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38集军事题材电视连续剧《铁血红安》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路、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能够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还特别指出，一个优秀的作家，要能够用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精神，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这里，习主席所说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就是植根于中国土地的、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能反映中国人民审美追求的文艺作品中应该有的精神。就在习主席这个讲话发表不久，一部被誉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电视剧《铁血红安》，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了。这部作品一经播出，立即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被称为是一部可以与《亮剑》媲美的优秀军事题材作品。
记得多年以前，当《亮剑》播出以后，社会反响强烈，被称为军事题材电视剧的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从那以后，人们就一直期待着有更多这样给人提气壮骨的好作品。遗憾的是，由于受单纯收视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荧屏上就像习主席所说的那样，出现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甚至走上了神剧和戏说的错误方向。对此，社会多有批评。《铁血红安》这部作品的问世，满足了广大观众多年来对军事题材剧的审美期待，是近年来十分难得的一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风格独具的优秀之作。作品塑造的平民英雄刘铜锣等草根人物，必将成为我国电视艺术人物画廊里独具特色的新的形象。
《铁血红安》的故事发生在湖北红安，红安旧称黄安，解放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红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红安有太多的英雄，也有太多的故事。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每三个战士就有一个是红安人，每四个烈士就有一个是红安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两位国家主席和六位副总理来自红安，共和国的将军谱里有200多位都来自于这片英雄的土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十大军区中，有八大军区的司令员都是红安人。这批高级将领中，每个人都有载入史册的英雄故事，每个人都有比影视作品还好看的传奇人生，比如靠帆船打军舰解放了海南岛的“旋风司令”韩先楚，抗战年代“奇袭阳明堡”的战将陈锡联，朝鲜战场威震上甘岭的秦基伟，还有赫赫有名被称为“战将王疯子”的王近山，塔山狙击战中的“战术奇才”胡奇才，他们都是红安人，他们给红安人民增添了无尚荣光，也给今天《铁血红安》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红安有太多的名人伟人，红安的山山水水，都浸透着闻名天下的英雄故事。
但是，《铁血红安》的编剧一改革命历史题材剧为名人伟人立传的传统套路，作品把发生在红安的无数英雄传奇和感人故事浓缩加工，塑造了以刘铜锣为代表的几个草根出身的红安平民英雄人物形象，这不仅回避了因真实人物引出的历史事件写实与虚构等方面的是是非非，也把创作的视角真正地指向了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而在以往，由于同类题材的创作过度集中地对名人伟人的历史作用加以表现和渲染，在英雄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上有过一些误解。人民本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理应成为文艺作品表现的主体，但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似乎成了表现名人伟人个人传奇的专利，许多作品热衷于大人物大事件的简单再现，而对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却缺少关注和刻画，这无疑是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的一种失衡。《铁血红安》再现历史而又不拘泥于历史的某些事件，以虚构的人物来表现红安革命史，用概括的手法来塑造广义上的红安英雄，我认为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回归。
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曾经产生过200多个将军的红安县，兄弟几个甚至全家一齐上战场的故事并不少见，《铁血红安》以此为创作的线索，勾勒了刘铜锣、方杠子、戴慧平三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异姓兄弟的感人故事。这三个都是红安人的兄弟，少年一起读私塾，后来又一起斗军阀，除暴安良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少年时代便义结金兰。但是长大后，本为生死兄弟的三人却分别走上不同道路。参加了黄麻起义的刘铜锣、方杠子逐渐成为骁勇善战的红军年轻将领，而戴慧平最终成了国民党的军官。在鄂豫皖苏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三兄弟在战场上是生死对手，私底下却依然不忘兄弟旧情。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兄弟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属于国民党阵营的戴慧平最终去了台湾，而刘铜锣成为我军的一名中将。在这部作品中，两个女性方蕾和曹丽君是三兄弟青梅竹马的少年伙伴，她们与三兄弟之间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演绎了可歌可泣的爱情和友情，成为作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三角或多角恋爱故事的感人篇章。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如果要把《铁血红安》与《亮剑》作一个类比的话，我认为《铁血红安》最大的特色是塑造了成长转变中的人物。刘铜锣从少年、中年直到接近老年。而《亮剑》中的李云龙从一出场就基本是一个性格定型的人物形象。而刘铜锣出场是一个少年学童，而后惩恶扬善，做了老君山的山大王，从土匪头到红军战士再到我军的高级将领，这条线索基本代表了我军早期多数指挥员成长的轨迹。中国军队从建军初期，就是以农民为主体成分的军队，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艺术作品，能否讲好投身这支革命队伍的农民故事，不仅决定作品的真实性而且也是能否赢得观众的关键。