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在《〈文心雕龙〉中的对偶美学》（The Bones of Parallel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中，通过对《文心雕龙》中《丽辞篇》的细读，提出了“骈文美学”的观念，认为这不仅是刘勰的写作要素，也是控制意义生成的观念原则。“骈文美学”出现的原因，一是中国语言的结构非常有助于形成相同字数的排比；二是中国文化中阴阳相对而又互补的宇宙观。[76]刘勰采用历时与共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说方式来解释“骈文美学”，追溯其自古代以来的谱系，将它描述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哈佛大学的李惠仪在《在“文心”与“雕龙”之间：〈文心雕龙〉中的秩序与浓艳》（Between “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Dragons”：Order and Excess in Wenxin diaolong）中，关注的是刘勰关于“文”的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文’一方面体现了某种内在秩序，另一方面因其浓艳之美而削弱了《文心雕龙》所欲建构的秩序。”[77]从前者出发，如在《通变篇》中，刘勰高度评价汉代及汉以前的作品，严厉批评汉之后的浮华之作。但从后来看，如在《时序篇》中，刘勰又毫不犹豫地将对儒家经典的崇拜放在一边，大肆赞美刘宋时期浓丽美艳的作品。李惠仪说，刘勰对于“文”的这一矛盾认识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观念范式，我们不仅能看到刘勰两种冲突的文学史观，而且可以发现其思想的诸多摇摆不定之处。例如，论及文学风格时，他一会儿强调自然秩序，一会儿又推崇浓艳美丽；在讨论创作过程时，在灵感与技巧之间，讨论文学起源时，在自然与人力之间，也都存在这种情况。
对于刘勰的修辞理论，宇文所安也看到了《文心雕龙》所呈现的充满矛盾的修辞架构。宇文所安将刘勰采用的骈文话语程序命名为“话语机器”，将公认的判断与常理命名为“刘勰”。[78]这样，整部《文心雕龙》就不再是一个思想家在解释他的思想，而是“话语机器”与“刘勰”之间的一场逻辑论证。前者遵循骈文的规则会产生有悖常理的观点，后者则不断地修正之。这种情况存在于《文心雕龙》的各个层面，从使用的句子一直到各篇章的具体叙述。以《通变篇》为例。“变”在《易经》中原指向好的方向发展、变化，但是一旦移入文学史考察中，就与广泛认同的观点——文学自古以降渐呈衰势的观点——相矛盾了。“变”作为离经叛道的这层贬义凸显出来，从而将该章引向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宇文所安在此说明《文心雕龙》不是一个承载刘勰思想的容器，而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话语程序与思想观念之间展开“争夺对文本的控制权”[79]，产生了一系列不协和的观念与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叶嘉莹也注意到刘勰在行文方面由于对文字之美过分偏爱，以至于妨碍了说理的明确。叶氏的解释与宇文所安的上述观点可谓彼此呼应。叶氏说：“中国语文的特征乃是独体单音而且疏于文法，因此在组织排列方面虽适于做声律对偶的唯美安排，而却并不适于做曲折详尽的说理。”[80]尤其因为刘勰正生活在唯美主义盛行的齐梁之际，因此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美丽的对偶字句，有时不免为了在文字方面表现对偶整齐之美而对原来的意思有所剪裁。由此，叶嘉莹批评说，创作可以以求“美”为目的，但是批评则应当以求“真”为目的。