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媒介诞生与普及之前，传统的文本传播方式主要是依赖纸本，或更早的简帛、金石刻本等介质进行的，至于落实到生产与接受等环节，又可具体分解为抄写（刻录）、出版（编辑与印刷等）、流通、阅读等活动单元。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因为主要采用的是带有某种封闭性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因此对其他诸环节的作用大体是忽略不计的。过去中外学界也有中国版本学、印刷术等的研究，并将之看作独立的学科分支。但是传统的版本学研究注重的是版本的样式、文字的准确性等书面要素，并未将之置于生产、流通及与社会互动的流程中加以考察。对中国印刷术的研究在英语国家汉学界也续有其人，比如早期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所撰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56]，就是第一部系统考察该领域的专著，在国际学界影响甚大。其后，专治中国印刷术并成就突出的有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等。钱氏不仅受邀为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技史》撰写了有关造纸与印刷术的一章，而且也出版了大量有关于此的著述。更后一些的杜希德（Denis Twichett，崔瑞德）等人的研究，则同样显示出在实证意识指导下的某种努力。[157]这些研究多倾向于将印刷史仅视为一种物质技术上的表现，而未将之置于更大的传播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量。[158]
从传播的角度介入中国各种传统文本、书籍、图版等制作与流传的研究，大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首先与媒介的进展、传播对当代社会生活及全球信息流通等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与之接应，随着新的传播理论的兴起，学界对各种文化与文本制品的认识开始改变。尽管从不同视角出发而展开的传播研究所选择的立足点与切入侧面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均会认同整体“循环”（circuit）系统对文本的影响这一看法，即文本不再被看作孤立的现象，而是在传播的循环系统中产生与构造其意义，或使意义发生某种移位，因此有必要从传播的过程重新考察认定文本及其意义的生成状况。鉴于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媒介视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不仅将循环论有力地纳入自己的研究系统[159]，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将“文化”与“社会”相结合的分析模式，并能够将对传播技术、图书贸易市场、大众消费、阅读反馈等的考察作为分析文化变迁的一个补充性或对话性视角，因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备受学界的青睐。而其也与20世纪70年代后在法国及美国等地相继出现的阅读史、书籍史、印刷史研究一起，共同推动着这一思潮的蔓延。[160]
就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受到传播理论与“文化转向”的启发，其关注点有了新的调整，所涉包括跨国文本的流通与对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播现象的研究。[161]以后者为例，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魏爱莲、贾晋珠（Lucille Chia）、周启荣（Kai-wing Chow）、苏珊·切尔尼雅克（Susan Cherniack）等人，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投身于中土文本与书籍的传播史研究。1996年，美国《明清研究》（Late Imperial China，又有其他称名）杂志设立的特刊“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收入了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贾晋珠、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启荣、白恺思（Chtherine M.Bell）撰写的6篇文章[162]，可看作北美汉学家引入新的视角，并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推动传播学研究的起锚之举。1998年，包筠雅牵头举办了一次以出版传播为主题的会议。许多与这一议题研究相关的学者都参与其内，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进展（稍有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直到2005年才正式面世）。[163]在此之后，各种精深的研究叠相生发，触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层面，以英语写作并陆续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贾晋珠的《印刷的利润：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11世纪至17世纪）》（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11th-17th Centuries］）[164]，周启荣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165]，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6]，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167]，英国学者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的《发现印刷术的女人》（The Wome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168]等。也有一些学者，如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季家珍等人，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近现代以来的书籍与报刊等传播介质的勘察[169]，马兰安（Anne Mclaren）、包筠雅等人对传播环节的后端，即阅读经验与“阅读大众”做了饶有意味的探索。[170]尽管这些研究相当注重实证方法的采用，考据功夫做得很细，由此而发掘出了大量曾被掩蔽的史实，但以这些学者所采用的叙述框架来看，已非所谓的客观研究能够涵括，而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较强的理论意识，即借助于文化研究及传播理论的一些新观念来重构史实，树立起阐释的新方向。这也多在作者为自己著作所撰的序言及一些相关论文中做过交代。
