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冀东平原落雪了。
我最喜欢落雪天。望见雪，我的情绪就好。特别是穿上很暖和的衣裳，兜儿里装上小收音机，将耳塞放在两耳边听唐山驴皮影。今天终于实现了，我听的皮影是《汴梁图》。人的心绪和生活需要调节。雪覆盖着脚下的黑土地和我居住县城里古老的煤河。煤河冻着冰，落上雪显得格外平。生活里到处都是被洁白遮掩的东西，我边走边想，到处都是与我们人生有关的东西，因而到处能激起我们的热忱和想象。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和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则以苦难沉重和穷困来困扰我们。但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大雪融化之前，有大量共同的利益驱使我们在困难中前行。大雪丰富着我的想象。
无论怎样生活，人人都有隐痛。任何角色都有遗憾的，就像眼前的雪，总会由白变黑。人啊，无论是做儿女、做父母、做官、做文，做商、做医等等，都有痛苦和烦恼，都有欢乐和温馨。回忆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时感到偶然。我从小喜欢文学，但是读书时是学理科的。我觉得理科能直接把感情变成智慧，而文科能把智慧变成感情。可惜我至今没能读上中文系。
成功，每时都在寻找严酷的机会；平凡，每时都在等待安平的恩赐。无论评论家怎样阐述苦难和坎坷对于创作的益处，可我依然希望生活中的自己永远幸运和快乐。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苦难人生，只有苦难的心灵。热情而单纯的预期，一再使我误入歧途。希望是开在欠缺处的花朵，希望也是劳动者的第二灵魂。刘醒龙有本书叫《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生命是需要不休止的劳动的，而农夫若无原则地仁慈，就真落得草盛苗稀了。可是仁慈的劳动往往构成了生命的序曲和基调。
以上是雪地上的一番感慨。也许是不着边际的，只有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才是真真切切的。何申兄曾跟我说：“写写你个人的经历，也许是挺有意思的。”我没有何兄经历的深厚，但在我过去的日子里，还是有一些片断应该记录下来的……
我出生在冀东平原的一个普通小村。那是1963年的早春二月。我从小喜欢五月的麦地，且时常钻进麦地里玩耍。我一直不敢把对麦子的感觉写进小说。我爷爷是天津的一个做袜子的商人，定成分时叫小业主，回乡时给划定成分是富农。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我家雇了亲戚种地。“富农的帽子”跟随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直到十二岁才被落实政策摘掉了。小时候很压抑，从而造成我谦和缺少自信的性格。谈歌兄曾很善意地说我缺少激烈，爱恨不分明。面对谈歌兄的激烈，我是赞赏的。他活得磊落痛快，而我顾及太多。我在北影招待所跟谈歌讲了童年和少年，他终于理解我了。他说你得激烈些，既然这样就慢慢来吧。
小时候，父亲还是一个公社干部，母亲也是党员。可母亲曾很伤感地跟我说：“你这出身，将来能不能说上媳妇还难说呢。”现在听来可笑，可当时我挺往心里去的。后来听母亲说，我的老姨曾经有个想法，怕我长大打光棍儿，就想让她女儿给我做媳妇。我听后淡淡一笑，后来听说是真的。我富农出身的几个叔叔都是四十岁以后娶上媳妇的。我很感激老姨这份心，近亲婚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把自己在县城的老房子让出来，将年迈的老姨接到城里住。童年的口哨声在天空中如泣如诉，恍惚让我看见一种残酷的东西。
在梦里，我时常梦见老家的泥房子。这房子太破旧了，就像一株成熟过了头儿的老玉米，饱经沧桑。过分成熟的东西意味着冷落和衰老。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这间生我养我的老泥房倒塌了，彻底趴了架。现在回想起来是父亲的决策英明。我是1974年搬出这座老屋的，随父亲到一个叫唐坊的小镇落户。母亲想过几年再搬家，让我读完初中。父亲很坚决，否则我真的没命了。像这样的泥屋，人压在里面不砸死也很快就会被泥粉呛死。村里很少有扒出来的活人。到了唐坊小镇，看见了火车从这里通过。我住的镇上的砖房也在地震中倒塌了。
