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寻得20世纪《文赋》在美国流布的规律与阐释的特点。
其一，《文赋》的外传取决于美国这一接受国内在的文化需要。《文赋》之所以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驻足，与当时现代诗歌运动的价值取向有关。彼时，美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变革和动**。城市化运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将本来鲜活的人性异化为资本运行的附庸，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女权主义呼声日益高涨，反对越战和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亦此起彼伏。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主张“天人合一”“回归自然”“中庸之道”和“和平宁静”等观念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美国社会的关注，掀起了20世纪初翻译研究中国古典诗歌风潮后的第二次浪潮，“禅和道的思想已得到更加多样化的解释，而中国诗的语言方式，风格方式，继续成为美国诗人寻找自己声音的指路牌”[44]。正是基于这种内在文化动力，《文赋》译本在美国出现；而美国诗人则不断从中汲取灵感，借鉴《文赋》体现出的泯灭物我之界限的东方诗学运思模式。[45]
其二，广泛运用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开启了《文赋》研究的新思路。不同于法国学派注重文学影响事实的“影响研究”，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力倡以文本为中心，开展东西比较研究，不计实际影响之有无。对于《文赋》，陈世骧拈出20世纪美国文艺批评术语“gesture”来比较和阐明《文赋》中“姿”字的现代文艺思想意涵；而美国诗人、学者大多平行选择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为比较对象，并着力以《文赋》与《诗艺》为重点对中西诗学进行证同辨异。
20世纪80年代以降，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美国诗人对《文赋》的追捧热情有所冷却，但《文赋》的选译本、全译本仍不时出现，而汉学家以及比较文学学者对其的关注则一直延续至今。费维廉在为《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所撰写的关于“文学批评”的词条中，曾提到《文赋》，认为它是“关乎文学创作形上理论、创作技巧与创作心理的长篇大赋”[46]。进入21世纪，范佐伦在为《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The John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撰写的关于“中国理论与批评”的词条中，也称《文赋》“以所发明文学思想之深刻兼本身文辞之优美而著称”[47]。
可以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文赋》以其优美的文辞与深邃的思想征服了一代代的美国诗人与研究者，成为美国诗人向东方文化寻求灵感的艺术宝库，也成为美国学者研治中国文学思想时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