这种渐次展开的思路，当然会波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并进而影响文论阐释的方向。从文本传播的意义上看，一方面，鉴于“文学”概念在传统语境中的泛化状况，因此有时不易将之从各种混杂的文本或文类中区分出来；另一方面，文学的传播一直也是明清以来出版的大宗，并很深地介入到整个出版、印制与阅读等活动过程中。既然如此，上述的这些著作也多将文学传播的内容包含在内。当然，从现代的学科界义来看，也可做适当的分疏。由此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美英汉学中，在“文学”这一名义下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十分丰富的，并与整个思潮相一致，表现出了以新的理论视野梳理文学经验的取向。其中，高彦颐便是最早涉入这一话题的学者。在1994年出版的《闺墅师》中，她就在首章大篇幅地探讨了晚明以来出现的繁荣的出版业对构成“阅读大众”所起的作用及二者的互动关系，从而将女性读者与作者彼时的激增、“才女文化”及文学交际圈的构成，置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来考量，由此摆脱了传统的就文本分析文本的旧式。在此之后，将“文学”置于传播方式中予以探察的各种研究开始蔚兴，萨进德（Stuart H.Sargent）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手写、印刷技术等出发对宋词特征所做的探索即为一例。[171]魏爱莲也是较早关注文学与传播关系的学者，撰有大量这方面的论文，如《杭州和苏州的还读斋：17世纪出版活动研究》（The Huang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A Stud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Publishing）[172]。她的近著《红颜与书籍：中国19世纪妇女与小说》（The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从其擅长的女性主义研究入手，结合对几种小说（包括弹词）创作、接受、传播的分析，考察了17—19世纪女性作者与读者、印刷文化之间的关系。[173]儒莲奖获得者何谷理（Robert E.Hegel）撰有《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的阅读》（The 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174]，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构了清代小说文本的生产与阅读的意义。何谷理对小说插图的研究也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影响，柯律格（Craig Clunas）等人都曾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探索各类出版物中出现的图文现象与商业消费之间的关系等。[175]而上述周启荣的著作，虽然标题显示的是对一般出版状况的讨论，但这种状况事实上又被他界定为一种“文学的公共空间”（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社会”（literary societies）、“文学文化生产”（the production literary culture）的场域。[176]这种把握当然也是与当时相当泛化的文学观念对接的，而作者也正是在这一语义范畴下来讨论晚明时期日益扩张的商业出版、文学精英群体与帝国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关系的。另如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等人的研究，也涉及晚近以来的同类话题，即新兴媒介报纸、杂志、广告等对文学场域的重塑[177]，不一而足。
除了汉学家密集投视的明清时代，即为他们充分概念化了的所谓“中华帝国晚期”之外，唐宋及更早时代的文学传播特点，尤其是“前印刷时代”的“写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手抄本文化”）现象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其中，宇文所安的一些讨论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在他看来，在印刷术发明或普及之前，口传与抄写是记录下创作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无法判断“原本”的形态，因此异文与变体事实上便是文本的常貌，文本也因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实，而是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中的。[178]沿着这样的思路，不少学者对抄本现象做了深入的阐释与发掘，比如田晓菲（Tian Xiaofei）所撰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 Manuscript Culture：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179]、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所撰的《发于言，载于纸：唐代中国的诗歌制作与流播》（Manifest in Word，Writen on Paper：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180]等，均是近年问世的该方面研究的力作。它们借助具体的研究阐发了由手抄本文化引起的大量理论问题，从而对既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形成了不可回避的冲击。[181]
