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款追星办晚会的思考
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曾发出制止奢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举国上下无不为之叫好，认为这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领域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举措。如今，中央的举措已见成效。据多家媒体报道，时下已有不少大型演出活动被叫停，拼明星比奢华的演出已经遭到全社会的坚决抵制。据有关部门并不完全的统计，到10月为止，全国数十万家演出公司中，倒闭关张的已过万家。中国的演出市场，从各类奢华晚会的膨胀发热到病态泛滥，今天开始重新回归理性，演出市场怎么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整个演艺界开始了认真思考。
其实，往前追溯，演艺公司的倒闭之风，并非完全始于中央五部委的文件，早在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就任之初，出重拳打击“三公消费”等不良风气时，一家又一家靠“三公消费”吃饭的演艺公司便应声关门。后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再出关于奢华晚会的禁令，等于从根本上阻断了这些吃“三公消费”饭的人的财路。本来就不是扎扎实实热心文化发展，只是借某些官员腐败现象搞短期投机的所谓文化商人，当政府出重拳治理乱象时，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关门了之。一项政策，足以让万家演出公司倒闭关门，也足见“千亿演出市场依赖政府埋单”现象的反常和悖谬。
这些年，中国奢华晚会的泛滥，已经到了连西方演艺界都望尘莫及为之惊叹的地步。社会对这样的“官员追星，百姓埋单”的奢华晚会，一直诟病不断，有群众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政府请客，明星捞钱，百姓埋单”的奢华晚会，无异于“劫贫济富”。然而，让人生疑的是，前些年，一些与文化无关靠投机赚钱的演出公司，在群众的骂声中却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生长。面对媒体，我们曾听到过某些官员颇带自豪的话：我们中国可是举世瞩目的“晚会大国”。何以言大？有数据为证，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早超过千亿的“晚会市场”。有外国记者问，晚会如此多，什么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化门类呢？此人大言不惭地回答：我们有小品哪，有短信哪，还有数量世界第一的晚会。每一个听到此话的稍稍有点文化常识的人，无不为之汗颜。
何谓晚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著名教授陈丹青做过专门研究，他说晚会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其实是引自西方的舶来品，不过西方不叫它晚会，叫它“夜总会”。夜总会，中国人如今不陌生，过去我们习惯认为它是低俗文化的代表，藏污纳垢之地，醉生梦死之所。这自然有偏见，毕竟它是外国的一种大众文化。但无论怎么说，夜总会里的那些东西，说得再好，它也与一个民族的高雅文化格格不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拿来主义，洋为中用，借外国的瓶装我们的酒，宣传我们的文化，满足大众娱乐，也未尝不可。但是把一种综合性的浅娱乐形式作为全民追逐的文化模式，且常常被冠之为“盛宴”，实为失当，进而演变成用公款追星打知名度搞政绩，更是大大走偏了方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来说，如果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是话剧、歌剧等各种戏剧文化和高雅的古典音乐，而动辄拿给外人说道的就是小品、就是二人转，就是流行歌曲之类，作为中国人无论怎么讲都应该感到是非常丢脸的事。
必须指出的是，风靡一时的晚会热，千亿晚会市场的产生，决不意味着文艺繁荣了，发展了，它与文化发展繁荣这些概念几乎无缘。恰恰相反，它的直接推手是少数官员的腐败，是有些人假文化之名谋私的一种腐败方式。近些年来，利用举办奢华晚会，邀大牌明星，请高端领导，铺天盖地搞庆典，敲锣打鼓捞政绩，已经成为某些地方官员的习惯思维。有些贫困县，特别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的领导，不是为百姓在脱贫致富上想门路、出主意，而是变着法儿，不惜重金请明星打知名度，借节日庆典搞演出。无节无庆，自己造“节”也要搞。诸如豆腐节、西瓜节、大葱节、板栗节、草莓节、桂花节、湿地节、煤炭节等光怪陆离让人啼笑皆非的节，一时风靡华夏大地。有节自然就搞庆典，有庆典必请明星，请明星必花大钱。我的故乡是焦裕禄工作过的河南兰考县，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公务员工资花的还是国家给的扶贫款，每年要吃2000多万财政补贴。而这么个穷县，那年县里请明星搞一次大型晚会就花去八百万元，给我的乡亲们挖了个数年填不平的财政大坑。乡亲们说，十几万人挤着拥着去看明星脸，光踩坏麦田就达五十多亩，弄得数十家农民当年颗粒无收。全国类似我故乡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好大喜功毫无意义的演出，对官员来说，用公款捞了政绩，和明星握了手，照了相，签了名，混了个脸熟。有的甚至暗中还拿了回扣。而其中最实惠的还是那些靠一张脸一首歌吃遍天下的腕儿们，他们扭着唱着在荧光棒的呐喊呼啸中，赚了个盆盈钵满。吃完豪华宴，乘着豪华车，这些星们带着税后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票子，屁颠屁颠地打道回府了。而对普通老百姓，其实不亚于一场灾难。不知不觉地，蒙在鼓里的老百姓摇着荧光棒为公款追星的官员埋了单，这等于被人掏了腰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出台政策限制“三公消费”和禁止奢华晚会，利国利民，是实实在在替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一项限制“三公消费”和禁止奢华演出的政令出台，致使上万家演出公司倒闭，只是表象，透过这个表象，可见靠政府埋单举办晚会的做法是多么的违背民意和非理性，它不仅陷一个文化行业于危机之中，也让全社会付出很大代价。这些本来寄生于腐败温床而生的公司突然倒闭，从长远看也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某些官员们坐下来冷静想一想，算算账，一场劳民伤财的奢华演出，到头来收获了什么呢？一地鸡毛加百姓一片抱怨声。由此看来，用奢华晚会搞政绩，显得是多么不靠谱，它助长的是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形象。做一个政府官员，为官一任，还是要切切实实造福一方。怎样造福？不是投机取巧图虚名，而是要扎扎实实做点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
当然，公款追星的退潮和“三公消费”的终结，最大受益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原来那些用来请明星大腕，搞大舞台、大制作的公用财政，现在可以省下来用在为民生的大众利益上了。有群众直言不讳地说，这些钱哪怕让老百姓打一眼水井，建一座沼气池，买一张孩子的课桌，也比用来给官员们请歌星拼政绩，比给明星们拿去吃豪宴买豪车比阔气要强一万倍。其实，公款追星退潮和奢华晚会终结，受冲击最大也最应该深刻反思的还是中国演艺界，是那些多年以来靠一首歌吃遍天下的明星大腕儿们，长久以来，在公款追星的背景下，他们一部分人靠少数官员的腐败走南闯北赚外快，早已不习惯文化创新了，早已不习惯真正为人民不计报酬的奉献演出了，他们习惯的是寄生于腐败温床的奢侈生活。当演出市场归于正常，当文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回归健康之路时，他们突然感到不太适应。因为在新的形势下，一切投机和懒惰，一切只为一己私利着想的艺术人生，注定是没有出息的人生，也注定不会赢得老百姓的尊重。怎么办？应该按照一个优秀文艺工作者的道德要求，调整心态，振奋精神，矫正方向，重归正途。话又说回来，中央出台的文化新政，对文艺工作者，其实更是一种机遇，那就是在新的形势下，怎样全身心地投身创作，怎样做一个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称职的文艺工作者，这是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文艺提出的新要求，一切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实际行动投身火热的生活，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去回报社会、回报时代。这既是文艺工作者的正道，也是新时期中国文艺的正道。
（原载2014年1月《国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