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泛用主义时期，英美汉学界对中国文论原典的介绍寥寥无几，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仅大量原典被发掘出来，而且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评注与研究。此处所述的原典，首先是指处于显性状态的批评史或文论史著述，也包括与批评史相关的其他各种历史文本。这一类型的研究既是该期文论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收获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其中又以采取实证的方法为主。即便是在批评话语被不断提升为更一般化理论的趋势下，这类研究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研究活力。
1951年，修中诚、方志彤分别将陆机《文赋》翻译成英文出版。紧随其后，1953年，陈世骧重译与评说《文赋》的小册子问世[29]，正式揭开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原典译介与研究的序幕。其后，大小不一的各种文论著作与篇章被陆续译出，甚至成为密集性研究的参本。与之同时，也出现了几种影响较大的综合性辑录、翻译或分析批评史原典的选本，如黄兆杰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30]、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在叙事领域中，陆大伟（David L.Rolston）于1990年编著的《中国小说读法》 （How to Read Chinese Novel）[31]，系统地编译了古代小说批评的一些文本，并附以自己的评析。批评家个体的研究也是该期的一个重点，许多后期被看作未有经典性文论著述问世的文学家，如黄庭坚、元好问、何景明、袁宏道、袁枚、冯梦龙、金圣叹等人的批评思想，也均有针对性较强的研究专著出版。[32]以论文（博士论文）方式对某一批评家做专题研究的数量就相当之大了，而大量的批评思想研究又是与文学史个体研究融合在一起的。更有宽度的一些研究则涉及群体性的活动与思潮等，也是众多学术性论文讨论的对象。其中，已出版的专著有麦大维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包弼德（Peter K.Bol）对唐宋古文运动的研究等[33]，均为甚具功力之作。对批评文本中的术语研究，比较早的可见之于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hett）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探讨与倡导[34]。术语翻译既是文论研究中不可逾越的，同时也涉及许多难点，包括这些术语在中国文本语境中使用时常出现的随意性、多义性与感悟式表述，以及中英用语之间固有的不对应、中西文化之差异等。这些问题在后来也成为许多学者所讨论的重要话题，并往往紧扣对文论原典的理解展开。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综合起来看，以上的这些研究组合成了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知识系谱，极大地丰富了英美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的史实性认知。由于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有对此类研究的详细介述，在此暂不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