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方法开始被用于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美国华裔汉学家陈世骧、英国汉学家修中诚、比较文学学者迈纳（Earl R.Miner）和诺爱尔（Sister Mary Gregory Knoerle）等人，均探讨过陆机的文学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异同。
陈世骧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便已出版《文赋》的英译本。他本人对《文赋》也有独到之研究，曾拈出《文赋》“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一段中的“姿”字，引入中西比较视角，将之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gesture”两相比照，阐幽发微，揭示了“姿”所蕴含的文艺思想。陈氏以为，三国以来中国纯文艺批评开始有所建树，而《文赋》便是集初期之大成者。《文赋》在赋史上虽不是早期的作品，但以赋论文，却是最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作品。《文赋》之用词极为精练，经过精心选择，以表现深远的文学见解。但是由于赋体表达的“敷采摛文”，形式往往遮蔽了其中的精湛思想，但借助于西方现代批评术语“gesture”却可以对“姿态”之意涵有新的发现。
“gesture”是20世纪美国文艺批评的一个新概念。培基特（Sir Richard Paget）运用生物学和人类学视角，发现语言的来源即姿态，待语言生成之后，又必然仍会带有姿态的样式。[33]培氏此说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阐释有某种暗示，如布莱克谟（R.P.Blackmur）便据此而提出：当文字的语言在表述上存在不足时，我们就会求助于姿态的语言；当施用文字的语言能成功地表述时，则在其文字之中就会形成某种姿态。也就是说，“语言之来源，始于全肢体为示意而做成之姿态；至语言构成而独立后，犹在本质上常含姿态性”[34]。诚中形外，内心情意一动，表现出来便自然成“姿”。原始人的情意与姿态，自然发生，密合无间，是内容和形式的谐和统一，而现代文艺所追求的标准之一也是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成功的艺术，无论工具如何不同，每一表现的部分，即使极细微处也要和基本的情意适应无间，合起来成为有机的形式，契合于有生命实感的内容，才成为一气贯之的艺术姿态。在陈氏看来，具体至艺术上，舞蹈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雕塑与绘画中，最富情意的姿态，即最生动的一刹那之永久的凝成。至于诗歌，尤其是音乐等时间艺术，虽说只是凭想象或听觉器官感受其效果，但最令人感动处却在于字音意念结合成最生动的姿态，或纯由乐音排比组织，感动人的全身以及内心最灵敏的部分所引起的心灵姿态。
陈氏以为，“gesture”作为美国文艺批评的一个关键词，乃由于它有现代科学的基础，并依据多种艺术理论与实际观察，故而可以取精用弘，用以阐明文艺中诸多基本原理。而陆机所拈出之“姿”字，由于词意融而未明，加之赋体的命运，其含义往往被忽略或抹杀。然而在西方文艺批评术语“gesture”的烛照下，便可发现，二者不仅在字面上可以互译，涵指也相吻合。“gesture”是动状，是意义的化身。一件成功的作品是姿态在最富意义时完成的，是其在最富意义时把握住的活动。而《文赋》中的“姿”字，“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多姿”与“屡迁”相对互彰，其所指也绝不仅是外表形貌，乃是动状。而后面又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陈氏认为这又表明了“姿”与“意”的关系。由此，陈氏归结说，“姿”是动状也是“意”，与以上所谓“gesture之为动状乃意义之化身”，正好契合。[35]陈氏进而通过对“姿”字意涵的历史性考察，发现“姿”在汉代直至后来也经常只是泛指形貌，而陆机借人体情状意态之天然活动，以状文章情意生动之美为“多姿”，可以说是创举。
陈氏以为，陆机所拈出之“姿”在意涵上与“gesture”相通，亦可应用于其他艺术门类。陈氏推测说，陆机在用“姿”字时，意识中或者下意识中也许想象到其他艺术。“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下面紧接着便是“暨声音之逮代，若五色之相宣”，可见至少是涉及音乐和绘画了。但这很容易被视作赋中连类引譬的修辞，加之《文赋》中并未扩展阐发，故被人忽视了。而实际上，“姿”字的应用也常连及其他艺术。[36]陈氏举隅说，应用于舞蹈者，如阮籍《咏怀诗》中的“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岑参的“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而早在傅毅《舞赋》中便有“即相看而绵视，亦含姿而俱立”；形容音乐者，如嵇康《琴赋》全文多以姿态形状音乐，有“既丰瞻以多姿”；用至绘画上的，如楼钥《谢叶处士写照》中的“人言姿态与真同，如照止水窥铜镜”；用于书法，如韩愈《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宋人将“姿媚”作为品评书法的惯用语。
陈世骧说：“中国文艺理论，虽向缺系统的发展，少见巨帙的著作，但古籍中不少凝练的事实观察，与一言片语的精到见解。”[37]例如，《文赋》中的“姿”字，由于没有明切解释，用久便滥，失掉意义反而以为无意义了。而陈氏将“姿”与西方之“gesture”加以对照，在中外相沟通的大视野中加以审视，使之容括更深的文论内涵和更多的文艺事象，从而建立起既有较强实践性而又不失理论品格的新型话语。