当时父亲在稻地中学旁边的“五七”干校学习，我和母亲住的房子也倒了，有幸的是老天开恩，我家房盖的砖子顶甩到邻居家那边去了。这一年我十四岁，觉多。我在碎石乱瓦中醒来，没有看见蓝光，只觉得头晕晕地乱响。母亲护着我从窗前往外跳，如果早跳一步，墙头就把我压在下面了。墙头儿轰然一倒，我就势跳到墙头儿上跑到黄瓜棚下，傻蹲着。母亲受了伤行动不便。我们看见黄瓜秧下不断有裂缝一张一合，不一会儿就下雨了。短时间的宁静之后，就有人呼喊救人了。我神情木然地加入了大人们救人、扒人的行列。经我手扒出来五个邻居，其中两个已是死人。天慢慢地亮了，我感觉换了一个世界，一下子苍老许多。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唐山人格外喜欢“福”字。我为“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所写的长篇小说就起名《福镇》。中国老百姓从骨子里喜欢“福”字。究竟啥是福呢？
兴安兄曾在1996年编过一本书，书名叫《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是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展示。这里面收入了我的一个自传，题为《我乡间的月亮》。将文学称为“我乡间的月亮”，不知是否妥当，反正热爱文学是从少年的乡间开始的。那时能读的书有《林海雪原》《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反复读，兴奋、激动或是落泪。
奔跑在故乡的平原上，一个动人的日子朝我走来。我在故乡的春天里，体味小草、太阳和大地的情怀。后来走进课堂了，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又读《祝福》《野草》等名篇，体味了文学的力量。
这时候，我钻进故乡的芦苇**遥望南边的海湾，猜想外面的世界。文学作品与人生的关系成为少年破译心灵的密码。
乡间的风情、乡间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上高中时，我写了篇小散文《故乡的秋天》。在县办刊物《丰南文艺》上发了出来。我很激动。
后来我没能考上大学，只考上昌黎师范学校。1979年至1981年的两年校园生活使我难忘。在学校，我是个活跃分子，当班干部，在学生会搞宣传、演节目、写书法、画画，编辑校文艺橱窗，杂七杂八什么都干。后来，学校成立了碣石文学社，我当社长。那时就赶上了新时期文学大潮初起，读小说，也试着写小说了。
昌黎是有名的花果之乡，山清水秀，我们的校园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果园。每一个苹果和每一串葡萄都给校园带来鲜活、生机和灵性。那时候学校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样东西，就是杂交玉米面饽饽头和高粱米粥。当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细粮，大部分吃粗粮。老师们千方百计为我们搞好伙食，有时候饽饽头吃腻了，就拿油炸一遍，脆酥酥的，吃着蛮香，我们就叫它“黄金塔”。当时吃着“黄金塔”满腹牢骚。现在回想起来是挺有意思的。远离什么，便渴望什么。这阵儿几乎没人整日捧着“黄金塔”啃了，但我接触的一些人，还愿意吃吃这一口儿，宽宽肠子，喝玉米粥几乎成为改善生活的雅趣了。我的老乡老师、北京老作家管桦对我说：“你来北京时给我带一点儿玉米、玉米面来，我很想吃这口儿。”我笑了。我向老人讲起在昌师上学时吃“黄金塔”骂大街时的情景，老人感到好笑又不解了。我想，珍贵和平庸的东西是随时间、地域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平庸的日子，只有平庸的感觉。在北京大饭店吃“黄金塔”时真成“黄金”了，它不再是一团儿难咽的“刺猬”而变成一团儿金色载体，牵走我眷恋的思绪到了遥远而美丽的校园。
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是编《五峰文艺》和《碣石》校刊，这是我文学的启蒙。刚入学不久，中文系大专班的杨立元、伦洪波在张雨天老师的指导下办起了文艺性校刊《五峰文艺》。编委里仅有我一个作为中师班的代表。这时我开始进图书馆读那些中外小说了。当我升到二年级的时候，由语文组老师倡议，中专班里也办了一个橱窗型校刊，名为《碣石》，主编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对文学的爱和独有的兴趣，促使我编辑它。《碣石》很快出刊了，一连几期效果挺好。
