好的车票都退了，谈歌在招待所里昏睡了两天。谈歌的做法放在文坛也许粗了些。可在工厂，却博得了厂长、书记和厂办主任的极大好感，在谈歌醒酒之后，他们主动找谈歌交知心朋友，真诚地谈了报告文学采访时没有说出的内容。厂长和厂办主任向谈歌诉说企业的现状、困境和内心的痛苦以及希望。谈歌醉了一场酒，却交了知心朋友，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小说素材。
1996年冬天，大雪天。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孟庆春主任和导演马成林来唐山找我，并说想见谈歌。他们弄混了地理概念，以为唐山挨着保定。谁知从唐山去保定比去北京还远呢。他们让我与谈歌联系，搞一个工农结合的电视连续剧。我说：“我没问题，听听谈歌的意见。”他们在唐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去了保定。见到了谈歌。谈歌见到陌生人，而且是搞电视的人，一直没有跟工人的感情亲近。到了酒桌上，孟主任和马导演提起沈阳的工业现状和工人，并提出拍工人和农民的电视剧，谈歌就有了话说，而且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据马导演在电话中对我说：“开始谈歌有点端着。”我说：“请你们谅解。我那老兄是性情中人，一旦对了脾气他就有掏心窝子的话。”马导演兴奋地说：“是啊是啊，我们一谈到工厂和工人的难处，谈歌情绪就上来了，那种忧患也上来了。他开始说不喝酒，岳母在医院，他陪床。后来一沟通，谈歌主动提出来两瓶北京二锅头。一喝酒，我们谈得特别好。”我这就放心了。说实话，孟主任和马导演冒着大雪入关来找我们，这行动本身已深深地感动了我。晚上，谈歌给我家里打来电话，声音里感觉他比平时还口讷，我一听就知道他喝多了。他说：“咱们去沈阳给人家好好弄本子。”后来我听肖克凡说，他醉酒后也给天津打了电话，还约肖克凡给辽宁写本子。可见谈歌是个热心肠的汉子。
去年11月，湖北武汉《芳草》杂志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分别举办两个“三峡笔会”。那时谈歌岳母正病重，谈歌每天陪床。刘醒龙把电话打到我这里，让我跟谈歌说。谈歌曾去过三峡，跟我的心情不一样。谈歌犹豫不定，经我再三催促，谈歌终于说只要他岳母这几天不咽气他就去。我与何申、肖克凡从北京上了火车，在火车上给谈歌打电话，谈歌家里没人。到了保定站，我与肖克凡下车张望，终于接上了疲惫不堪的谈歌。他穿着油脂麻花的旧绿棉袄，说：“我自己没空回家取东西换衣裳，从医院直接奔火车站来的。家里人不让我来，我怕你们哥儿几个不高兴，醒龙那边也为难，还是去吧。我随时跟家里联系，只要岳母有情况，就坐飞机飞回来。”这一行，谈歌见到湖北的老朋友很高兴，但他一直牵挂着病**的老人，走一个地方打一个电话。那天到了屈原祠，谈歌对我说，他想起了屈原的生死，心中就多了几分慨然，不想再看，就溜出人群，呆呆地看着滚滚长江水，似乎能听到诗魂在江中吟唱。尽管谈歌来过三峡，但是到神农溪漂流还是第一次。向导是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她让大家叫她伙计。谈歌一个劲儿地嘀咕：这伙计与北方的伙计有何不同之处？这姑娘姓谭，人们喊她谭伙计，正与谈歌同姓，因为谈歌原名叫谭同占。谈歌就来了兴致，漂流时一路随谭伙计唱歌。我记得歌的第一句是“一呀个凤凰一呀个头。”谈歌就说：“为什么不唱一个凤凰两个头呢，岂不更浪漫些？”那个谭伙计瞪了他一眼。江风悠悠吹过，大家唱得很来劲儿，谈歌、何申和刘醒龙唱得最好，也很投入。后来这个笔会散后，我们又在宜昌参加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另一个会。在饭桌上，大家稍有醉意，谈歌鼓动刘醒龙、何申唱那支谭伙计唱的民歌。于是这一桌人就唱起来，加之后来的邓一光加盟，效果十分好。弄得别的文友们发愣，后来一问才知这伙人刚从神农溪漂过来。《芳草》杂志的钱鹏喜主编说：“这一行，谈歌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文如其人，一股燕赵之地的豪气！可谓燕赵壮歌。”