修中诚于1951年出版的《文赋》译本，副标题为“翻译与比较研究”（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由此可见作者试图于中西比较视野中探讨《文赋》。在他看来，陆机提供的“相同的问题楔子是可以嵌入西方文学观念的缺口中的”[38]。援用比较视野，修中诚探究了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文赋》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当代的艾略特、赫伯特·里德等人的论述进行比较。其二，则是总论性的，如如何理解“理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
美国学者迈纳与诺爱尔则注意到了陆机与另一位西方文论家贺拉斯文艺思想之间的异同。迈纳指出，远在贺拉斯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将道德的或教谕的情感论引进了严肃的文学诠释学之中，包括作为“文”之一 部分的种种历史著作。而且，这种教谕主义渗进了中国人的哲学和科学原则之中，尤其是作为天道与圣人之道的“道”。陆机与贺拉斯相应，他的《文赋》是值得讨论的。“文”这个词与英文的“literature”或德文的“dichtung”最为相近，“赋”是散文式的韵文或韵文式的散文。刘若愚提供了许多英语译名作为参比，最后决定用“exposition”，因而陆机赋篇的题目也就被译成了“Exposition on Literature”，说明文学与最崇高的哲学思想能够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具有道德与科学的基础。同贺拉斯一样，陆机的作品也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教谕主义。[39]
美国圣玛丽森林学院诺爱尔的《陆机的诗歌理论及与贺拉斯〈诗艺〉之简要比较》（The Poetic Theory of Lu Chi，with a Brief Comparison with Horace’s ‘Ars Poetica’），对陆机与贺拉斯的诗学思想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比较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以创构抽象命题为标的之系统诗学，而旨在叙述灵感的流动过程，判明诗歌的好坏。《文赋》便是此种描述性、直觉型方法的集中体现，而贺拉斯的《诗艺》（On the Art of Poetry）可作为西方诗学的代表。诺爱尔比较了陆机与贺拉斯关于诗歌本体、来源与功能的相关论述。她说，古希腊、古罗马文学批评传统经由对现象的科学分析而归纳规律，而中国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与散漫性的，是直觉的而非概念性的，重在描述一首诗歌的形式之美，揭橥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意味，而不是探寻某种普适性的诗学原理，或试图建构理论体系。中国文学批评方式深受儒家人文主义影响，认为诗歌虽受非人力所控的某种神秘力量的启发，但终究还是受制于智性，其存在的缘由在于社会性与道德性，而非宗教性与神秘主义。
上述这些特征均体现于《文赋》中。“陆机并未制定一系列的美学原理，并以之裁量中国文学，而仅仅是依据文学作品外在特点加以分类；他不是在解析诗歌创作过程，而是描述这一过程；他没有具体说明使之成为好诗或坏诗的标准，并加以解释，只是枚举实例，以为这样即可解释清楚。”[40]而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运用的是古希腊系统诗学的原理，并以之为标准来评价诗歌与诗人。“他指出好诗的原则在于对生活的真实性批评，并以准确的判断力为源泉，进而以此为基点，延伸出其他从属性原则。”[41]
尽管中西批评传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陆机与贺拉斯均试图解析对于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三个要素，即艺术冲动、理性与文学技巧，及与诗歌相关的两个关键因素——美与实用。对于陆机来说，艺术冲动或者说创作天赋与理性是同等重要的，而文学技巧则处于次要地位。陆机颇费心力地描述艺术冲动的显现过程，这一过程是诗人自身所无法控制的，只能虚静以待。此外，陆机还谈到诗人在面对灵感时所起的积极主导作用，诗人此时完全能够控制与安排所写材料。进而，诗人调动艺术技巧，运用理智组织意象与观念。而对于贺拉斯来说，艺术冲动是预先假定的，对之所言甚少。“与陆机相比，贺拉斯对创作冲动未做过多强调。认为诗人的理智和艺术技巧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创作冲动则次之。”[42]他曾说：“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故贺拉斯尤为强调理智是写作成功的主要源泉。
贺拉斯与陆机所强调的方面的不同，说明贺拉斯是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写作，试图以理性的话语解释现象，而陆机却仅满足于描述。陆机所言的禀赋是无法说明的某种特质，故而不可能进行系统化分析，纳入贺拉斯文学批评的概念框架中。由此可知，贺拉斯仅仅是指出其存在性，而不是试图进行批评分析，陆机则无意于贺拉斯式的解析，故而可以详尽地描述灵感。至于有关诗歌的功能，陆机与贺拉斯的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均强调诗歌的社会、道德与政治功用，认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和谐才能产生美。此外，二人对文学创作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如模仿古典，力避华而不实的文风，追求简洁和连贯性，细心润色与打磨等。陆机与贺拉斯的“诗心”是相通的，并据此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沿着不同的路向展开。[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