同学们把自己创作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等作品抄写工整给我们，我们编委会配上插图，规规矩矩又灵活多样地张贴在橱窗里。每期都围了好多人观看，有表扬、有争议，也有批评。那时候的文学真是太神圣了。我们有专门的编辑室，小小编辑室凝结了那么多同学洁白的纯情和笔耕的硕果。我被感动了，也学了不少东西。当时来稿很多，文笔清新流畅，题材广泛，情真意切，就是“学生腔”浓了些，缺乏生活气息。当时我很满足了，完全被他们**的心灵所**，注定为文学而痴迷，而快乐，而把汗水洒足。当时我就觉得文学之路太拥挤了，这条路太艰难了，这条路不是谁都可以走的。我畏惧了。
昌师毕业后，我就回到县里老家的唐坊小学教书。我又看见了乡间的月亮。我将儿时母亲的油灯比喻成乡间的月亮。怀着这样的情感，我在小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散文《亮晶晶的雨丝》，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了。严格说来，这才是我真正的处女作。
皆因这篇小作，我走出了校园。有人说文学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在我身边那么多文学爱好者都换了工作。1982年的阳春三月，我被调到唐坊工委文化站当了站长。这是煤河旁的一座古镇。父亲在这里当工委副书记。我想进县城，求父亲托人，但父亲不愿我离开小镇。还是因了这篇小作，我被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看中。他通过县文化馆找到我的地址，调我到县城做县志和党史征集工作。我终于凭文学这块儿“砖”敲进了县城。我在县志办公室工作时，到处奔波、采访、收集资料，没承想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铺了一条通路。历史和民俗都进入了我单纯的视野，使我深感这方土地的厚重和风情。
由于纯文学写作太难闯了，我认识了唐山市群艺馆的杨帆里老师之后，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先是与杨老师合写了一部长篇历史通俗小说《胭脂稻传奇》，198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后来一鼓作气写了几年中篇侦破、社会传奇一类的通俗之作。写了近两百万字。我不知道这是弯路，还是后来创作的准备。后来有一件难忘的事，使我面对乡间的月亮，审视这些作品时有些惭愧了。1989年底，扫黄的时候，我去石家庄出差，一下火车，便有个卖书的人很诡秘地跟踪我，并悄然靠近我，左右一看没有警察，就问我：“兄弟买书吗？禁书。”我好奇地看了看他，他从棉大衣里拿出几本书，一看我脸就红了，其中有一本是我写的《血染美人纱》，封面图案是穿三点式的美女照。我说家里有这本书，就怯怯地甩开卖书人。《血染美人纱》是我写的一部侦破小说，内容不黄，包装成这样都没法送人。当时因出版气候，我另一部侦破小说《杀手与交际花》不能出版了，出版社把二校书稿还给了我。后来唐山一位书商找我要这本书稿，他没钱给我稿费，说他哥哥积压几十吨玉米淀粉，跟我商量给我价值八千元的淀粉。我当时想转纯文学，羞于谈这个，就连署名权一起卖了，换了两汽车淀粉。过去在唐坊，母亲养猪，进城后不养猪了，淀粉没啥用了，我就托朋友卖掉。朋友跟唐山万里香烧鸡店的公司说妥，将这些淀粉买下灌肠子用，朋友还说人家不想进货，他听说是作家换的稿费就要了。那家店经理喜欢读书，很尊重作家。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儿，我算什么作家呀？
那天早上，我和朋友去送淀粉，我往车间里扛淀粉袋时脸都白了，只有眼睛和嘴是三个黑洞，挺吓人的。那位经理想结交我这个“作家”，满车间嚷嚷，哪位是关作家？我的朋友见我与工人一样满脸白粉，认了半天没认出来。我又不好意思张嘴，车间里工人都瞅着。后来退到楼道里洗了脸，我才敢见那位经理。经理是个老头儿，从谈话中知道他比我读书多。他说：“作家写书不易呀，你这淀粉质量差点儿，我还是按市场价并给你现金。我喜欢交你这位青年作家！往后好好写！”我又惭愧又感激，又不敢说是写通俗小说的。但我看出，老人喜欢的是那种有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这两件事，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创作，不能这么写下去了。可是纯文学那么好搞吗？面对新的生活和严肃的文学，我表现出极大的陌生和惊异，甚至失去了与之对话的勇气和信心。我困惑，我“乡间的月亮”在头顶消失了。