关于谈歌和他的《大厂》系列小说，在文坛着实热闹了一回。谈歌没有沾沾自喜，他不喜欢别人“炒”他，他说待在锅里的滋味儿也不好受。最近，谈歌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城市票友》，其实在这之前，他的“城市”字头的小说《城市行为》《城市热风》《城市警察》等，也发了不少。他的“大厂”系列小说，背景也是城市，所以在这篇小文里，最后写写谈歌这位城市票友，还是挺有意思的。
作为熟悉谈歌的好友，都知道谈歌本人真是“城市票友”。他所在的河北保定市，虽然不大，但是古城味道很浓，文化氛围也很好。这里是出作家的地方，这里的京剧票友活动也很热闹。前几年，谈歌唱京戏着了迷，时常到公园或老城根儿的票友活动地参加活动，有时唱，有时拉胡琴儿。凡是见到谈歌的人，都爱听他唱两嗓子。唱腔味道纯正，不兜底儿的还以为他是京剧团演员呢。天津作家肖克凡曾风趣地对谈歌说：“老谈，你这两嗓子京戏，比你口才好多了。这可不像从你这大嘴里出来的调儿。”谈歌就笑。肖克凡对京戏有研究，喜欢听，但不能唱，对老谈这口儿京戏既喜欢又羡慕。自从认识谈歌之后，我也渐渐爱听京戏了。
去年冬天，全国的京剧票友大赛，谈歌还寄给中央电视台一盘自己唱的录音带。一个月之后，他便接到通知，入围了，大赛组委会让他到北京参加决赛。谈歌既激动又为难了。妻子支持他写小说，没有二话，可他去唱戏，妻子就不乐意了。岳母患了癌症躺在医院里，谈歌边写小说边陪床，是个有名的孝心姑爷。谈歌听妻子一说，也就蔫儿了。后来又赶上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五代会”，谈歌就放弃了这次参加票友大赛决赛的机会。据行家说，谈歌去了能捧个奖回来。
“五代会”散会后，应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剧部之约，我与刘醒龙、何申、谈歌兄来到了天津。晚上，刚刚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蒋子龙代表天津作协招待我们。谈歌唱了一段京戏，同时还唱了一段《列宁在1918》的评戏，赢得满堂喝彩。蒋子龙老师是我们河北沧州人，见到了老乡，他也就放开了嗓子，唱起了京戏，唱得也很好，但他由衷地表扬谈歌唱得好。
今年正月初十，谈歌兄打来电话，让我快速到保定，加盟一个名叫《明天的太阳》的三十集儿童室内幽默剧剧本创作。他发话了，当兄弟的不敢不听。第二天我就去了保定，白天写剧本，边写边拍摄。那天，谈歌的爱人带小女儿来看我，中午在一起吃饭。谈歌的女儿十分可爱，孩子受谈歌的感染，也特别爱唱，还说她已经改名了，叫谈小歌。我被逗笑了，嫂子说是真的，这孩子非要改名儿，说长大也要当作家。谈歌很喜欢孩子，平时创作的劳累，抱一抱亲一亲小女儿就过去了。饭桌上，谈歌又唱了一段，制片人田英大姐很吃惊，都在一个城市，平时也熟，却不知道谈歌唱得这么好。剧本写完，我要回唐山。谈歌与剧组的朋友欢送我，晚饭后到了歌厅。谈歌不跳舞，可劲儿唱京戏，唱盘里的京戏几乎唱完了，唱得他直冒汗。
私下里，我曾问过谈歌为什么这样喜欢唱京戏。谈歌说：“京剧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剧，有它独有的魅力。这里有一股气，气在人正，而且对人是一种陶冶。我喜欢京剧中刚烈的品味儿，有咱燕赵的侠气和悲壮。”我明白了，所有艺术都是相通的。京剧中的内气，对谈歌兄的做人作文都有深刻的影响。何申兄也喜欢唱京戏。
