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英美国家对中国文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大约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一较长时段称为“分治期”，主要原因在于文论研究逐渐从前一时期的泛用主义模式，即目标上的实用性与学科上的泛化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言述分支。从英美的情况来看，这一相对独立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两次汉诗运动对“纯诗”的追求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英美学术体制中出现的学科分化趋势。将文学研究从大汉学的框架中 移出，也促成了文论研究的繁兴，使其成为一个可为学者们独立标榜的领域。与之相关，“中国文论”不再只是蛰伏在文学史/文学作品研究中的一个“观念式”的对象，而是以独立的形态闯入了学者的视野。学者因此知道了历史上固然地存在一个“批评史”（“文学理论”）的显性系脉，它与文学史之间长期以来就是以互动的方式呈现的，并且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话题予以关注的。尽管在初期，这种意识还比较模糊，但后来便愈益明晰，并与对“文学观念”等的研究一同汇入了此期文论史研究的壮大洪流。
另外一方面，专业化也体现出对一种“学术中立”理念的确认上。关于这点，尽管如一些学者所述，战后美国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学”的兴起，促成了中国研究全面地倒向国策化与实用化，但也存在另一方面的情况，即即便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包括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学术中立及追求对象客观性的理念也正在形成；而人文学科（汉学）研究的路径不仅与以国策化为取向的费正清开辟的研究路向有别，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一种尽可能地摆脱主观性判断的学理化出路。正是与这种趋势相一致，至少，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成了此期文学研究领域最为通行的主导性观念。科学主义包括真实性预设与方法论措用两个方面。从预设观念来看，学术研究首先被看作一种求真或“求取真理”的活动，并相信只要是按照严密的论证程序，历史的真实性是能够从幽暗之处浮升出来，并被把握于掌上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比之于第一时期的随意与疏阔，明显地更趋于规范与细密，在实证技巧与理论阐释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当然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还是有别于社会科学的，因此在大的科学主义模式之中，或者说是在下一个层次上，该期的所谓科学化特征又主要表现在文本分析手段的改进上。而实证主义、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等方法论模式在文学研究界的流行，也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在下文还会述及。
分治期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文论研究的繁盛，开创与建立了多套话题模式（研究类型），下面择其凸显者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