后来我认识了北京老作家管桦，还有他的儿子鲍柯杨。管老让我读些名著，让我真正深入生活，写有艺术品位的作品。他儿子鲍柯杨很有思想，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思想家的理论，还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我记得自己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1987年的秋天，我主动要求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一切重新开始。1989年，对于我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儿。我在痛苦困惑中选择。故乡的一片海湾，叫黑沿子。我主动要求到那里的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有人风趣地称我是“下海”了。在村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植树，还管了一阵子计划生育。能参与这些活动，应该感激河北文学院。我于1992年加入文学院。没有进文学院就没有这样自由和充足的时间。省文联主抓文学院的领导铁凝、文学院负责人陈映实老师和老城兄对我深入生活和文学创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令人难忘。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我创作的大课堂，河北文学院则是一个小课堂，我是受益者。
大海帮助我理解人生。海能养育生命，海同样能养育文学。渤海湾的一隅，我起名为“雪莲湾”，我在这块黑坦坦、雾蒙蒙的地方留下了一串足迹。海里啥都有，有鱼、有虾、有蟹，海里也有“落魂天”“红旱船”“蓝脉”“太极地”“闰年灯”和“醉鼓”。这是一个有特殊历史、民俗风情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成为我写作的载体，载动我的小小思索，走着这样寂寞的路程。我发现，海浪就是一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白线，雪一样的白，穿过无限的时空，比生命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的欲望与**、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和悲伤结合在一起了。自由的大海使人的精神自由。
我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甚至看不清、弄不明了。不是海边雾气太重，而是我自身的弱点。看见海，我感到自己渺小，特别是出海打鱼的时候。我出过几次海。在北京开会，我见到天津写海的作家王家斌先生，他在海上摔打多年，他写了我喜欢的小说——《百年海狼》，他见到我很亲切，他说：“咱们海的情结，是‘旱鸭子’体味不到的。”他对肖克凡说：“我瞅小关的走路姿势，就是海边人的步子。”我很惭愧地说：“我不是真正的渔民，我也是‘旱鸭子’。对于海，我看不透，是个旁观者。”
但是，是海给了我根，给了我力量。在商潮汹涌的社会里，我时常感到一种隐形的海在涌动。我感到孤独，我敬佩大海的品格。没见到真正的海之前，我曾浮泛地、迷惑地以为自己博大。可见到海，就会看到大自然的品格。人只有在内心的风暴潮过后，才感到自我生存的宁静。在浮躁的世界，在金钱包裹的世界，宁静地生存是幸福的。
我在渔村深入生活的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我看相，说我命里喜水，利于见水。那么，我的小说创作，就从水上开始吧。像我这样，父母没文化，自己又笨的人，纯属在基层文联苦苦奋斗的文学青年，借大海点仙气吧，兴许就能从古老的黑泥滩上跋涉出去呢。我告诫自己把握机会。
后来的日子证明，我是幸运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老师热情地称我为“又一个海的歌者”。我很高兴，一静心又不敢接受。我哪里是海的歌者，是大海成全了我，是海潮推涌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走了一程。尽管这一程路，我走得不完美，毕竟还是起步了。我在海上的路，永远是拖在船尾的一条缆绳。
珍惜过程，不问结局，还是感激大海吧！
