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代三部曲》的创作心得
不久以前，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由《中国作家》杂志刊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此，用时十二年、篇幅达一百五十万字的《时代三部曲》，全部和读者见面了。对我这个半路出家、文学资质中平的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不算太差的开端。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想这个史当然包括个体的人的成长史。因此，为了以利再战，总结一下前一阶段的创作得失，就成了必须。
我的《时代三部曲》包括《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此前，我写过近两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评论和报告文学，算是为写长篇小说作的准备。刚刚开始做文学梦的时候，我就认为：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近几个世纪，优秀的长篇小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某一个时期乃至文化总体水平的重要准绳之一；优秀的长篇小说基本上能体现出新的文化积淀的广度和厚度，甚至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时代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风向标；同时，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优秀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在描绘作家同时代的生活。今天，在学习过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精辟论述后，似乎还可以这样说：优秀的长篇小说可以成为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代表。现在，因为写了《北方城郭》，文学界的人知道了这世上有我这么一个做梦者，因为我写了《突出重围》，广大读者开始把我看成一个作家了。这让我感到有些欣慰。这种欣慰与所谓的成就感还关系不大，它只能证明我当初放弃计算机专业试着当作家不是一个太糟的选择。这么说并不是什么做秀，因为我有几个大学同学没像我一样转向，搞IT业，已经要迈进亿万富翁的行列了。去年同学聚会，很多同学举杯祝贺我转型成功，我竟默认了。这逼迫着我要追问一下我的所谓转型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的，必须找一找这个原因。思前想后，我认为：我这个学工的人，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能写出《突出重围》这样的长篇小说，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在学习怎样认识和描绘正在经历着的伟大的时代。用文学评论的说法是：我一直没有忽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这个关乎着文学生死的根本问题。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也就积累了一些有点条理的心得。现结合创作实践公布出来，求教于方家。
首先，作为一个长篇小说作家，必须具备认识你所描绘这个时代主体特征和主要精神的宏观的、理性的能力。我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所体现的精神，是健康的、向上的，充满活力的。我还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必将产生一大批优秀的甚至是杰出的长篇小说。把这个时代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加以考察，我发现它在社会的基本形态和人的精神面貌上，至少和中国的康雍乾盛世、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西欧、废除农奴制后的俄罗斯，有很多的可比性。众所周知，以上三个历史时期，中国、西欧和俄罗斯，都为后人留下了堪称伟大的文学遗产。相近的土壤，可以种出相同品种的庄稼。这种对时代的宏观把握，是我创作长篇小说的理性基础。
其次，才是如何认识和表现具体的生活的问题。
认识生活，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看生活，一是想生活，看生活是感性的，想生活是理性的，二者缺一不可。深入生活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要把它抽象成一个口号，或者具象成一种程式化的行动，对作家又是有害的。在当今时代，作家的生活来源，仅靠亲历是不够的。我把生活的来源分作三个，一是亲历的，二是目历的，三是心历的。这么讲有些抽象，可以结合我的创作把它具体化。《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主旨都是描绘我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动用的是我两个时段三个空间生活的积累，《北方城郭》动用的是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县城以下空间的生活积累，《突出重围》动用的是我十六岁以后在中国军营这个空间内的生活积累，《英雄时代》动用的是我十六岁以后在中国省城到京都这个空间的生活积累。再以《突出重围》为例把它细化。写《突出重围》的时候，我已有十八年军龄。但这十八年，我亲历的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军校学员，一个是我军普普通通的基层技术军官。如果我只重视亲历生活的积累，我无法写出现在的《突出重围》。在《突出重围》里，我能把笔伸向野战部队，伸向上至将军下到普通士兵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主要得力于我目历生活和心历生活的贮备。目历生活，我动用了长达十数年对各个阶层军人进行分类观察和研究；心历生活，我动用了一个有十八年军龄军人参与我军在新时期充满希望而又步履艰难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的全部心灵体验。当然，亲历的生活，在《突出重围》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如果我当年没有读计算机工程专业，如果后来我没有在一支科技含量很高的部队工作十多年，仅靠观察和研究，我很难在三十出头，写出《突出重围》这样的作品。认识生活，这三种来源缺一不可。正是靠着这种方法，我在《北方城郭》中，写了李金堂这样的官员，我在《英雄时代》中，写了陆承伟和王传志这样的企业家。
