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三部曲》以一个整体付梓刊印、交由读者评判之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向伟大的巴尔扎克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十六年前的一个春夜里，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在大邑县梁坪山军营筒子楼的斗室里一口气读完巴尔扎克的《前言》后，开始滋生出一个大胆而狂妄的梦想：今生今世要做一个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当社会历史的书记员，写出几十部小说，塑造两三千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出色的人物形象，为民族留下一部秘史。那个青年就是年轻时的我。现在，我在北京西站附近凯瑞大酒店的房间里，为《时代三部曲》撰写前言，案头上摆放的唯一一本参考书正是《巴尔扎克全集》的第一卷。再次阅读这篇著名的前言，仍让我感到心跳加速、激动万分。稍作犹豫，还是把十六年前发生在我生命中的真实的事情，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尽管我深知留下这样的白纸黑字，是多么不合中国的国情，是为自己增加了千钧的重压，但我还是决定如实地披露这段事实。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一个男人是不能说谎的。确实，是巴尔扎克给了我一颗梦想的种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梦想是极有可能烟消云散的，正如巴尔扎克表述的那样：“它像一位笑容可掬但却虚无缥缈的仙女，一展她那处子的姣容，就振翅飞回了神奇的天国。”然而我却笨拙而又固执地认为它有可能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最终演变成海螺姑娘这样的传奇并最终成为我生命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也明白，我穷尽一生所创造的东西，最终根本无法望这些伟大作家建构的恢宏大厦之项背，但我想效法这样浪漫而健康的情怀，大抵算不上一件可笑的错误，因为我早就知道了幻想创造了人类美好未来这个道理。巴尔扎克产生《人间喜剧》构想的时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没有公开出版，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然也没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建构《人间喜剧》的念头，据他自己说只是来自对人类和动物界之间进行的一番比较。今天，我们拥有了他那时拥有的一切，又拥有了他那时根本无法想象的一切之后，难道连一个大一点的梦都不敢做么？原子弹、艾滋病和克隆术，不应该成为折断文学想象翅膀的力量，它们只能使我们的翅膀变得更加轻盈和坚韧。
我深知自己天分的不足，不敢把自己的未来完全押在巴尔扎克的独门绝技上，而是很快又为自己找到了另外两位老师，一位是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当然，我一直是这样一条古训的信徒：艺多不压身。同样，我还认为学艺一定要师从最有功夫的好师傅。我就这么怀揣着硕大无朋的胆子上路了。
很庆幸，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遇上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风尚，使我在受高等教育最佳的年龄段，选择了学习计算机专业。四年本科学习，我掌握了逻辑思维的一整套的方法，知道判断、分析、推理的重要。我首先在分析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这三位导师的区别时，发现了他们所处时代呈现出的共性：社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转型期。拿破仑帝国后的法国，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康雍乾盛世的中国，不都是蒸蒸日上的时代么？后来，我又发现李白、杜甫生活的中国，但丁生活的意大利，塞万提斯生活的西班牙，莎士比亚生活的英国，无一例外都处在上升的转型期。毫无疑问，这种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坚定了我继续做这个大梦的信心。因为通过比较，我认为我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与上面所说的时代，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向上的转型。按照三段论的推理法则，我很容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肯定也是一个可以出现伟大作家，可以创造出伟大作品的时代。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也听到过、看到过各种各样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的种种判断，但我一直坚信我自己这个结论的正确。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我一生的幸福和意义，押在这样一个结论上。我想如果我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的一切努力肯定会变得毫无价值，那么，我应该在四十岁时自觉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看来，我基本上是押对了，用不着在四十岁时因为年轻时选择的错误，饱受哈姆莱特命题的痛苦煎熬了。我想，面对今天这样的时代，作家的工作应该仔细研究偶然就足够了，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就是：“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