从以上绍述可以看到，汉学界对文学的理解被再次理论化了，即借助于传播理论，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理论所提供的新的视角，将“文学”置于更大的流通场域中，从而视之为由一条持续循环的活动链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提前地将文学文本假想为封闭的、不可变动的意义之源。随着这种视野的展开，也必然会涉及诸如文化工业、印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技术制度、社会身份、阶级分层、阅读大众、殖民旅行等一系列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概念。所有这些都与某种确定的“观念史”一起，被看作在文学的“制造”过程中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与作用。当然，这也将有别于一般性的理论阐释。汉学研究主要还是将这些理论融合在对史实的考察之中，将理论与史实安置于相互证明、相互生成的关系中的。
另一方面，大量的批评性或评述性话语史料也被重新调动出来，置于话题的演绎与论证过程中。这大致可以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新的传播话题下将某一确定的文论题材作为直接研究的对象。在近期的英语出版物中，王宇根（Wang Yugen）所撰《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Ten Thousand Scrolls：Reading and Writing in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182]大致可归入此类。该书围绕宋代印刷术对阅读与写作的影响，对黄庭坚的“诗法”论进行了新的探索。撰者以为，黄氏的诗学主张其实是基于印刷术导致的书籍的大量增长而提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围绕传播的主题所进行的研究虽然不是一个整体对应的文论对象，但却是将文论——在传统的语境中事实上更可称为各种“评论”性的语言——视为文化传播的一个相当核心的塑造功能来加以处理，周启荣所著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即属此类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周启荣在审视新一代文人的写作与出版的过程中，集中探索了作为晚明商业出版物的多样化“评注”（commentaries，主要是针对“四书集注”的）是如何对官方钦定的解释形成挑战的。他认为正是这些“副文本”（paratext）的大量生产，并成为科举考试中炙手可热的用书，改变了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向；进而，也由于职业批评家在晚明时期的兴起及参与到各种民间出版之中，尤其是通过撰写序言、评注、点评等，促使文学权威逐步从政治中心转移到由商业市场所构建的社会空间。周启荣由此认为，过去的文学史与批评史研究尽管都积极地讨论过明中期以后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如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唐宋派等，但同时又都忽视了这些流派与文学领袖在科举考试与商业出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新一轮的考察（有专门的列表说明），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从嘉靖到万历后），不仅批评家参与出版的频率在不断提高，而且不同的批评流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当时的大众出版趣味，并对科考的技术、风格与思想等的取向起到显在的引领作用。[183]
第三种情况是，在对文学传播的某一话题的研究中，评论性或批评性的史料多数是作为一种论证的依据被引述的。这些评述性话语源于各种诗话、序跋、题记、凡例（编辑体例说明）、文章、评注、批注（行间注和页下注）、评点、哲学著作，甚至于诗文与史著等。[184]这些做法在上引的汉学新著中是十分普遍的，以至于常与对文学史文本的考察一起，共同支撑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话题叙述。但是这些混成性的评论或批评话语的使用一般都不是现成获取的，而是由于新话题的出现，才使得大量非常见性的，甚至非标准化的批评性史料得以被重新发现，并围绕一个新的论述重心被拢聚在一起。另有一种情况虽然不一定必然与批评性史料密切相关（当然也会涉及），但也值得一提。这便是对隐藏在某类文本生产活动中的观念模式所进行的研究。这些观念模式也可称为“编辑方针”“编辑理念”等，是由各种批评意识组成的。既然如此，通过对这些编辑思想与策略等的剖析，便可揭示出蕴藉其中的特定时期与编者的批评观。[185]当然，如果从规范化的文论概念出发，这种研究所包含的理论取向相对要弱一些，如田晓菲的所撰《尘几录》。
总起来看，并借助以上这些描述，我们似乎又再一次遭遇同样的问题，即文论是怎样在当代的研究进程中被重新表达与塑形的。至少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文论”这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一代时尚的概念，在这一逐渐成型化的新研究模式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这与整个后学科、后理论试图消弭各种人为强化的界限的理路或趋势，也有所关联。
当然，目前对明清时期传播状况的研究也还是存在一些缺口，这是因为学者们更多地将目光投诸更为机制化的印刷与出版等环节。而事实上，除了那些整体性较强，同时也便于成书的文本（尤其是小说戏曲、科举指南、史学著作等）之外，许多在思想史、文学史、批评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篇章（如书信、赠序、志铭、题记、论文，以及许多诗歌等），在一开始仍是多以单篇与零散的手写方式出现的，故也常常在较小的规模中被传看。正如我们所知，大量的微文本（小型篇章）均是在撰者晚岁或去世之后才被结集并印刷成册的。这也可称之为“机制化之前的传播形态”。因此也需要相对顾及此类文本的传播特点，将它的流播落实到对更为具体的时地等要素的考察，不只是笼统地将印刷与出版文化视为“传播帝国”的唯一形式，以致忽视这一时期文化生产与循环的多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