怎样描绘和表现已经认识到了的生活，也有正途和歧路之分。在这个关键处，处理不好，也会出现种龙种收跳蚤的悲剧。譬如，基于我对这个时代总体特征和主要精神的把握，我把《突出重围》定位于一部基于一个军人作家对国家民族忧患意识而为中国军队写的盛世危言。危言作为一种言论，前面的定语不同，效用就会是两样的。如果作家对时代走向的判断是末日的来临，这危言就会变成人类的索命符。我相信活生生的生活，具备多义性，作家表现占有生活时的立场或者是态度，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腐败这个东西如今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前进的重要的负面生活现象，每个作家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甚至是熟知这些生活。但最近几年，出现过多数人都叫好的《抉择》《大雪无痕》，也出现过遭禁的作品。原因就出在作家面对腐败的立场和态度上。作家面对腐败这一社会毒瘤，一般可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展示这些现象目的是为疗救。第二种态度是：仅仅是为了展示，有点自然主义之风，有点零度写作的姿态，腐败与作者的感情无关。第三种态度是：由腐败现象出发，进行作者的主观推演，得出社会已经无可救药的结论。这三种态度，应该说都可以写出腐败问题的佳构，但要看腐败发生在社会的哪一个时期。清末的谴责小说、政治黑幕小说，大量地写了社会不可救治的腐败现象，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都是希望清王朝快一点崩溃，实际上这个王朝也真的要崩溃了，于是这些作品也就活了下来。用清末作家的眼睛看今日的腐败现象，恐怕就有问题了。因为任何一个人，包括西方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前进时所遇到的问题，是自身肌体可以自我调节的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对于社会的负面生活，不存在可不可以写的问题，问题是应该怎么写。中国的政治、法律是还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距理想的状态相距很远，但是，它总要比曹雪芹生活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的政治和法律要宽松、开明得多吧？如果说比那些时代黑暗，那无疑是说谎。曹雪芹时代，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为何乱翻书”，是要掉脑袋的。《罪与罚》原稿中写了杀人犯和妓女在一起点着蜡烛读《圣经》的场景，检察官要求作者必须把它删去。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我的作品里，并没有回避负面生活。在《突出重围》里，我塑造了一个有着光荣的历史，后来在演习中搞战场腐败，最后自杀谢罪的副师长高军谊，暗示他的女儿在他死后当了三陪小姐的结局。这条线的描写，事后被认为是对现实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一次大胆的禁区突破。可是，在构思和写作中，我从未把这条线看成一种禁忌，这在军事题材的创作中，历来是一种禁忌，但因为我在这部作品中，是想让国人关注关注中国军队到底能不能打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军队的核心的本质的问题，主旨是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古老的中华民族要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伟大的复兴，就必须从各种各样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有了这个立意，写战场腐败，不但没让人觉得这支军队无望，而且增加了这部作品的厚度和丰富性。在《北方城郭》和《英雄时代》中，我也用同样的思路表现了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另一面。在怎样表现已认识到的负面生活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鲁迅先生对待阿Q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疗效阿Q麻木而病态的心。
怎样认识和描绘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当代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大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个课题的重视程度的高低，解决问题方法的多寡，决定着这个时代文学质量的轻重，决定着每个作家的生死。21世纪已经来临，它必将是比20世纪更加丰富、更加难以把握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物质形态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文化上和其他优秀文化的差异性，21世纪的中国文学肯定会出现一个辉煌的时期。应该说，立等可取已经为中国现在的青年作家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而机遇，从来都是对有备者的奖赏。二十年前，我放弃比尔·盖茨式的道路，进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对是错，已无探讨的必要。我现在想的是：既然在文学的小道上走到了今天，只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走下去，用长篇小说这种方式，回报军队，回报祖国，回报这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时代三部曲》作为我描绘这个伟大时代的阶段性收获，已经成为过去，我只能也必须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2001.4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