谈歌兄作品的强烈情感张扬，是我想学习的。谈兄为人正直、义气，有一种北方硬汉的侠胆义骨。正如著名诗人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兄所说：“谈歌壮歌。读他小说时，总是感到人物要跳将出来，涕泪淋漓地对你直抒胸臆的样子，可谓‘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一种人格完善的骨气。”
谈歌多次劝我，“你性格柔弱一些，但你人是正的，也厚道，所以我喜欢跟你老弟交知心朋友，是可以交一辈子的朋友，但我劝你硬气起来”。难得他一番真诚，我跟他说：“我的性格形成与童年的坎坷有关。”那天，在北影招待所的晚上，我跟他讲起童年。谈歌终于理解了。每个人背后的文化背景不同。
谈歌父亲曾是军人，后又当警察。他父亲因为正直而屡屡挨整，他自己当过几年工人，当过地质队的队长，至今仍是一名普通干部。他不媚权，不媚钱，只认做人的准则。可谓爱憎分明。这一切，对于他的人格和个性的形成自然产生影响。他周围有个“圈子”，不是文人“圈子”，而大多是城市产业工人、普通百姓，包括京剧票友们。谈歌写了作品，没发表就让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喜欢。他对普通市民的血肉相连和贴心了解，奠定了他创作中关注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为民请命的基调，也使他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有人说，谈歌小说非艺术因素多。谈歌沉不住气了，他说：“我就是要明说，小说与大众接轨，我就是要写给工人兄弟。工人不懂艺术吗？他们在劳动中的美，是最真实丰盈的。”大的基调定下了，其实，谈歌也在研究提高艺术品位的问题。当我们读到他最近发表的《危矿》和他发表的百余篇笔记小说时，能说是“非艺术因素”使他成功的吗？他说：“艺术诞生于民间。”
在北京开会时，有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女老板找他，让他帮助写剧本。谈歌拉上我去见这女老板。女老板没见过谈歌，只是给他写过一封信。她从“谈歌”这个名字分析，谈歌本人长得一定帅。见到后，她似乎有些失望，她不明白这“身板儿”的男人，这瘦弱的身躯，作品中是怎样激奋起来的呢？怎样去忧患别人？谈歌不在场时，女老板曾跟我打趣说：“这个谈歌长得真像‘天下荒年’里来的人。”我笑笑说：“人不可貌相，看看谈歌那两道重眉，还有，他的力量是来自骨子里的！他唱京戏时可谓是字正腔圆，底气十足啊！”女老板说：“等有机会一定听谈歌唱戏。”我说：“谈歌是性情中人，他唱戏跟喝酒一样，不对路的人，他是既不喝又不唱的。”果然给我说着了，谈歌最终也没给这女老板唱一句。通过这件小事，我觉得谈歌是复杂的，也是透明的。
过了正月，谈歌又进入了紧张的创作。创作之余，他心里还想着保定老城根儿下的票友们。这里都是普通人。谈歌曾对我说：“票友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彼此面熟，谁也不知道彼此姓名及职业，不问，就是唱戏。这里有许多人生况味，有商潮里找不到的人间真情和友谊。”我不会唱，可我能想象这里的乐趣，人生难得的乐趣。戏里有他人生光阴的长河，戏里有一瓣恒久的心得。打电话时，听说谈歌又找票友们唱戏去了，我放下电话就想象老谈兄弓腰摇头，有板有眼儿地唱那段《空城计》，还有保定老城根儿下的胡琴儿声。我眼前晃动着谈歌的身影，还有他的唱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