我觉得，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大海这样丰富。海是一个格外热情的老人，交往久了，他会用另一种原色还原你。于是，我们便有了穿透海水的“海眼”，看啥都是蓝色的，一个辽阔而奇妙的蓝色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血管里殷红的血液也变成了蓝色。蓝色世界给了我多种多样的文学启示。下海，即使是苦难，对我也有着妙不可言的**。海即人，人即海。每当我提起笔时，总是有一种错觉，海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那蹲在海滩上吸烟的渔佬儿却是一个写不尽猜不透的海。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就是一张揉皱的海图。我想，人与海的沟通，最终将发展为人类自身对生命意义及生存方式的诘问和探寻……
大海里啥都有，又啥都没有。
大海能成全我，又能阻碍我。
海里有珍珠，岸上有黄金。我时常想，心中的海推到极致，就该从它的负面思考了。一个好的作家，不仅仅是固守，主要是开拓。1993年，我的小说在香港《亚洲周刊》获冠军奖时，香港评论家也斯先生撰文评介我的小说《船祭》说：“关仁山小说里的大海意象浓艳，吸收了魔幻与写实手法，在虚实之间写传统和现代。但这种写法容易形成模式，不易拓展。”这又使我想起我的创作急需开拓新的艺术层面。在全国青创会上，外省作家说我们河北作家太老实，我感触很深。做人老实，作文万万不能老实啊！下一步，我该借助什么才能使“文体”飞翔起来？仅仅依靠大海，看来是远远不够了。无论如何，这一步是要跨越的。探索，哪怕失败也好。只担心一点儿，大海在咆哮，我能静心看世界吗？又能静心写人生吗？我得强迫自己静下来，静下来。我将以怎样的苦难，来修炼自己的人品、艺品？时下，创作越来越艰难了。我们千万别指望什么机构来救作家，不要求别人施舍来确立作家的价值。商品社会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要独自求生存，然后才能凭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去创作，去追寻美好的理想。不管生活怎样艰辛，不管日子怎样无奈，都不能丢掉追求！
为文学遭受苦难，不悔！
闯海人最眷恋家园，我在寻觅家园，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雪莲湾有句古谣：船头无浪秋帆远，船后泪眼望家园。
1993年5月，河北文学院、《小说月报》编辑部和《人民文学》杂志社在石家庄联合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使我深深受益。
在1995年的秋天，我们河北文学院学员在石家庄聚会。谈歌兄单独找我谈，他说：“《太极地》有些变化了，还应加大关注现实的力度。不能再写海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记住！”我记住了谈歌兄的话。回到县里往基层跑了跑，一口气写下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等贴近现实的小说，是生活本身唤起了我的责任和良知来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1996年元月，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根据我的小说《醉鼓》改编的四场话剧《鼓王》。这部改编剧获文化部“文华奖”后，有位编辑朋友对我说：“近来你的小说离开雪莲湾了，像‘醉鼓’这样的民俗小说还要多写啊！”我说：“过两年再杀回马枪，眼下是想变变路子。”我将笔伸向平原、城镇和山梁，想淡化民俗风情的东西，更有力、更直接地贴近现实生活。没想到一上岸就被套上了“马车”。我与何申、谈歌兄有幸被称作河北的“三驾马车”，竟然这么叫开了。何申的幽默和谈歌的激烈，还有他们深厚的生活功底，一直是我应该学习的。在丰收的大平原上，用马车收秋的不多了，乡路上奔跑的多是汽车和拖拉机，所以我更加想念故乡运粮食的马车。马车是最具平民化的交通工具。我喜欢平民生活和平民生活的空间。
关注现实的文学，眼下有多种说法，我们对“现实精神”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现实生活本身就鲜活、复杂、立体、深刻。文学不应该是一曲颂歌，文学的内涵应是广博的。小说应背负着沉重，表达善意的人间情怀和人情、人道主义内容，对社群祈愿、期待与预言。
眺望乡村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家园向何处去？我感受到了一种**。诗人需要**，作家同样需要。
我曾在《青年文学》封面宣传语里写下一句话：信念将使一切苦难埋葬于夜晚的涛声中。我行走在乡村的海滩上、平原上、山道上，明天，不再为故事匮乏烦恼时，我该怎样讲好我的故事呢？如何将公共话语转化成个性化声音，深感自己创作的不足，还要努力啊！我喜欢这样一句话：
在天为翔，在地为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