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上看，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尽管比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所指要广一些，但由于使用上的习惯，常常也多以后者指称前者，或两者替换使用，从更为抽象的角度入手的相关论述，可称为“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在汉学研究范围内，另一个相关的名称“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虽然也受到一些学者（尤其是历史学专家）的推荐，企图以示研究的客观性，但由于后期这方面的研究多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从而显示出明显的话语构建特征，因此仍可将之归至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的范畴中。[134]从西方学术，尤其是英美学术的总体走势来看，作为一种框架性的描述，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少发生过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因此尚不能将所谓的女性主义都限定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来确认。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影响甚大，以至于其在性别维度上的研究也常被视为文化研究三个主要向度之一，笼统地归入后者的话语体系之中。如此看来，至少，对英语世界汉学领域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定位有可能出现两种分类，即既可将之看作一种独立的研究，又可将之设置为广义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
这种新型的女性主义研究在汉学界的兴起，似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已在理念上渐趋成熟与相对定型。像后来对美英汉学界中国传统女性研究产生示范性影响的一些学者，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费侠莉（Charlotte Furth）、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白馥兰（Francesca Bray）、孙康宜等人的初期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陆续问世。毫无疑问，这批学者对中国传统女性群体的研究有各自关注的领域，涉及社会史、医学史、家庭史、风尚史、文学史、身体史等多个方面，并表现出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与之同时，虽然在一些认识上存在若干分歧，但是她们的研究又都传递出了一些相对一致的观念，呈示出向后知识批评转向的比较强烈的自觉意识。[135]大致而言，一是表现出对普遍性话语的不满，试图从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研究入手，提供一幅与西方女性世界有很大区别的多样化图幅，以证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二是在比较充分地兼顾对自然、经济与政治等复杂因素的考察的同时，将“文化”对性别与身体的建构作用置于观察与分析的核心。[136]她们也都采用了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所普遍使用的，带有话语因变量属性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来整合与操作自己的研究理路。[137]三是从研究的效果上看，将性别问题置于中国传统语境中，可以得出若干重要的结论：一是从宇宙论角度发现的男女同体，及与之承应的从社会论角度发现的男女伴侣模式[138]；二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非全然属于过去所认为的“受虐”的对象，而且也是具有某种主体的“能动性”（agency），或话语协商与微部抵抗能力的群体。[139]由于女性被看作既生活在男性话语所规定的秩序中，同时又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参与历史的建构，因此，通过凸显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构成作用（尤其是明清时期），也将改写一种由男性视角所完全主导的中国史的整体面貌。无论以上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否直接与文学表征有关，它们提出的这些基本理念均具标杆性的意义，并对此后性别史研究的展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偏向于从女性主义话语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并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高彦颐、魏爱莲（Ellen Widmer）、孙康宜、曼素恩、李惠仪（Wai-yee Li）、马克梦（Keith McMahon）等。随着一批新的成果的发表，及新的研究观念在相互切磋的管道之间的快速流动，一些组合性的运作也开始出现，并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中思想的聚合与扩散。1993年，以魏爱莲与孙康宜为首的学者，在耶鲁大学召开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妇女与文学研究会议”（Women and literature in Ming-Qing China Coference），会议的论文后在1997年结集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女性书写》（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40]正式出版。如果说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群面还比较广的话，那么在2006年于哈佛大学举办，由方秀洁（Grace S.Fang）、魏爱莲发起的题为“由现代视角看传统中国女性”（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Through a Modern Lens）的学术会议，则将视角集中在对闺秀文集的研究上，偏向于对文本的文化研究。