有必要简约地罗列几条我认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处在向上的转型期的理由。第一，中国人的普遍的心理素质，经过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长达几十年的改造，已经彻底摆脱了二等人群的自我认定，变得可以张扬一些了；第二，维持社会前进的基本秩序，正在由人治的随意约束转向制度的稳定约束，尽管这种变化因其改良的特质而显得缓慢，但也许中国正需要这种不停歇的改良；第三，千人一面、万人同声的僵死现实，正在土崩瓦解着，中国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了；第四，我们的文化，显然在经过上个世纪一头一尾进行的东西方文化汇流或碰撞中，得到了良性的滋养，并在逐步形成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第五，欲望不再只被看作洪水猛兽，在认识它的作用时，多数人变得中庸了……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一直十分庆幸自己在十五岁这个刚刚开始尝试思想之时，赶上了中国的伟大转型的开端，并和这个转型的过程一起，渐渐走向个人的成熟。我很珍视这种同步性，因为这种同步性，使我个人的生命体验很容易和社会的变动轨迹形成较为深层的对位关系，这种对位关系对于作家把握社会的本质实在太重要了。至少，它不会出现隔靴搔痒或者是大惊小怪。我甚至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在我八十岁时，用卢梭的方法为自己写一本自传体小说，或许也就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的心灵秘史。
我不否认我是一个固执而笨拙的人，有时候甚至要办一些刻舟求剑的傻事。但我认为对于艺术创造，这样的傻子可能会比变色龙们更有可能拥有未来。譬如，我一直认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是专门为描绘时代主角们的行状而发明的一种文学体裁。如果一部作品选择的描述对象是这个时代黄花鱼式的角色，那失败便是它无法更改的命运了。20世纪中国经典的文学形象，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20世纪头十年和20年代农民决定中国历史的走向，于是有了阿Q；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当了一段主角，于是有了吴荪甫；80年代又是农民决定中国的命运，于是有了陈奂生、高加林、赵柄；八九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又做了主角，于是就有了庄之蝶；90年代以后，时代的主角显然是官人和商人，于是就有了官场小说的勃兴。这当然不是经过严谨的分析推理得出的结论。我只想用这样一些事实证明一个规律的存在。我对文学和时代的对位关系喋喋不休，原因无外乎感受到了重视这种对位关系的同志特别的少，多少有点孤寂和落寞。
毋庸讳言，描绘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在流行的评判体系中，常常被粗暴地判定为二流货色。操这种手法的作家很多时候是获得不了现时的应有的尊重的。很少有人去想我们现在创造的远离现实的所谓纯粹的小说，如果把它放到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到底有多少独特的价值。也很少有人回头检索我们近二十年的文学，现在到底还留下了什么。那些当年被捧上了天的所谓远离现实的纯粹文学作品多半业已死亡的事实，被太多的人忽略了。这种现实常常让我感到痛心。长篇小说区别于史诗和大型戏剧的独特性，也不见有多少人提及。古今中外历史上留传下来的经典长篇小说，十有八九是同时代主流生活的记录这一最根本的特征，长时间被我们忽视了。《堂吉诃德》《红与黑》《高老头》《罪与罚》《白痴》《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源氏物语》《金瓶梅》和《红楼梦》，哪一部不是描绘作家同时代生活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尤利西斯》，这三部被称作现代主义经典的长篇小说，又有哪一部不是描绘当下正在进行的、未定型、未完成的生活的作品？难道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家，真的有能力创造出游离于文学传统之外的一段绝唱吗？对此我一向深表悲观。对于现实生活的冷漠，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缺乏热情，最终必将把中国的文学引向歧路，使我们错过创造出伟大的流芳百世的作品的良机。我深知我的这些言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确实丝毫也改变不了目前中国文学评判体系倾斜的现实。在这篇前言里留下这种声音，只是想为后人留下一些看清今日事实真相的些微证据。我一直认为，将来能代表中国文学创作最高水准的作品，绝大多数应该出在描绘作家同时代生活的作品中。今天，中国在西方世界仍被妖魔化着，描绘正在行进中的中国当下生活的作品，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什么关注。然而，绝对不能认为客观、忠实记录中国当代人心史的作品，都是命定的二三流货色。三十年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得到根本改观后，外国人想探究中国到底是怎么变成那种样子时，他们恐怕是再也不会研读今天我们为了逢迎他们目前的好奇心，为他们特别打造的作品的。