《铁血红安》的成功，就在于作家把被动投身革命并进而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几个普通农民的故事写得生动感人。老作家朱苏进为了体验生活，曾经数次深入红安，对红安的革命历史有着深刻的体验。比如敲铜锣就是当年黄麻起义的冲锋号，起义胜利后当时有首民谣就广为流传：“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敲，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正是这样一个红色经典，给了作家以创作的灵感，成为刘铜锣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在剧中，打小就有狼崽之称的刘铜锣，天生就有反骨，他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成为土匪。后来虽因权宜之计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但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组织纪律让他难以接受约束，加入红军后又几进几出，甚至为了出口气，在招兵买马时与红军唱起了擂台戏。但是，这样一个草莽英雄，在党的教育和革命军队的感召下，一步步接受共产主义的真理，最终成为我军队伍里屡立奇功的战将，成为一个让敌人畏惧的英雄。他加入红军后又几进几出的过程，在作品中展现得十分细腻，这是一个从草寇英雄到自觉革命者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缺乏远大理想的平民山大王到具有崇高信仰的优秀红军将领的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的充分描写和展示，是这部作品至为鲜明的特色，也是它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不同之处。不论对编剧还是导演演员，它见的是思想的和艺术的功力。
《铁血红安》的成功，还在于作品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扮演刘铜锣的赵文卓，是以演功夫片扬名的功夫明星，曾扮演过不少英武邪性凶神恶煞的反派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如果仅凭一身功夫，同样可以成为看点，吸人眼球，足可以赚个可观的收视率，但看完作品我们发现，编导着力塑造的不是功夫明星刘铜锣，而是一个有灵魂的红军英雄。作品一开场，刘铜锣为了给父母报仇，曾手刃仇敌，而他自己又一直深陷于结义兄弟的纠葛里，匪首、红军、国军，曾并肩作战却因身份不同而展开较量，信仰与友谊的交织给作品极强的艺术张力。刘铜锣从被动走进革命队伍到成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坚定革命者，可以说线条清晰，层次分明。红军时期，他作为黄麻起义中第一个杀进黄安城的功臣，后来又动用红军唯一的一架飞机“列宁号”血战红安，再到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做坚决斗争，直至后来发明“水牛阵”突围渡江，人物的成长轨迹十分清晰。三兄弟的相互关系，是《铁血红安》故事的主线。从少年联手惩恶到成为对立的阵营，期间跌宕起伏。三兄弟再次联手，是在抗日的战场上，面对强敌入侵家园，他们再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从保卫家乡红安到奇袭日军机场，从击毙日军联队长到方蕾英勇牺牲，再到刘铜锣刀劈日军首领，兄弟三人在抗日的战火中经历了生死考验。到了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大阵营兵戎相见，三兄弟的情谊又一次受到考验，当时，刘铜锣所在的中原军区面对戴慧平大军压境，他以一曲精彩的“空城计”让国民党军队企图以30万对我军6万的“包饺子”阴谋化为泡影。此后，在辽沈、平津、渡江等大的战役中刘铜锣一路率部南下，在福建前线终于追上了既是朋友兄弟又是对手敌人的戴慧平，兄弟情、家国恨又一次迫使他做出选择，最终刘铜锣为救方杠子，义释了戴慧平，三兄弟之间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爱恨情仇的纠结，不仅贯穿于整个人物的成长史，也映照着我们走过的八九十年的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除此之外，与以往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铁血红安》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作方法，值得充分赞赏和肯定。作品多处写到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挫折，对我党历史上左的错误毫不回避，特别是黄麻起义后鄂豫皖根据地建设的关键时刻，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中央分局派来曾经留苏的新任副政委翟业兵调查处理独立师师长李坪山，这一左的错误给根据地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不仅造成了政委王汉江及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部队也被迫撤离黄安。值得一提的是，翟业兵在部队官兵的感召下，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最终认识到自己执行的是左的错误路线，重新回到红军官兵的队伍中。这样一些情节和故事的再现，给作品增加了凝重的历史感。它以具体而生动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在与错误思想的不断斗争中，我们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军队才不断走向成熟和壮大。我们的革命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时，它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只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成为指导革命胜利的真理。
《铁血红安》是一部有灵魂的作品，对当下的电视剧创作，我认为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益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小人物、小场面、小景观，同样能创作出有质量有内涵的好作品。这些年，一说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有人简单追求大投入、大制作、大景观、大人物，好像唯其如此，才能制造轰动效应，殊不知，投入再多，制作再大，一旦缺了灵魂，带来的也只能是短暂的炫目，缺少持久的影响力和感染力。《铁血红安》的人物无不是出身平民的草根，作品讲述的也都是战争年代的寻常故事，但是正是这些完全虚构的人物的故事，演绎了真正的人民情怀，作品中涌动的是民族的家国爱恨，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对当代的关照。它同时又告诉我们，文艺的创作方法纵然有千条百条，但最根本最关键的最牢靠的办法还是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这应该是《铁血红安》至为宝贵的经验。
（原载2015年3月2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