与之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注重对女性书写材料的搜集与编选，孙康宜还特意为此撰写了《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Ming-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1992）一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以明清女诗人为主的各种编集，其后又与苏源熙合编了《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141]一书。这些搜集与整理的范围逐年扩大，已相当周全，也包括了那些从“男性的凝视”出发进行记录与整理的女性素材。在后期则又出现了伊维德（Wilt Idema）与管佩达（Beata Grant）主编的有关女性书写的《彤管：中华帝国的书写女性》（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2004），收录范围超出了此前美国汉学界集中关注的女性诗词，而扩展至女性的散文作品、故事、书信、戏剧、弹词、宗教文献等多种材料，并提供了史传性解释与评注，试图借此展示更为多样化的女性生存与书写的面貌。[142]此外，近年为季家珍（Joan Judge）等主编的《超越楷模：重读中国女性传记》（Beyond Exemplar Tales：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143]，收录了曼素恩、贺萧（Gail Hershatter）等十几位美国汉学家对女性传记的发掘成果，包括对烈女贤媛、碑铭小说、史外遗本，口述历史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有特殊的意义。女性书写史料的大规模开发，不仅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帮助，而且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叙述谱系，对过去公认的所谓“经典”范畴提出了挑战，使得长期处于哑声状态的“边缘性”书写被重新纳入文学研究的中心。[144]
在这些史料的开掘中，大量与女性书写相关的文论得以浮现，并受到关注。例如，孙康宜与苏源熙合编的《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就包含“诗”与“批评”两大部分，批评部分又分疏出“女性批评家与诗人”的评论与“男性批评家与诗人”的评论，大约占140页的篇幅。[145]孙氏早期所撰《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一文也很注重相关的评论。在介绍各种女性结集时，几乎在每条之下，她均会不失时机地摘引出附于书中的序言、评注等，以此标示、印证选家的编辑理念。在介述《众香词》时，孙康宜引用了吴绮序言中用“女性特质”来解释词的文类特征的言说，认为这也是女性更偏爱于词作，及能够写出好词的主要原因。在介绍钟惺选辑的《名媛诗归》时，孙康宜不仅有意提示该书对每首诗都有短评，更指出钟惺所撰的序言当为明代男性学者对女性作品认识的最佳范例。当然，源于女性的诸种评论也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她们在序跋中所展示的大量引文及诠释无异为一种提升女性书写的‘自我铭刻’（self-inscription）”[146]。茂林·罗伯森（Maureen Robertson）所撰《变换主体：序言与诗中的性别与自我铭记》（Changing the Subject：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147]一文，即对这一主题做了深入的阐释。
与之相随，各种相关的文论概念也被重新提取出来并获得了阐述。其中，“情”的概念最为引人瞩目。高彦颐即在《闺墅师》一书中设有专节，讨论“情”在中晚明文论中形成的过程，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男性的带动下贯穿到女性文学批评中去的，也包括男女在感受与评述“情”的含义时出现的一些差异。作为一种具例，高氏详细论析了在对《牡丹亭》一剧的接受过程中，许多女性受众是如何饱含**地参与到对“情”的评说之中的。这不仅可以以《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这一记录文本为证，高彦颐还发现：“大量明清女性发表过对《牡丹亭》的评论”，并几乎不约而同地一致将“情”的价值置于首要的位置，而由此产生的文学阅读与批评实践，也促成了在实际情感生活中女性对平等与合作式的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148]孙康宜则积极地评价了钟惺对“清”这一传统文论范畴的阐述，认为钟惺明确地用“清”的范畴来概括女性诗歌的特点，可谓深契于女性与生俱来的性情特点。[149]而在另一篇论文《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中，孙康宜更对“清”的范畴做了文论史上的系统梳理，指出在钟惺那里，由于将对传统文论对“清”的解说转接到了对女性特质及其诗词的评价上，因此造成了一种意义的移位，可谓颇具只眼。[150]也有学者提出，只有将明清时期女性写作力量的获取放到传统儒家关于“文”的语境中去考量，才有可能理解受过教育的那些女性是在哪里重新定位自己的。[151]另如方秀洁等人，则提出有必要将晚明女性书写批评置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语境中加以识别，认为明中后期两个阶段（1550—1560和1620—1630）出现的女性诗歌选本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借助于对隐含其中的批评与编辑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与同时期的两大批评思潮，即前期的复古主义文论、后期的反复古主义文论（性灵派）均存在观念上的相应关系。由此可见，主导性文论思想及其转换均会显在或潜在地辐射到女性选集的编辑理念上。[152]很明显，以上所有这些论述的展开绝不等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论研究理路的重沓。如果没有女性主义的问题框架，不仅不可能出现对这一新的文论空间的开拓，同时也不可能出现对这些史料的富有新意的探索。
全面地回顾这一阶段性别研究的成果，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在女性书写的范围中，更多的研究还是集中在跨语域的领域，即在抹去创作与批评的界限（甚至于文学与文化的界限等）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是以女性主义的某一问题域或理论为出发点，重新寻求及组织探索的进路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学者们大量地取用了新近出现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资源，诸如权力与协商、文化资本与社会再生产、日常生活与消费娱乐、身份特征与文化建构、意识形态与表征模式、结构与能动性、话语策略与经典解构、公共空间与私性领域、阶级与性别等概念与理论话语，频繁与密集地将其织入关于女性文化文学分析的纹路中，以至于铸成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型。这也是一个颇富魅力的话题，许多学者均参与其中，并贡献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如取其大端来看，我们也能大致察知包含在这一研究中的一套写作策略与目标，及对固有的现代性话语，即那种将中国女性想当然地视为传统制度受害者的观念进行祛魅的强烈冲动。就后一点而言，尽管研究者之间仍存在某些意见上的分歧[153]，但无论是认为男女之间属于互补型、伙伴型关系，还是支配性结构中的差异性关系等，均赋予了传统女性某种积极的历史能动性，肯定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与文艺生活中所展露的丰富才性与智慧。而这点，也被学者们看作对普遍性西方话语模式的一种偏离，甚至抵制。或如孙康宜所说，这也是“中西文化研究的差异”[154]。如此而言，对中国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会比较全面地改变与提升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面貌，也会给西方的批评理论带来某些重要的启示。[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