《时代三部曲》是基于以上的种种现实而创作的第一批作品。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这个三部曲，与传统意义上的三部曲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不依靠看得见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而是依靠它内部统一的精神品格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描绘的生活各不相同，时间和空间上也不存在同步性和同一性，书中的人物也没有相互交叉的活动。这只是它表面上呈现的形态。事实上，它们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同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我自己。如前所述，我是与这个时代一同前进的参与者与观察者，我的个人的观察和体验，与时代的本质部分存在着对位关系。在这三部作品中，我的目的是展示正在进行着的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特征。我的个人的带有时间延续性的生活和体验，是统一的和完整的。我的三十八年的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构成了《时代三部曲》的主要联系。十六岁前，我一直生活在《北方城郭》所描述的那个空间里，我作为在这个空间里生活的人群的一分子，十分熟悉这群人的生活。从十六岁到今天，我仍然和这个空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能够感受到这个空间几十年来的变化，具备表现这种变化的能力。十六岁后，我到了《英雄时代》和《突出重围》所描述的空间生活了，并且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在这二十几年里，我一直参与了这个空间演进的整个过程，也就取得了表现这个空间的人群生活的资格。可以这么说：我是通过描述三个不同空间的生活境况，表达我对这个时代的总体认识和评价。《北方城郭》写这个时代的郁闷，《突出重围》写这个时代的焦虑，《英雄时代》写这个时代的希冀。郁闷、焦虑和希冀，正是我对近二十年中国社会三个阶段的色泽上的定位。我企图达到这样的目的：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连续阅读，可以体察到时代的脉搏是如何跳动的。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三，是我追求的一种效果。
在这三部作品中，我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生活的不同层面。从社会职业上讲，我写了工农商学兵；从社会阶层上看，从社会职业上讲，我力求写出社会不同层面人的生活。我希望在这三部作品中，用对尽可能丰富的人的生活的描绘，完成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完整描画。譬如，这三部作品中写到的官员，军队谱系里，从列兵到上将，一个官阶都不遗漏；地方谱系里，从村民组长到副总理一级的官员，每个阶层都选择了一个代表。譬如，这三部作品涉及到的生活场景，有鸡鸣狗吠的乡间生活，有睡觉都必须睁开一只眼的紧张的官场生活，有真枪真刀的战时生活，有金融大亨挥金如土的商界生活，同时还有监狱罪犯的生活、小偷帮会的生活，甚至于还有下等妓女的生活。作品描述到的出场人物，有四百余个，分不同的谱系、不同的级别，全面展示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李金堂、陆承伟、欧阳洪梅、申玉豹、林苟生、顾双凤等人物的设置用来展示人性深处最为惊心动魄的风景；史天雄、方英达、朱海鹏、范英明等人物是为阐释理想、责任和荣誉构成的最为庄严的内容。就是一些小人物，譬如三妞、小三等人，也想让他们呈现出不可替代的特性。为了记录这个时代欲望的作用，作品中重点写了男人对权力和金钱的疯狂追逐，自然也涉及了由于欲望的放飞带来的腐败问题。对于情欲，本书也给予了体贴入微的关怀，李金堂和欧阳洪梅、陆承伟和顾双凤演绎的复杂故事，和发生在鸡公山监狱里同性恋的故事，毫无疑问都属于情感的绝响。
《时代三部曲》只是我的创作计划的一部分，是我梦想的文学大厦赖以存在的基石。它对于我所生活的时代，只在空间上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多少有那么一点跑马圈地的意味。聊以**的是，这块地圈得还不算小，也还不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处。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我是不是能在这块基石上建起一座坚实的文学大厦呢？我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成真。
2001.12.1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